法治中国建设路径选择的几点思考

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作为该次会议的主题主线，充分彰显出在现阶段法治对于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具有全局性和关键性的战略意义。本文试从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分别对法治中国建设的路径进行探究，以期对我们法治建设有所裨益。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培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全社会树立法治观念、增强法治意识,尤其要加强对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培养。全面依法治国视 域下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培养,可以从国家政策层面、社会舆论层面、学校教育层面、家庭教育层面、个人思想层面等五个方面来 着手,塑造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法律意识观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概念的几个问题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其要义是以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理念为导引,以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为主干,以依法办事和自觉守法为基础,以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秩序为目标的法治文明状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不仅要重视国家和制度层面的强制主导作用,也要重视社会和民间层面的基础配合作用。在我国语境下,"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一词,实质上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进程中,我们所要弘扬的"法治精神"是社会主义的法治精神。     

中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的法治分析

首先从理论层面对法治同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关系进行了阐述，认为法治产生和发展的根基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必将引起现有的法律制度及法治观念的变革，即需要法治秩序的变革。其次从实践层面考察分析得出，合作的现实中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法治环境的不足最为突出，对法制变革的诉求最为强烈。     

法治政府的契约理论逻辑

法治是现代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理性选择,它主要通过政府与市场、社会的法律关系框架而展开。契约作为一种理念,在横向层面内含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自由、平等、互惠的价值诉求,在纵向层面也蕴含着政府履行职能、提供公共服务所应有的诚信与责任、秩序和效率的政府人格和施政理念。作为一种方法论,为横向和纵向契约理念结合的法治政府提供了应然性的法治逻辑与和谐社会的实践归宿。     

高职大学生法治精神培育探析

大学生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继承者、建设者和捍卫者。充分认识高职大学生法治精神培育的重要作用,从理论层面准确定位其培养目标,认真分析其存在的问题,从实践层面探索高职大学生法治精神培育的有效措施,有利于大学法治精神的培养。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国际视野——以中国气候变化治理为例

文献综述及现状梳理表明现有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理论及实践尚未具备国际视野。一方面基于国际法治的特殊性,国内层面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无法在国际层面自动适用;另一方面出于在国际层面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现实需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具有拓展其国际视野的必要性。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拓展国际视野的前提是完善反映国际国内法治连结事项的国内法治;方法是针对国际法治的特殊性作出强调主动参与、形式法治及道德责任的调整;目标是在国际社会中标识中国立场。     

论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向——从乡规民约到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

通过乡规民约的治理和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的治理是两种不同的乡村治理方式。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是对法治内涵的全新的阐释,是对法治的一个深层的思考。这种新的乡村治理方式,符合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并且更贴近人们的生活。文章从探讨乡规民约的困境入手,提出了乡村治理应从通过乡规民约的治理向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治理转变,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推进乡村治理方式转向的途径。     

法治视野下行政体制改革探索

法治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既具有普适性，又具有地方性。对源自西方的法治概念作中国情势解读，它在组成形态上包含私法之治、私法的公法之治、公法之治三部分。法治视野下的行政体制改革的使命，实质上就是要在行政领域实现行政法治；作为互动的另一面，行政体制改革应当从观念变革和法律制度完善两个方面对法治作出回应。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大学生法治教育研究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加强大学生的法治教育成为当务之急。当前高校大学生法治教育存在课程设置上重视不够、教育从业者法治素养偏低和大学生法治意识薄弱等问题。要提高大学生法治教育实效,在课程设计方面将法治教育嵌入思想政治、创新创业和就业实践课程中,以普及法治常识推动法治意识生成;在校园文化营造方面推进学生事务管理的法治化和校园法律服务的专业化,促成大学生法治信仰的增进,从而全面提升高校大学生法治教育水平。     

论高校辅导员法治思维的养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多次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具备法治思维是辅导员依法开展学生工作的前提，是推进学生工作法治化、化解学生工作矛盾的有力武器。本文从辅导员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管理观念、管理规范三个方面探讨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具备法治思维的现实意义，并从尚法，学法，用法三个方面论述了高校辅导员法治思维养成的路径。     

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以南京高校为例

高校法治文化建设是我国整个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其建设的好坏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实现与否。南京高校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去整合自己的文化资源,从观念、制度、组织和行为等不同层面来探寻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以推动南京高校法治文化又好又快发展。     

依法治国精义浅析

法治的精义在于：1．法的至上地位，即法的普遍之治；2法的民主质素，即法的善德之治。因而法治不只是手段，更是目的本身；法治的强调不只在法的实施层面，更在立法层面。     

数字经济的地方法治试验: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

数字经济的异军突起,给作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重要依托的法治秩序带来了挑战,也产生了全新的法治需求。面对新出现的“治理赤字”,如何提供优质的“法治产品”,构建有助于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的法治秩序,成为当务之急。但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高度依赖科技创新,处于不断创新、发展与变化之中,具有创新性、跨界性、虚拟性以及平台性等典型特征,由中央层面进行统一的法治供给面临诸多现实困难,也无法有效激活地方数字经济创新与发展的动力。为此,中央通过《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选择在部分地方进行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与治理的试验,鼓励试验区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和地方性法规探索。此背景下,数字经济领域的法治建设,除了由中央统一推动诸如《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基础性法律制度的供给外,地方政府以法治试验的方式接入部分法治供给在理论层面何以可能,在实践层面是否具有现实基础、面临那些挑战以及如何克服,便成为不得不重视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借助逻辑推理和实证分析方法,对数字经济领域地方法治试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地方法治试验,是一种有效回应数字经济法治需求的经验性治理方式。其...     

基督教伦理与西方社会法治规则

崇尚法治的西方社会与其以基督教为主导的社会伦理道德是否存在根本的冲突？其冲突是如何得以缓解的呢？本文对此展开了探讨。首先对法治和基督教伦理的内涵作了阐述，然后从理论层面探讨了二者在西方社会达到共存且相辅相成和谐发展的原因和表现，进而简单分析了我国法治发展进程中宗教文化所起的影响和作用。     

刍议我国法治文明的文化创新

近年来,社会管理创新对法治文明的文化创新提出了新要求。文章从法治文明的含义入手,认为法治文明的核心是保障公民权利;提出进行法治文明的文化创新之必要性在于,社会管理创新势在必行,必须设计出符合市场化、民主化进程的新社会管理体制,在法律层面就是要求实现法治,法治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需要在文化层面进行改良、吸收与借鉴;并从法律宣传、主体意识、幸福指数等方面提出了文化创新的基本思路。     

法治视野下的医学生廉洁教育

医学生廉洁教育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也是改进医疗行风建设的重要途径和实现医患关系和谐的客观需要。应当紧密围绕廉洁行医的教育目标,从法律知识、法律意识和法律行为3个层面对医学生开展廉洁法治教育,主张从加强医学生廉洁教育、综合运用多种教育方法、加强校园廉洁文化建设等多途径以探索医学生的廉洁教育。     

论实验主义法治——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一种方法论进路

实验主义治理思想是当前新兴的治理理论,具有若干突出优势,对当前中国法治实践和理论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倡导实践、实证、实验的研究方法,提出实验主义法治新构想,即从实验主义治理理论出发,重新理解中国法治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提供新思路。中国现代治理实践中已存在实验主义倾向,当前地方治理自主性不断增长,使得中国具备构建实验主义法治模式的条件。实验主义法治以实践为核心,从目的、结构和方法三个层面重新审视中国法治实践。在目的上,以框架性目标取代理论独断;结构上,以网状结构突破层级体制;方法上,强调法治评估在实验主义框架中的核心位置,并促使其从绩效考核向路径实验转型。     

论法治与德治的内在统一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如鸟之两翼 ,车之两轮 ,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从人性论出发 ,法治在于止恶 ,德治在于扬善 ;从经济方面说 ,法治导致自由 ,德治导致秩序 ;从民众角度讲 ,法治 (民治 )激发社会活力 ,德治 (教民 )引导人们思想。深度思考法治与德治怎样达到内在统一和从哪些层面实现统一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地名失范的管理偏误与法治矫正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地名命名、更名失范现象频出。究其原因，利益驱动是根本，文化冲击是基础，法治不彰是关键。地名管理存在“粗放式”和“运动式”的偏误，其根源在于理念层面低估了地名问题的复杂性、路径层面轻视了“三治融合”的必要性、方法层面忽略了“分类治理”的科学性。地名管理需要以法治为依托来矫正其偏误，首先要树立法治思维实现协同治理，其次要运用法治方式推进“三治融合”,再次要区分不同情形依法分类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