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回族皮毛贸易(1879-1945)

道光三十年(1850年),包头便成为黄河中上游的水运货物集散地,作为边境贸易城镇的区位优越性更加明显体现出来,光绪五年(1879年)天津洋行买办到西北收购羊毛后,包头皮毛市场功能从产地市场向转运市场转变。民国11年(1923年)京包铁路通车后,两种最经济便捷的运输方式在包头汇集,连接着皮毛的产地市场和终端市场,包头成为北方广大地区的水陆交通中心和最大的皮毛集散地,引发黄河中上游地区商品流通渠道重大变迁。     

基于历史制度的比较分析(HCIA)——近代西北羊毛贸易中的回族商人

自唐宋以来,回族先民就以商人的角色不断活跃在西北地区商业舞台上的重要地区.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西北内陆的不断拓展,以羊毛为主体的西北地区的畜牧业产品不断大量出口,回族商人更成为了举足轻重的经商大军,在西北近代羊毛出口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将以比较制度分析(HCIA)理论,认为回族社会宗教文化的信仰基础所导致的回族商人的行为策略,是回族商人在近代西北羊毛贸易执牛耳作用的关键.     

近代皮毛贸易在甘宁青地区的兴起

甘宁青皮毛贸易是近代以来西北新兴的大宗对外贸易形式,它曾对近代甘宁青民族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过莫大影响,因而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对这一重要经济现象的兴起及其原因作了专门探讨。阐明了近代以来这里贸易内容和结构发生改变,羊毛贸易新兴、皮张出口范围和数量空前激增等具体情形,进而分析了皮毛贸易兴起之内外原因。认为这里本身存在的市场潜力和民族市场发育过程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商业实体构成了皮毛贸易兴起和发展的内部动力机制,而同时天津开埠、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等外部因素又是刺激甘宁青皮毛贸易兴起的关键性因素。     

云南商人与近代滇藏商贸交流

源远流长的滇藏商贸交流在近代历史条件下迅速发展 ,成为维系近代滇藏往来的主要内容 ,同时也是历史上商贸交往最密切 ,对彼此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最显著的历史时期。这其中 ,云南商人持续活跃在近代滇藏商贸舞台上 ,为促进滇藏商贸交往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同时也对汉、藏、纳西、白、彝、普米等民族聚居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近代回族报刊与回族社会现代化意识的交互关系

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述了近代回族报刊与回族社会现代化意识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近代回族报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对近代回族社会现代化意识的萌芽和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是回族社会现代化意识的引进者、培养者、刺激者和宣传者;另一方面,近代回族社会现代化意识的发展也给近代回族报刊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生存环境,使近代回族报刊显示出与时代相适应的功能、地位和特点.     

浅析近代回族文化运动的成因

回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在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受到中国历史发展总趋势的影响。近代回族文化运动的兴起也不例外。本文在把握近代中国与回族历史实际的基础上，并将二者结合起来，从近代中国兴教育的思想、留学生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及辛亥革命的推动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指出该运动是回族历史发展与中国历史发展互相辉映的结果，是回族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觉醒。     

试论回族的婚姻伦理观及其近代变革

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基本精神的伊斯兰教的婚姻伦理观,是指导穆斯林婚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在伊斯兰教的日常生活和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回族的婚姻伦理观受伊斯兰教的直接影响和中国儒教的间接融合,呈现丰富多彩的内容和价值。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回族的婚姻伦理观也在发生着变迁,逐渐趋于成熟和理性。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近代以来中国西北地区回族商业发展述略

近代以前,中国西北商业被回族商人和山西商人所垄断,但同(治)光(绪)朝之后,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整体上而言.回族商业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但甘南地区回族商业却得到了迅速发展.本文试图廓清这一基本情况,希望对研究近代回族社会发展有所裨益.     

论西藏近代商人阶层的形成

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的签署,标志着西藏开始了半殖民化的过程.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西藏内部开始采取自我振兴的新政措施,有些人开始"弃农从商",从而兴起了一股民间投资商业的热潮.在此背景下,不断增长的流动人口压力造成了封建庄园内部的变动,开垦荒地和新庄园的建立,使得原来封闭的封建庄园出现了松动,西藏近代商人群体抓住此契机最终登上了历史舞台,从而形成了西藏近代商人阶层.     

本土化视阈下近代回族教育传承与革新

晚清至民国时期,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教育救国思想兴盛起来,回族知识阶层对长期以来在回族内部盛行的传统经堂教育表现出的历史局限性与不适应社会方面进行反思,并提出发展回族新式教育的主张,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支持。一些在国外留学或出国考察的回族人士带头付诸实践,改革经堂教育。回族教育社团组织及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立以后,在促进回族新式教育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回族宗教权威人士、知识精英和在军政界任职的高级官员,在发展回族新式教育方面形成共识,但同时认为传统经堂教育还有保留的必要,并要保证其生存发展的空间。近代回族教育的传承与革新,也是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的一个缩影。     

回族习惯法与回族地区法律多元秩序的构建

当代回族地区的法律实践中既有国家制定法的影响,也存在行之有效的回族习惯法。但二者关系上却呈现出"表达与实践"、"契合与冲突"、"共存与断裂"的混乱状态。本文以法律多元理论为视角,在深入剖析理论可行性和现实必要性的基础上,从法的创制、法的运行和纠纷解决三个层面提出构建当代回族地区法律多元秩序的具体路径。     

黑龙江新式回族教育述略

新式回族教育是回族教育发展史上从经堂教育向现代教育过渡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本文介绍了黑龙江新式回族教育的发展状况及其历史意义     

当代"蕃坊"的崛起——义乌穆斯林社区发展历程的初步调查

唐宋时期,在当时的杭州、明州(宁波)等地,建立了有外国侨民居住的“蕃坊”。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进行,大量的中外穆斯林到浙江义乌来经商贸易,定居生活,使义乌成为新的“蕃坊”。通过对义乌穆斯林的人口变迁,义乌的清真寺、寺管会、阿洪和墓地,义乌穆斯林的职业构成,义乌穆斯林的婚姻家庭与子女就学情况,义乌穆斯林的精神生活状况等方面的论述,使人们对这一新的“蕃坊”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浙江义乌新的“蕃坊”的出现,也反映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均重视和谐与和平的共同价值取向。     

浅析中国近现代回族报刊的经济功能

由于近现代回族报刊中并没有专门的经济类报刊,因而普通报刊的经济功能被开发出来,对广大回族企业和相关经济活动起到了较好的引导和规范作用。诸如《边铎》《天山》《晨熹》等一系列回族报刊的出现,其中所描述的经济行为,所解析的经济政策等相关内容不仅提供了重要的回族经济史依据,而且还在客观上也大大缓解了当时回族聚居区的经济压力,刺激了当时回族产业的新模式的生成,并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区的繁荣,从而协调了部分政治性矛盾,进而推动了一些文化问题的解决。     

近现代回族皮货的生产与销售网络

本文运用市场因素分析、历史分析等方法与理论,通过对回族皮货的采购、制作工艺流程、销售网络等作了描述与分析,以求能窥见回族皮毛贸易发展的脉络.     

都市外来回族穆斯林社会网络的建构——以桂林市为例

社会网络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学者开始运用社会网络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城市中流动人口的问题。在多元异质文化的都市社会,外来回族穆斯林通过各种方式建构自己独特的社会网络。本文以桂林市外来回族穆斯林为研究对象,对其语言、饮食等体现其族群边界的最为突出的符号和宗教活动进行分析,提出了其社会网络建构的特点和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伊斯兰门宦教派与近代西北回族军阀的形成

本文探讨的是西北伊斯兰教门宦教派与近代西北回族军阀的形成之间的关系。门宦在近代西北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回族军事集团在形成过程表现出对门宦组织巨大的依赖性,但在回族军阀体制形成后,又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排斥性。     

元代回回人的宗教制度与伊斯兰教法

本文研究了元代回回社会中的宗教制度和伊斯兰教法。作者认为,元代回回社会中存在着官方认可的管理者和更小的民间宗教事务管理者两套系统。伊斯兰教法约束了回回人的行为规范,并且对元代多元法律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在多元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回回法”同“汉法”及“蒙古法”有一个冲突和融合的过程。     

回回人与蒙古宫廷政变——兼论元朝回回商人与回回法的盛衰

蒙元时期,回回人屡次策划或参与蒙古宫廷的斗争和政变,给蒙元政治带来重大影响,这与一些蒙古统治者支持推行回回法有直接的关系.随着回回法的兴废,回回商人也因此或沉或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