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词”不浅

中学语文教学中有一种轻视“浅词”的倾向,这是一个亟应引起注意的问题。唐代诗人杜牧在《答庄重书》中说过:“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我们从古今中外许多艺术大师的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一种朴素美。孔子的“岁寒然     

评韩愈、柳宗元的文以“传道”和文以“明道”

韩愈、柳宗元在唐代古文运动中提出的文以“传道”和文以“明道”的主张,是一些文艺理论家用来论述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理论根据之一。正确评论韩、柳的这些主张,对于我们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意义。 韩愈在《题欧阳生哀辞后》里说: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现代教师的为师之道

<正>为师之道,是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教师搞好工作的基本保证。在中国,谈到教师问题,常常援引韩愈的《师说》。韩愈为什么撰写这样一篇千古不朽的名作呢?因为他慨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师道之不传到底多久?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称:"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     

山谷诗的谐趣

谐就是诙谐。谐谑,是逗趣取乐,开玩笑。诗中的谐正如戏剧中的插科打诨。黄庭坚生性诙谐好谑。他说:“作诗如作杂剧”,“临了须打诨”。(《王直方诗话》引)又说:“发于呻吟调笑之声。”(《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他的诗歌创作体现了他的这些主张。翻开他的诗集,可以见到他有许多“戏呈”、“戏赠”、“戏答”之作。     

论杜牧的散文

杜牧不仅是晚唐的著名诗人,而且在散文上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是继韩愈、柳宗元之后又一兼长诗歌与散文的名家。清人洪亮吉《北江诗话》卷2说:“有唐一代,诗文兼擅者,惟韩、柳、小杜三家。”此可谓确论。1 在决定散文创作的文学理论方面,杜牧与韩愈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韩愈文论的核心是文以载道和文体革新。文以载道是目的,文体革新是手段。他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也?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者,本志乎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他的创作活动实践了他的理论,在继承前人的基     

《师说》发微

一、韩文中的儒道、师道与文道《师说》,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个关于师道的著名论点,作为全文立论的总纲.接着,文章就紧紧围绕师道来写.文章虽说是在宣扬儒道,但也不尽如此.诚然,韩愈一生以复兴儒道和倡导古文为己任.他在《原道》中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又在《重答张籍书》中做了更加概括的解释:“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在这里,他公开宣称他要传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并且隐然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     

柳宗元“不为人师”新解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曾指出:“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又不为人师。人之所见有同异,吾子无以韩责我。”有人据此就说柳宗元“不敢为人师”,这实乃皮相之见。事实上,柳宗元始终在为人师,当年他在京都就广纳后学,据其《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说:“往在京师,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     

韩愈与儒家道统

韩愈是一个信奉儒教,以捍卫儒统自任的文士,曾自称“愈儒夫者”,以孔孟之徒自居。在《原道》和《重答张籍书》中,韩愈提出了一个道统,这个道统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扬雄。他以儒学为正统,斥佛老为异端,独尊孔子之道,并把自己与道统联系起来。认为汉代的儒学是残缺不全的,荀卿与扬雄皆“大醇而小疵”,“醇乎醇者”,只有亚圣孟子。扬雄以后,儒家道统已经断绝不传,到他韩愈,才又出来整顿儒学,重建道统。可见,韩愈是以孔孟道统的唯一继承人自居的,他的《与孟简尚书书》,表露了自己传承儒道的决心:“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韩愈道统论的提出,是为了排击佛老,反对藩镇     

论小学在朱熹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一、是末学,又不可或缺朱熹毕生从事学术研究,是知识渊博的大学者。在涉猎的众多学科中,对于小学这样一门学问,他是并不看重的。他发挥程颐的观点说:“今之学者有三:词章之学也;训诂之学也;儒者之学也。欲通道,则舍儒者之学不可”(朱熹文集卷三十二《答张敬夫问目》)。在这里,朱熹把训诂之学断然排斥在“通道”的途径之外。在《答杨元范》一书中,他又明确地说:“字画音韵是经中浅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文集卷五十)。他批评北宋神宗时“士之所以学者,不过章句文义之间,亦有浅陋驳杂之弊”,又指责吕祖谦“力主文义章句之学,意已稍偏”(…     

诵之吟之 兴会类成──曾国藩诗文习作论浅探

曾国藩是晚清著名诗文作家。他在其《家书》和《日记》吕教兄弟子侄学诗作文,意有独到,辞尤剀切详明,可供吾人借鉴。惜东鳞西爪,不相连属,如能贯以针线,使成完整体系,则读者可一目了然矣！或云：“古今时代不同,文言、白话,语体已异;新诗、旧诗,体裁又别,曾氏之言,已无足取。”余应之曰：“人类文明,源古通今：古之白话,今之文言;今之新诗,苛之古风、诗余、曲辞。经验经验,亲历之,试验之,得之艰辛,益之于人。曾氏之言,岂无一取？！”曾氏说：’文章之事,以读书多、积理富为要。”读什么书？他于诗主张：“五律专读杜…     

试论刘勰对我国风格学的贡献

我国很早就注意到风格问题。《周易·系辞》说:“将叛者其辞(斩心),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这番话已经接触到人的性情和语言风格的关系了。西汉杨雄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     

无望速成 无诱势利——论韩愈《答李翊书》中的为文之道

韩愈论文之言不多,《答李翊书》是其极为重要的一篇。在《答李翊书》中,韩愈对李翊所问的＂立言＂之事进行了回复。李翊以立言问于韩昌黎,不过是想要知道如何写作古文,本无心以立言为己之志,韩愈却借此之间,演绎了一篇及其精彩的文字。本文试从具体分析韩愈自我论述的生平实践经验出发,以＂无望速成＂＂,无诱势利＂为切入点,解读韩愈的为文之道。     

反诘句相反见意——辨《经传释词》“不”“无”为语词之误

予读王伯申《经传释词》以“不”“无”为语词说,窃有惑焉。盖古人于反诘句,本是相反见意,故注家亦相反为说。反诘之肯定句释为否定,反诘之否定句释为肯定。句意本当如此,非释词也“不”“无”既表反诘,岂为语词?试看,凡反诘句,其句型肯定者,其句意则为否定。注家皆相反而说之。如《书·尧典》“嚚讼可乎?”此肯定之反诘句。某氏传曰:”可乎?言不可”。“可”,言“不可”,此相反为说也。故此句意实为否定。《左传》成公十五年,“欲免得乎”?杜预注:“言不得”。昭公元年,“敢乎?”杜预注:“言不敢”。《周语下》:“齐其有乎”?韦昭注:     

《指物论》索解

庞朴《公孙龙子研究》说:“《公孙龙子》是诸子书中最难读的一本,而《指物论》又是《公孙龙子》中最难读的一篇。”为阐释《指物论》,也不啻百家争鸣。其中不免“以意逆辞”。百家讲公孙龙,公孙龙也就有百家之貌。《指物论》最难理解的是“物”、“指”、“非指”三个概念。下面先看看三种有代表性的说法。     

谈庄子散文的意境

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庄子散文以其浓郁的诗意为后人所称道。清人吴世尚说:“余观《庄子》十余万言,……盖深合乎大《易》尚象之旨,而时出没乎风人比兴之辞。”“《易》之妙妙于象,《诗》之妙妙于情;老之妙得于《易》,庄之妙得于《诗》。”(《庄子解·序》)近人施章说:“《庄子》一书,如其用哲学的眼光来读,不如用文学的眼光来读。因为庄子看宇宙是充满了生命,一草一木,以至一架髑髅,庄子对之都能发生同情,而幻想出他们的生命来。这完全是艺术家的态度。至于庄子本人,也常常用文学的技术来表现那样高超的意境。”(《庄子新探·自序》)闻一多也说:“他的思想的本身便是一首绝妙的诗”。“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怅惘,     

曹植《名都篇》新证

建安文学的早期特征,是崇尚征实。且不说曹操的作品有“汉末实录”之誉,就是认为“文以气为主”而主张“诗赋欲丽”的曹丕,同时也主张“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答卞兰教》),所谓“文气”和“欲丽”,是以征实为前提的。因此,建安作家的不少作品,都有本事可寻。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古今研究者总是遵循文史互证的方法,尽可能地去探寻隐伏在这些作品后面的本事。这是合理解释作品内容,正确认识作家创作道路的重要依据。     

李翱的论文理论——读《答朱载言书》札记

李翱是韩愈弟子,其论文理论与韩愈相似。然而,李翱学韩是比较灵活的,他对韩愈的论文理论既有吸收又有发展,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论文理论。关于这一点,章太炎曾经指出:“按二人(皇甫湜、李翱)虽俱学韩,李能自立,不屑屑随韩步趋。虽才力稍逊,而学识足以达之。故能神明韩法,自辟户庭。”(《皇甫持正文集书后》)而李翱的论文理论集中反映在《答朱载言书》中,本文主要依据此《书》,对李翱的论文理论的特色谈几点看法。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韩愈的以文为诗,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手法,也是形成他奇崛诗风的重要因素,曾对宋诗产生过巨大影响。以文为诗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和创作理论的丰富,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长期聚讼的问题。前人,主要是宋人,对韩愈以文为诗,颇多贬损之词。例如沈括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惠洪《冷斋夜话》卷二)黄庭坚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所以,在具体分析韩愈的以文为诗之前,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以文为诗为什么会成为诗歌创作的一种艺术手法?弄清这个问题,对具体评价、优劣韩愈的诗歌创作,是很有帮助的。     

对转注、假借的再认识

“六书”是作为六种造字法被总结出来的,秦汉至唐都无甚异议。《汉书·艺文志》说:“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颜师古注:“文字之义,总归六书,故曰立字之本也。”可是到了南唐,徐锴就隐约地提出假借是用字之法。他在《说文系传》中说:“假借则一字数用,转注则一义数文。”清代学者戴震除了肯定假借是用字之法外,还提出转注也是用字之法。他的《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说:“四者(指事、象形、谐声、会意),书之体,止此矣。由是之于用数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印、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为注,曰转注;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伸,依     

诗人的命运和诗歌的命运

中外文学史有力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作家自身命运的不幸往往是某种创作飞跃的潜在原因,而作家自身的幸运却常常会葬送他的创作.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太史公自序》)杜甫说:“文章憎命达”.(《天未怀李白》)韩愈说“(文章)恒发于羁旅草野”.(《荆潭唱和诗序》)欧阳修认为诗“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刘克庄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诗非达官显人所能为”.(《跋章仲山诗》)安史之乱中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王维的诗歌创作实践就是力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