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哲学思想与中国现代作家

在现代中外文学交流的背景下,研究、总结泰戈尔泛神论的宇宙观和“爱”的哲学的人生观对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阐述了中国现代作家接受其哲学思想影响的内在动因,并对其影响的复杂性作了分析和探讨.     

你是天空，你也是鸟巢——浅论泰戈尔英文诗歌《吉檀迦利》的泛神论思想

泰戈尔是印度近现代文学史上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其英语诗集《吉檀迦利》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诗集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诗人宗教”精神,既追求“梵我同一”的神,又追求以虔诚之心以爱心实现人神同一,人与自然的和谐之境。泰戈尔心目中的神在具有印度传统的无处不在、不生不灭的永恒存在的传统意义的同时;又寓于西方关于体现人的内在本质的现代精神;达到东方“泛神论”思想与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英语文学的魅力与东方文化情致共同铸造了这部蜚声世界的文学巨著。     

泰戈尔的大爱思想——泰戈尔与中国

泰戈尔在20岁时写了<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一文,对中国人民深表同情.1924年的访华,打通了几近闭塞的中印交流的通道,并在国际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中国学院,促成了谭云山成为现代玄奘.泰戈尔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痛斥日本无耻文人野口米次郎为日本侵略辩护的无耻行径.这些都源于他的大爱思想.泰戈尔的大爱思想是他热爱中国的思想根源和中印世代友好的思想基础.     

徐志摩诗歌与泰戈尔诗歌比较研究

在对徐志摩产生过影响的作家中,泰戈尔与徐志摩的交往是最多最深的,这为我们考察泰戈尔对徐志摩的影响提供了便利。泰戈尔是一位具有较为完善的哲学思想的作家,他的人格哲学,是通向他的诗歌殿堂的一把钥匙;要考察他对徐志摩的影响,就必须从哲学的高度着手,并从徐志摩的言论和诗歌中挖掘出能证明这种关系的例证,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徐志摩的思想和创作风格     

泰戈尔与中国

泰戈尔的早期欧洲崇拜者"裹挟"了西方批评者,一战中西方帝国主义的残酷暴行又对泰戈尔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得他在西方国家演讲时,要求西方多重视东方思想。可是,当泰戈尔在中国演讲也遵循这一思路的时候,那些想要改造中国的激进派面前就出现了一些传统保守派。这就势必会导致中国激进知识分子觉得与保守主义者格格不入。     

论郭沫若泛神论思想中的统合思维

对郭沫若泛神论的研究很多,但是从统合思维的角度研究的还很少.郭沫若的统合思维主要是指他在文学创作活动中所采取的文化行为方法,以及由此所达到的文化行为目标.郭沫若的统合思维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他的统合思维的本质内核是基于传统文化资源的一种自我修正和创新."统"概括了相关事物的范围;"合"就是和合,侧重于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统合不是事物的简单杂糅,而是内在基质的融合.     

试论“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

在"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翻译不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从近代翻译形态向现代翻译形态的转型.同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相比,本时段有了十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对译品文学性的重视、翻译方法的根本颠覆、翻译家角色意识的建立以及译介态势的多元化等诸多方面.     

泰戈尔戏剧思想初探

泰戈尔是印度近现代重要的戏剧家,既有丰富的戏剧创作,又有深刻的理论思考。他重视戏剧的“情味”和象征意蕴,提倡戏剧冲突的内向化与戏剧审美的和谐性,强调戏剧的表演特性,关注戏剧的舞台效果。这样的重“情味”、重表演的戏剧思想是对印度传统戏剧诗学的继承和发展。泰戈尔将东西方戏剧诗学熔为一炉而又实现了双重超越,是东方戏剧诗学现代转型的范例。     

泰戈尔与冰心诗歌宗教精神的比较分析

该文认为 ,冰心的诗歌受泰戈尔诗歌的影响不仅仅只是停留在诗歌结构的单向模仿上 ,更重要的是 ,冰心的诗歌在宗教精神上接受了泰戈尔的影响并有所发展 ,特别是“泛爱主义”的宗教哲学和“神的万能论”的宗教精神这两个方面 ,冰心受泰戈尔的影响较深。但就其本质而言 ,泰戈尔是把人的本能转移到神的身上 ,而冰心则是把神的特质移位到人的理想世界。泰戈尔注重宗教关怀的终极意义 ,冰心却关注宗教的献身理想和献身精神。     

泰戈尔笔下的中国形象

泰戈尔笔下中国形象的生成和演变,可概括为想象中国、阅读中国、展望中国几个大的过程。来中国之前,泰戈尔根据间接了解,既对想象中“富丽的天朝”之古代中国形象寄予了热切向往,又对近代以来“含泪的中国”的命运寄予了深切同情。以来华后的所见所闻为基础,泰戈尔对中国这一巨大文本进行了现实阅读和接受,有对自然风物较为客观的描述,有对中国这一人文乌托邦的钦羡和赞美,也有对处于现代转型期中国的洞见与误读。在欣喜与落寞的双重心境下,泰戈尔对中国的未来进行了倾情展望。     

泰戈尔的诗与画

泰戈尔在年逾六旬之后开始绘画,在13年左右的时间内创作了两三千幅作品,他的画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但其画作神秘晦涩的风格、幽暗混沌的色调,以及其中体现出来的痛苦、嘲笑、怀疑、挣扎,引发了对作品含义的争议,以及对泰戈尔诗歌与绘画孰优孰劣的论争。根据泰戈尔对艺术的理解和论述,诗歌与绘画均是其对世界认知的一种表现手段,二者都是泰戈尔充沛的创作生命力的体现。诗歌的优美,与画作中的痛苦并不矛盾。从整体来看,二者都是符合泰戈尔"和谐"与"美"之标准的、具有韵律的作品。     

论《郊祀歌》的神仙思想

《郊祀歌》的神仙思想和汉武帝等人的崇祀封禅活动密切联系着 ,它主要表现为人神交接、长生不老、福瑞祥祗等神秘理念 ,它的前因是跟战国以来神仙思想的发展尤其楚辞艺术的哺育有关 ,它的后果是直接刺激了我国游仙诗的成长和成熟。     

泰戈尔与屈原颂神诗歌比较研究

印度现代著名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写过许多颂神的诗歌,使他获得广泛世界性声誉的诗集《吉檀迦利》就是宗教抒情诗,抒写了诗人对神的向往以及人神合一的理想追求。中国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一生中也创作了许多歌颂神灵的诗篇,《九歌》堪称为代表。中、印两大著名诗人都拥有世界性声誉,也都在各自民族文化的沃土中创作了大量颂神的诗篇,但两者对神的理解和态度是迥然有别的。对二者的比较,有助于理解中印两国人民不同的哲学观和人生观。     

周作人之于“五四”新文学的现代化

诞生于文学革命的“五四”新文学 ,以其全新的价值观念、表现形态和审美品格 ,显示出鲜明的现代特质。在这一文学历史的巨大变革中 ,周作人以其对新文学理论的倡导、对外国文学的译价、以及他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等方面的实绩 ,参与了新文学基本特质和大致走向的规范与制订 ,为“五四”新文学的现代化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回归"五四":彭燕郊的诗歌历程

回顾彭燕郊70年的诗歌历程,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精神影响甚巨。"七月"时期,诗人便开始了对鲁迅、对"五四"的继承;其后,在经历了漫长的"炼狱"和"归来"的过渡时期之后,诗人于80年代中、后期明确地提出了向"五四"新诗传统回归的诗学主张,并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实现了这一回归。可以说,在诗学追求的层面上,"五四"建构了诗人独特的时间意识,诗人和时间的关系,可以简化、还原为和"五四"、和鲁迅的关系。     

论五四时期新诗的文体建设

五四时期是新诗的草创时期 ,是新诗的文体建设由自发向自觉转变的过渡期。白话诗 (新诗 )的文体建设受到了五四政治运动的极大影响 ,破坏性的改革大大胜于建设性的改良 ,导致不拘形式、自然流露的诗风盛行。随着革命风潮的缓和 ,只破不立的诗风转变为既破又立 ,新诗的文体得到初步的建设。由于政治激进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 ,五四时期新诗的文体建设带有较多的非诗因素 ,因此五四新诗的两大特点是“散文化”和“平民化”。     

泰戈尔散文诗的特色和中国品质

泰戈尔的散文诗有三个特色 :以平淡为美 ,以随意见长 ,以静穆为大。宋诗具有散文诗的特征 ,这提供了对泰戈尔散文诗进行比较研究的契合点。泰戈尔具有浓郁的中国情结 ,他钻研过中国大哲学家的著作和大诗人的作品。泰戈尔的散文诗中包含着中国诗歌的美学品质 ,因而特别容易为中国读者所接受。泰戈尔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 ,客观上可以视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一种积极成果     

泰戈尔：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误读——以《吉檀迦利》为个案研究

通过以《吉檀迦利》为对象的个案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化的语境中考察了泰戈尔在中国的误读现象,并与西方读者眼中的泰戈尔进行对比分析,探询文化误读的原因,以寻找在后殖民主义时代,泰戈尔文学对东西方走向文化对话和相互理解所具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