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宫廷的“西天梵相”及其艺术作品(上)

随着西藏纳入元朝版图,藏传佛教及其艺术开始大规模传入内地。由于政治和宗教实践的需要,元朝两都和江南等地展开了大规模的藏传佛教艺术的创作活动。《元史》和元代的一些文献中,将内地以宫廷为首所创作的藏传佛教艺术作品称之为“西天梵相”。与此同时,由于尼泊尔艺术家阿尼哥在“西天梵相”的创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西     

从文献看元大都的皇家藏传佛教寺院及其艺术活动

为了有效的管理西藏和其他藏区,元朝中央政府积极扶持藏传佛教,在首都大都修建了众多皇家藏传佛教寺院,并组织创作了一大批藏传佛教艺术.这些艺术机构、活动和艺术品对元明清宫廷和西藏及其他藏区的藏传佛教艺术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从文献记载入手,对大都主要的藏传佛教寺院、机构及其艺术创作进行一次概要性的梳理.     

明永乐宣德佛像源流新证——兼论明初朝廷治藏方略中甘青地区的重要地位

明代永乐宣德时期宫廷制作了大量藏传佛教金铜佛像,艺术成就卓越,在明清佛教雕塑艺术史上影响深远。文章通过研究甘肃岷县新发现的珍贵史料《西天佛子源流录》、考察岷县大崇教寺遗址暨岷县博物馆收藏永宣时期藏传佛教文物,从文献与文物两方面论证了永宣佛像源起与流传的主要原因,以及甘青地区在明朝初年朝廷治理西藏方略中的重要地位。     

近看《元代藏汉艺术交流》

在历史上,汉藏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悠久而又广泛的交流,各个时期遗留下来的艺术作品是汉藏民族交流互动的结晶,它们栩栩如生地向我们展示了汉藏民族交往的历史轨迹。有元一代是汉藏艺术交流之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期,从规模上看,是史无前例的;从结果来看,直接决定了西藏本土的和以宫廷为主的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方向。这一结果便是对当时元朝中央政府在西藏施政的直接写照。     

信仰与扶持——明成祖与藏传佛教

汉藏历史文献证明,明成祖对藏传佛教领袖的异乎寻常的推崇,有其内在的信仰因素。通过迎请藏传佛教大师,明成祖接受了密法灌顶,对藏传佛教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同时,明成祖对藏传佛教文化的扶持,促进了藏传佛教文化的发展,加强了内地与西藏之间的互动。文章认为,藏传佛教文化是明代联结内地与西藏的重要纽带。     

从版画看西夏佛教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

西夏在藏传佛教艺术向内地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藏传佛教艺术随着藏传佛教不仅传到了西夏 ,而且在西夏生根、开花 ,在自己艺术的基础上融汉传和藏传佛教艺术于一体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这一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版画为例 ,通过西夏和元代内地藏传佛教版画艺术之间的比较研究 ,具体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这一关系。     

从版画看西夏佛教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续)

西夏在藏传佛教艺术向内地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藏传佛教艺术随着藏传佛教不仅传到了西夏 ,而且在西夏生根、开花 ,在自己艺术的基础上融汉传和藏传佛教艺术于一体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这一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版画为例 ,通过西夏和元代内地藏传佛教版画艺术之间的比较研究 ,具体揭示了两者之间的这一关系。     

西北地区藏传佛教遗迹调查

西北地区是藏传佛教进入内地的一个桥梁。从现有的一些历史遗迹和文献资料来看 ,河西地区自 8世纪起西藏宗教便开始在此地传播 ,其中西夏的统治是一个转折 ,然后最终是元、明两代藏传佛教在此地的不断深入 ,对藏族艺术样式的汉化起到了先行作用。另外 ,该地现存的一些历史遗迹对于进一步研究藏传佛教有着重要的意义。     

宋金时期安多藏族部落佛教的兴盛及其原因

宋金时期,在今青海、甘肃及四川西北部的安多地区,由于安多藏族本土从未遭受西藏灭佛运动的影响、广泛的信仰藏传佛教的群众基础、藏传佛教信仰多神教徒不持戒的信仰方式,以及藏族蕃僧在政治上的崇高地位及其特权、中原王朝利用蕃部佞佛而实施羁縻政策,导致了佛教的繁荣和兴盛.     

藏传佛教法螺与汉藏文化交流

文章以传世的元明清藏传佛教法螺为主要依据,结合相关文献、图像等资料对法螺在汉藏文化交流中的流变脉络加以梳理,从形式、表现题材和精神意涵等方面对藏传佛教法螺进行分析,指出不同时期法螺在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内地的流传,体现了汉藏艺术的融合,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西藏中部铜佛像制作工艺传统的转换——从尼泊尔传统到昌都传统

自13世纪起,尼泊尔工匠成为西藏中部地区铜佛像制作工匠的主流,极大地影响了藏传佛教铜佛像艺术的整体面貌.昌都工匠群体源起于西藏东部昌都的嘎玛、柴维,铜佛像制作传统与历史上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教派的兴起有关.昌都铜佛像工匠群体在20世纪自东向西大规模迁徙拉萨,这与20世纪20年代十三世达赖时期遣散尼泊尔工匠启用西藏本土工匠的政策有关.20世纪中期以来,来自西藏东部昌都的铜匠在拉萨的铜像制作业中占有垄断地位,成为西藏本土铜佛像制作工艺传统的代表.     

神秘的甘南郎木寺

建筑作为人类室内活动的主要场所,其不仅是一种社会物质产品,同时是具有审美功能的艺术品.人类在建筑艺术创作中表现出了丰富多彩的美学思想,并要求以各种建筑艺术语言表达其时代的精神和社会物质文化的风貌.宗教作为“文化的基本质量”,在藏传佛教的宗教建筑上具有强烈的表现.藏传佛教的建筑是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是民族精神的物化体现,是社会历史的“活化石”.藏传佛教是藏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从内部的佛台到外部的经幡,从火塘边的座位到喇嘛的住床,都打着藏传佛教的印记.藏传佛教的艺术境界,让古今中外的人都为之赞叹,这与藏传佛教的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本文主要从藏传佛教主要的精神实质出发,以素有“东方小瑞士”之称的藏传佛教(格鲁派)最大的寺院郎木寺的藏传佛教建筑为例,探讨藏传佛教传统建筑的艺术特点.     

14—16世纪藏传佛教“疯圣者” 现象兴起缘由探析——以“藏念嘿汝噶”桑杰坚赞为例

在14—16世纪的西藏,藏传佛教内部兴起了一批被称为“疯圣者”的修行者,关于这些“疯圣者”的藏文记载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们言行怪异、举止荒诞,有许多与世俗常规相背的事迹,人物形象迥异于通常意义上的高僧大德,但他们在宗教层面和社会层面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为藏传佛教的发展和西藏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的西藏社会,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纷争不断,与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利益争夺相交织,政治和宗教被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催动了“疯圣者”的集中出现。文章聚焦于其中的代表人物“藏念嘿汝噶”桑杰坚赞,结合14—16世纪的西藏社会背景,尤其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和格鲁派在当时的发展情形,讨论藏传佛教中的“疯圣者”在14—16世纪集中出现的历史原因,即他们将“疯行”作为一种弘扬教法的路径选择的考量。     

明代内地与西藏的交通

明代是内地与西藏交通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明中央政府在藏族地区实行“多封众建”的政策,“封西番朵甘、乌思藏诸酋为王师官长”。并命受封的僧俗官员“领其人民,间岁朝贡”。明王朝也频繁派员出使藏地,仅“永乐,宣德数十年间,诸内监奉西使之诏无虑十次,穷探远徼,绵历岁时,为前代所罕有”。同时,明代茶马互市空前繁荣,官私茶商络绎于途.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广泛密切的交往,促进了内地与西藏交通的发展。驿递往还旧线畅通,新线增辟;道途险阻渐有修治,交通设施日趋完备,为尔后汉藏交通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海棠山摩崖造像与阜新地区清代密教特征

佛教以其造像众多而称“像教”,由汉代初传至晋,造像尚具有浓郁的犍陀罗的风格。南北朝出现具有汉族士大夫瘦骨清相、褒衣博带特点的造像,及至唐代,造像的结构更趋于合理生动,佛、菩萨神态庄严、形象饱满、特征中原化,体现大唐活泼自信的审美情怀,故唐代佛教造像有“菩萨如宫娃”之喻。同时由于密教的流行,神奇而狰狞的密教造像也开始出现。元明清三朝是密教盛行时期,由尼泊尔艺术家阿尼哥传授的“梵式”造像自元代流传下来,并由西藏传入内地,不同程度地与中原传承的唐代造像风格相融合,进而形成内地略异于西藏的密教造像风格。清代,密教的弘传有着特殊的政治背景,内地的密宗造像是以当时著名的佛教圣地如承德、北京、五台山为中心的。东部地区密宗造像则一直鲜为人知,该文介绍的正是有“黄教东部中心”之称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密宗摩崖造像。     

西藏传统古物学中早期佛教造像风格的分类与品鉴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公元12世纪左右,藏传佛教萨迦派大德们奠定了西藏古物学的雏形。14—16世纪左右,出现了一批精通不同门类文化的大学者,构建和完善了西藏古物学的理论体系。随着多元文化的融合,西藏古物学的分析对象逐渐扩大到佛像、瓷器、乐器、兵器、丝绸、纸张、茶、马鞍等“外来之物”。在过去几十年里,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些文本进行了研究,但直至今日,对相关文本的挖掘仍不够深入,研究成果零散,尚不足以体现该传承的重要性,诸多相关问题有待发之覆。文章通过3部布达拉宫馆藏古籍文献,以佛教造像作为考察个案,分析西藏传统文化中对南亚、中亚以及汉地和西藏不同时期佛像的认识。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对不同时期和不同材质、地域、风格的佛像进行了分类和描述,希冀对构建西藏本土的“古物学”或“艺术考古学”有所意义。     

近代弘扬格鲁派的两位汉族大德及其译、著简介

藏传佛教格鲁派与内地之关系,始于1408年明成祖(永乐)宣诏宗喀巴大师进京。宗喀巴上书辞谢未赴。1414年又诏,乃遣弟子释迦益西进京,成祖封之为西天佛子大国师。1416年释迦益西返藏,1434年再次进京,明宣宗加封为大慈法王。有清一代独尊格鲁派,雍正、乾隆均从章嘉国师学法。明代禁绝民间学习密教,清代虽于北京、承德广建雍和宫等寺庙,由格鲁派僧人主之,但亦仅流通于宫廷及统治集团上层,民间不预也。     

民国政府的治藏政策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民国时期,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较为困难的背景下,由汉藏民间僧俗大众掀起,并得到历届民国政府支持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活动迅速发展,不仅推进了汉藏佛教界的交流与互动,而且有助于加强西藏与内地各族民众的交流与了解,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心理基础,推动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历届民国政府支持下,以九世班禅、诺那呼图克图、喜饶嘉措等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僧人在内地弘法讲经、传播藏传佛教及西藏文化,传播的人群范围不再局限于以往的皇室、高官等阶层,而是拓展至内地更广大的各阶层民众。传统的藏传佛教法会具有了团结民众、抵御日本侵略等时代意涵。1936年,国民政府制定颁布《喇嘛转世办法》,沿袭清代治理西藏之策,以国家法律管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事宜。同年,国民政府还颁布《补助汉藏僧侣游学规则》。这些政策措施极大地促进了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联系。     

论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中央王朝因素——以元明清三代为例

佛教自公元7世纪传入西藏就开始了本土化历程,从吐蕃时期王室主导推动到分裂割据时期自主以教派形式走向民间,佛教在西藏最初阶段的曲折发展过程中也探索出了实现中国化的主要方向、基本路径、转化标准和推动方式。元代以来,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管辖,这一历史新阶段的开启也宣告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出现了中央王朝这个最强有力的推动者和引导者。元明清三代,中央王朝均制定实施了相应的藏传佛教管理制度,在三代中央王朝的引导和推动下,这一时期藏传佛教不但积极、主动地尊奉中央王朝、亲近内地文化,而且在教派传承、教义教理、管理制度、文化交流、学经教育、寺庙经济等方面都有了不断适应本土特性的创新和发展。与此同时,在历代中央王朝的庇荫下,藏传佛教加快对外传播,不再局限于涉藏地区、藏语、藏文和藏族,从而成为根植中华大地、多民族共享的文化,实现了藏传佛教更进一步的本土化。     

简论梵学研究与西藏的梵文文献

梵学起源于古印度,流行于南亚及世界各地。梵藏翻译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作为民族文化交流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梵藏翻译活动,对藏族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哲学思想及社会文化各个层面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西藏种类繁多的梵文文献是藏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通过梵藏文献史料探讨海内外梵学研究史迹,简要分析、论述拉丁转写梵文与藏文撰写梵文之间的特点和异同,说明梵文文献研究最早起始于我国内地和西藏,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共同进步的一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