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代的金银矿业政策

在明代,金银矿业实被皇室垄断,直接服务于皇室财政。政府对金银矿业的政策缺乏一致性和连贯性,处于时开时闭,摇摆不定的状态。传统道德的约束与皇室财政的状况,皇帝、宦官和中央及地方官员之间力量的消长,是导致明代金银矿业政策呈现出摇摆状态的内在原因。禁私政策则以正统朝为界,经历了一个由宽到严,再由严到宽的演变过程。     

论清代徽州官府对“一田两主”习惯的禁革——以官府“告示”为中心

"一田两主"是明清时期全国性的地权习惯。清康熙年间,徽州官府对田皮习惯延续明代"任依私契,官不为理"的默认态度。自雍正朝开始,各地官府倾向于禁革或限制田皮习惯。从徽州府及所属歙县、休宁县发布的"告示"来看,各地对"一田两主"的限制程度和禁革措施不尽相同。地方官主要从"清田业""杜讼端"等有利于行政职责完成或升迁考核的角度,对田皮习惯进行禁革,习惯的合理性和客观性不是其关注的重点。田皮习惯是经过反复实践形成的具有实效性的地权规则,很难凭借公权力强行禁革。以官府和官员利益为核心的地方性立法,与民间习惯呈现出二元张力。     

论明代宦官专权的文化程度因素

本文从文化程度的因素对明代宦官专权进行分析,指出明代宦官的文化程度高对宦官专权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是明代宦官专权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科举制度使官员的思想受到禁锢,死板化,而宦官通过一些途径知识化,思想灵活,且奸诈,使宦官与内阁争权时,有了知识储备,可以相抗衡,甚至压过内阁。     

唐宋申锡冤案研究

唐文宗统治期间,发生过三次翦除宦官的斗争.大和五年文宗与宋申锡密谋除阉惨败,是其中的一次.由于王璠向王守澄告密,守澄、郑注反咬申锡一口,文宗屈服,造成所谓宋申锡勾结漳王谋反的冤案.这一事件,史书中记载简略,还有疑窦.但通过详征博引,旁搜远绍,并采用诗文小说与史书互证的方法,将使这次除阉斗争前前后后的真相得以复现.     

论朱元璋的驭阉政策及其失误原因

明朝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其中尤以宦官专权乱政最为显著。本文试图通过洪武时期朱元璋驭阉政策的失误说明,宦官专权不是封建专制的必然产物,而是以高度集中的皇权旁落为条件的。朱元璋驭阉政策的失误是由于他所设立的宦官机构缺乏有效的内外相互监督机制和他过度迷信个人权威造成的。     

明代东厂新证三说

督东厂官校缉事,是明代宦官掌握的一项重要权力.一般认为,宦官刺事始于永乐朝.事实上,太祖朱元璋已开始用宦官刺察外事.成祖朱棣夺位后,营建北京,始正式建立东厂.正统以前,东厂"行事权"尚有限.景泰帝代位后,大大强化了这一权力.而复辟的天顺朝,却是锦衣卫权势大张的时期.成化初年,再命内臣领校尉缉事,东厂始为定制.     

明永乐朝军功宦官刘氏兄弟史事考述

女真宦官刘通、刘顺兄弟自幼入燕府,在明成祖发动的"靖难"之役与之后迭次北征蒙古的战役中,皆效力阵前,颇有功勋,累获晋升与优遇。以二人墓志史料为主要依据,追述其个人生命轨迹,不仅可以深化对宦官在明初靖难起兵中全面参与作用的研究,也反映了明代宦官的婚姻、家庭等生活史的内容,为我们展示了一副更为真实的永乐朝少数民族军功宦官的历史形象。     

明代尚宝司、尚宝监与宦官专权

宝玺成为国家和皇权象征之重器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历代皇帝对宝玺的掌管和使用都十分重视,并建立起一套严格的制度。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明代初期,为防止御宝使用过程中的舞弊现象,曾于外朝政府机构中设尚宝司,掌管御宝使用中的一切事务并参与许多重大活动。其品秩虽低,但至关重要。而在内廷宦官机构中则设尚宝监,作为勾通尚宝司与皇帝、尚宝司与尚宝女官的桥梁,并监视尚宝司的用宝。同时,专设尚宝女官掌管宝玺。这种内外相互监督的御宝保管和使用制度,曾经有效地保证了御宝使用的权威性。但随着宦官势力不断增强,最终使宦官控制了尚宝司,使其成为专权的工具。本文试对明代尚宝司、尚宝监的官职沿革、职掌、作用进行探讨,并初步分析明代皇权旁落、宦官得以专权在御宝制度上的原因。     

关于明代宗室的违制婚娶问题

宗室的违制婚娶,是明代藩府婚姻行为中的普遍现象,突出地表现为宗室的擅婚、私婚和滥婚.宗室的违制婚娶, 根源于明王朝的婚禁限令,但也与宗藩地位的变化、选婚手续的繁琐密切相关.明代王府的违制婚娶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后果:各藩府为了滥邀名封,造假成风,从而造成紊乱宗支,玷辱名器.     

唐代宦官供奉官考

唐代宦官供奉官是不同于内侍省职事官或内诸司使的第三类称谓。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专职供奉官,侍奉在君侧以备顾问应对,执行奉使宣谕等任务;二是内诸司使兼任供奉官,由于部分内诸司使供职内廷,兼任供奉官则可经常接近皇帝;三是荣誉赏赐的加衔。等级上,最迟在咸通年间基于服色,已形成紫衣供奉官、绯衣小供奉官,包括绿衣供奉人员在内的等级鲜明的序列。相应的身份地位和任务等不尽相同,体现了宦官供奉系统逐渐成熟完备。宦官供奉系统具有鲜明的"私"的特征,是唐代皇帝意图建立个人权威系统的尝试,也是唐代加强中央集权制的一项政治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