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熙起居注》看康熙帝为政风格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间,以其文治武功、学识品格结束了清初以来的内乱外患,奠定了清朝此后两个世纪的统治基础,开创了为人称道的康雍乾盛世。作为记录康熙帝言行最为原始的文献,《康熙起居注》中皇帝上谕、官员奏对及君臣对话等记载为我们研究康熙帝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从中不难发现其勤政爱民、黜虚求实、崇尚清廉以及知人善任等为政风格和用人策略。     

论康熙皇帝推行的尚宽政策

尚宽政策是康熙帝在位六十余年所推行的一项重要国策。康熙帝面对当时所处的较为复杂的局面,从实际情况出发,在国家的治理中,突出强调实施宽大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既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也有深刻的社会背景。这项政策的具体实施对于缓和当时各种社会矛盾、加强清朝的统治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修身治国之清康熙帝造园思想

针对我国遗存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形制最完整的清代皇家园林，以研究奠基清朝皇家园林的康熙帝造园思想为目的，并以康熙帝造园的个案探索为主线，围绕康熙帝造园思想与其修身治国的内在关联，查阅比对满语和汉语两类清史文献，考证康熙帝治国格局下的皇家造园实绩，探究出其中蕴含的“礼乐中和”造园思想。理论上构建起造园思想史研究的成功案例，旨在扩充风景园林学科历史与理论方向关于造园思想研究的成果，使其能够被运用于皇家园林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从而探明：康熙帝皇家造园思想不仅满足居园理政，而且具有阅武骑射、观耕格物、尊佛敬道、修身行孝之五大园林活动功用；康熙帝皇家造园彰显“实学”特征，即简素清虚而求得“非为一己之豫游”的君臣心性自由之精神审美；同构中华山水而实现内圣修身之帝王价值；园林规模宏阔纳天下大观，而居园贴近亲民尺度。     

太平天国北伐援军在山东的战斗

1854年3月至5月间(咸丰四年二月至四月),太平天国一支奉命救援北伐军的队伍,在山东境内与清朝反动武装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搏斗。本文拟将这支援军在山东的战斗始末予以概述,并对其功败垂成的历史教训略作探讨。一、奉命北援,胜利进军1853年10月底,林凤祥、李开芳、古文元等率领的太平天国北伐劲旅,按照天京领导者预定的作战方针,胜利进军到达天津附近。他们“原想占据天津”①,然后待机捣取北京,     

试论于成龙为官清廉的作风

于成龙,字北溟,号于山,清山西汾州府永宁州人。顺治十八年(1661)入仕广西罗城知县,因政绩卓异,一迁再迁,最后官居两江总督,被康熙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本文仅就其为官清廉的作风试加以论述,以资鉴励人。 初仕罗城之时,正值康熙帝亲政初年,由于此时期的康熙曾一度忽视官吏的操守,而只重才能,加之资本主义的萌芽这时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社会上的各种矛盾也在不断地激化,官吏贪污腐化之风盛行。面对污浊的世风,于成龙通过在罗城的为官实践,奋力发     

吴兆骞与长白山

一清初著名诗人吴兆骞,因顺治丁酉(1657年)科场案蒙冤流徙黑龙江宁古塔,到康熙二十年辛酉方奉诏赐归。吴兆骞之所以能够赐归故里,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原因照传统的解释是:康熙帝遣侍臣到东北祭长白山,吴兆骞作了一篇文字瑰丽的《长白山赋》,     

御诗赏析

清圣祖曾驻跸石景山，康熙十七年（１678年）五月，康熙帝留有御制诗三首：石景山东望 车书混一业无穷．井邑山川今古同。地镇峻噌标异秀，凤城遥在白云中。     

清朝康熙帝亲征准噶尔

中国皇帝与游牧民的战争拥戴成吉思汗一族子孙为领主的蒙古诸部于 1 6 91年全部归于清朝统治之下。然而此时 ,漠北蒙古高原依然在准噶尔噶尔丹占领之下。这使康熙帝得到为已经成为清朝臣民的喀尔喀人众从噶尔丹手中夺回他们游牧地的大义名分 ,而入侵清朝辖境 ,给予清军巨大损失的噶尔丹现已成为清朝本身的敌人。如前所述 ,康熙帝是由蒙古人皇太后抚育成人 ,蒙古语极好 ,对信赖自己的高僧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很是喜欢。至此 ,清康熙帝与准噶尔噶尔丹完全成为仇敌。尽管清康熙帝决心为了讨伐噶尔丹而亲征蒙古高原 ,但是对包括汉人在内的清朝军…     

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优遇传教士·浙江禁教·容教令出台——从中国天主教史角度看康熙帝政治

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优遇传教士、浙江禁教与容教令出台三者是连环关系,二次南巡眷顾传教士触发浙江禁教,再导致容教令的制订与颁布,就中康熙帝眷注传教士和允许传教的态度表露无遗。从中国天主教史角度考察,众所周知的南巡主要目的之外,康熙帝为了使用西洋人的科学技术和艺术,有着附加的一个目标——借机考察传教士的为人与技能。目的达到了,调查研究的施政手段亦运用得很成熟。就康熙帝个人讲,他在对天主教与反教臣民之间实行中庸之道的平衡政策,也是一种政治治理艺术。容教令颁布,宗教纠纷并未完结,地方官的反教事情终康熙之世亦未停止(康熙以后仍在继续)。究其原因,臣民反对外来的天主教是在"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观念支配下进行的;又由于君统与道统分离,君统不能支配道统,至少不能完全支配道统,体现君统的皇帝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若与道统不能协调一致,方针政策就不能贯彻到所有的领域,不能真正贯彻到基层政权的州县。     

康雍乾三帝天主教非“伪教”观与相应政策

康熙帝对天主教政策有着由允许到基本禁止传教的转变,雍乾二帝发展为全面禁教政策。这种变化,出于对天主教认识的改变。禁教后传教士申诉,说天主教不是"伪教",雍乾二帝认同此说(应当说康熙帝亦然)。传教士的非"伪教"说,意思是天主教不是伪装正派,是真正宗教,不同于邪教。康雍乾之认可,是将之视作与佛道回教相同,是宗教,相对于儒学是异端,但与白莲教、斋教之类煽动造反的邪教不是一回事。乾隆帝在观念上容或有邪教之意,然未出诸口,仍有分寸。基于非伪教的认识,又因它是外国人信仰的宗教,康雍乾禁教之后仍允许在华技艺人员信仰,而禁止他们传教和国人信教。在康熙帝容教令实行的近30年间,天主教在中国大发展,促成清朝前期中西文化交流高潮,禁教之后大退潮。而禁教之发生,是因罗马教廷实行禁约令,向中国皇帝的权威挑战、挑衅,康熙帝予以回击。禁教后西方传教士非法潜匿、潜入传教,为清朝驱逐、惩治,此种不幸之事的出现,是禁约令无可避免的后果,咎在教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