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行政征用中的公共利益的认定

公共利益是行政征用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基础。然而,在我国,公共利益概念并没有得到任何法律和行政法规明确而具体的解释。从学理上说,公共利益的内涵具有不确定性,我们可以综合共同利益论、公众利益论和公共理性论等多种解释,通过确立某种法定的实质标准和形式标准来认定公共利益,从而为行政征用设置有效的限制。     

关于行政征用补偿问题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行政征用及行政征用补偿的原则、我国现行行政征用制度的现状等问题研究,进而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征用制度的若干建议:科学界定公共利益、制定公平的补偿标准和行政征用程序,并完善合理的事后补偿机制等。     

行政补偿范围的经济分析

财产征收、征用的行政补偿原则已经得到我国宪法的确认,但补偿的范围应该包括哪些行为和得到多大程度的补偿等具体问题则有待解决.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可以对行政补偿的范围作出更形象的解释.从行政主体对相对人侵权的原因来看,行政补偿应包括财产征用、特别限制、行政行为派生的效果等.确定行政补偿标准要兼顾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最大化,即行政决策者必须充分考虑行政行为所产生的成本(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与效益(个人效率和社会效率),促使行政主体将公益成本内在化.     

行政征用的理论完善

行政征用是行政主体为了公共利益依法强制取得相对人的财产,并给予补偿的行政行为。我国的行政征用制度尚不完善。从行政征用的范围、行政征用的目的、行政征用的程序、行政征用的补偿、行政征用的救济几方面来研究行政征用的理论,并对行政征用的理论完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论我国征收征用制度中公共利益的界定

公共利益是国家权力的来源,现代政治生活的基石,也是启动国家征收征用的前提和基础.为了防止征收征用的滥用,保护权利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的和谐与发展,界定公共利益尤有必要.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应坚持公益性原则、法定性原则、非营利性原则、效益性原则;公共利益的界定方法,应采用立法界定、行政认定、司法裁定的路径.     

论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弊端及完善

土地征用是政府施行并关系到我国九亿农民的切身利益的一项行政行为。当前,随着生产要素的集聚与城市的不断扩容,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土地征用过程中诸如制度设计有失公平、公共利益界定模糊、土地征用正当程序缺失、补偿标准偏低等弊端的大量存在。本文试图从这些方面分析土地征用制度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公共利益的界定及程序保障之设置——以规范我国征收征用制度为考察目的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是行政征收征用的前置要件，今年新出台的《物权法》也规定了我国的征收征用制度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然而，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对“公共利益”并未做出明确的界定，这不仅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对“公共利益需要”的滥用，而且还会损害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应当通过立法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做大致界定，并通过正当程序的设置，进一步保障有关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得以实现，以规范行政征收征用行为。     

学术信息

本刊讯:2005年10月13日至17日,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与法国保罗塞尚埃克斯马赛第三大学欧亚研究所联合召开了“中法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旨在深入研究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及其相关问题,为中国的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法律制度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与经验。数十位中法行政法学专家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分析了中国和法国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的现状,探讨了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的概念界定、公共利益和公共用益的区分、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的程序设计、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的救济途径等重要问题。本次会议研讨氛围热烈,互动…     

韩国土地征收补偿法律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以公益事业为目的的土地征收或征用补偿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其前提是为了公共利益,是一国最重要的行政补偿制度,在平衡公共利益和私人财产权保障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韩国的土地征收补偿法律制度具有公共利益范围的确定性及其认定程序的严格性、宽泛的补偿范围和以公示地价确定补偿标准的科学性等特点,值得我国积极借鉴。     

行政征收征用之公共利益的界定--在现行宪法语境下的思考

征收征用是现代行政的重要手段,而公共利益又是行政征收征用制度的核心,但由于这一概念的内涵的不确定性,从而使之成为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绝佳理由。因此,公共利益在宪法层面上的明确界定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共利益与行政补偿制度的关系解析

自西方宪政国家确立以来,公共利益与行政补偿制度之间的关系便密不可分。即便是在现代法治国家中,无论是行政征用补偿,还是无因管理补偿,也无不以行为人行为的公共利益目的作为行政补偿的原因和必要构成要件。     

公共利益悖论及其消解

当前关于公共利益的研究,在公共利益立法诉求与理论特性、公共利益与行政权、公共利益与法律、公共利益与公众心理以及公共利益研究目的与研究结果的关系中都存在着悖论,而这些悖论告诉我们必须对公共利益标准的制定转换视角。我们应该放弃对公共利益标准的制定,回归到约束行政权力尤其是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行政法治轨道上来,而最终我们会发现,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和皈依的公共利益其实只是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博弈实现行政法治后必然的剩余价值。而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政府法治论"应当是最合适的指导思想。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应急行政征用补偿制度完善研究

应急行政征用在高效应对突发事件时也会限制、剥夺公民权利,故其补偿环节尤为重要.明确征用与补偿是研究应急行政征用补偿制度的前提:征收与征用分别限制财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口罩等易消耗品因征用行为而丧失财产价值,符合征收概念;在应急行政征用语境下,行政机关承担补偿责任.现行应急行政征用立法文本及司法实践显示,我国应急行政征用补偿制度存在着补偿责任主体不清、程序匮乏及标准不明确等问题.应结合域外法治经验,首先在法律层面统一规范应急行政征用补偿制度,再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明确补偿责任主体、程序、标准等具体事项.     

城市郊区化与农村土地征用制度的博弈分析

城市郊区化过程也就是大量土地被征用的过程，笔者认为我国农村土地征用制度存在如下缺陷：土地制度在立法上有明显的矛盾和缺陷；土地征收程序中对被征收者的保护不足；缺少对征用征收主体—行政机关的监督机制；土地征用“科层困境”以及政府实施的土地市场垄断政策导致了土地征用非均衡。笔者认为通过科学界定“公共利益”，确立规范的征地制度标准，提高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参与度，建立有力的监督机制，适当分割土地所有权给农民个人，加大征地的赔偿范围和力度等一系列措施，可以使我国的土地征用征收制度走向科学化、完善化。     

“公共利益”之界定

"公共利益"是当代各国宪法和法律中常见的概念,我国宪法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二条修正案分别规定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并没有对"公共利益"作出解释;理论界至今也没有完整而权威的界定,甚至在国际公法学界也找不到精准的诠释,造成实践中"公共利益"的滥用。通过综述各种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可以找出其中共性的结论,为描述我国宪法条文中的"公共利益"含义,以及限制其随意使用提供借鉴和佐证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责任规则的政府应急征用补偿制度完善研究

应急征用适用责任规则使相对人的交易权和议价能力大幅度减弱，继续沿用建立在财产规则基础上的一般行政征用补偿模式无法满足相对人权利保护的需求。为了确保不同层级、不同类别的行政主体在履行其相应的应急征用权时，以统一的标准、方式和程序履行职能，必须结合责任规则的规范意涵和应急征用补偿制度实践中暴露的立法缺陷，重新解读公平合理补偿原则，将补偿范围从直接损失扩大到间接损失，针对劳务征用特殊的人身损害风险设定更高的补偿标准，以及强化征用补偿的程序控制，推进应急行政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良序运转。     

我国土地征用的公共利益性及其体制的重塑探讨

本文从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现状与问题着手,对我国土地征用制度进行了相关制度评价。同时,对公共利益进行了一般解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各国(地区)的立法规定,对我国目前土地征用中的公共利益进行了界定并提出了对我国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进行相应改革和完善措施。     

行政裁量的界限与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贯穿于整个公法领域的重要法律概念,为所有国家行为提供合法性理由。但由于公共利益概念的不确定性,在解释其内容时往往要诉诸于行政裁量。当今宪政国家要求行政裁量行为遵守内外界限,而此种界限映射到公共利益上即表现为法定性以及合理性和程序性。     

公共利益判断标准研究

我国宪法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公民私有财产和土地进行征用与征收。由于"公共利益"的界定一直未有定论,故往往导致征用过滥而损害公民利益。美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发展中的公共利益,多采用逐例的方法进行判断,这对我们今天准确把握公共利益有着良好的借鉴意义。     

城郊结合部征地中农民利益保护问题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城郊结合部征地中农民利益保护问题是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之一。没有必要在同一区域内区分"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征地补偿标准,中国C市"国际社区"的材料证实了不区分"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征地补偿标准的好处。明确土地征收和征用的内涵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推行"片区综合补偿价"是让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分享土地发展权价值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