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同书》的成书年代——兼与汤志多钧同志商榷

康有为的《大同书》是他名著之一,全面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大同”思想。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提到过这本书。《大同书》著作在何时,大同思想作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想,它的形成过程怎样?目前学术界尚无一致的结论。汤志钧同志认为“《大同书》是康有为一九○一年到一九○二年避居印度时所撰,定稿更迟。”并且还认为     

云南地方文献书目述略

地方文献书目之内涵 地方文献书目是揭示报导有关某地区自然和社会方面的文献信息而编制的书目,能提供一地的全面材料,反映一地工农业生产、社会经济、科学文化及民族宗教的历史及现状,以便充分利用地方资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改革开放服务。 我国记载地方著作的书目始于北齐、北周之间,据唐人刘知几《史通·书志篇》记载:“近来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亦有《坟籍志》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校仇之司,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者”。近代目录学家姚明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一书中认为:《坟籍志》一书兼传记方志之体制,然专录一方人士之著作,实开后世方志著录书目之风气。 隋唐时期成书的地纪及图经,多纪一地舆地、四至道里、物产及风土,很少著录艺文。宋代纂修方志,借鉴“正史”始有“艺文”之著录,如施宿的(嘉泰)《会稽志》、范成大之(绍定)《吴郡志》通过“杂记”录整篇诗文,但无书目。南宋嘉定七年(1214)高似孙撰《剡录》,卷五有书有文,既列戴逵、阮裕、王羲之、谢玄等十四人著作及阮、王、谢三氏家谱共43部,又移抄谢安戴逵等人有关剡(浙江嵊县)的单篇文章若干篇,实开地方志著录文献图书之风气。 专录一书以述一地著作,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记载,始于明万历年间山阴人祁承(火业)的《两浙著作考     

评康有为《大同书》的人道主义思想

《大同书》是中国近代戊戌变法运动领袖康有为(1858——1927年)的主要著作之一,成书于1901——1902年。1913年在《不忍杂志》上发表甲、乙两部,全书出版在康有为死后的1935年。《大同书》出版虽然比较晚,但从康有为的诗文、自编年谱以及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有关记载看,该书的思想在戊戌变法前已形成。晚年,康有为又根据他所接触到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和空想社会主义,对该书的思想进行修改和补充。《大同书》幻想一个所谓“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并企图以“不忍人之心”为思想基础,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去实现这个社会。     

梁启超对康有为宗教思想的凸显及用意

梁启超是最早对康有为的思想予以介绍和阐发的近代思想家,而他介绍得最早且最多的无疑是康有为的宗教思想。除了"述康南海之言"的《论支那宗教改革》之外,宗教思想也是《南海康先生传》的重头戏。梁启超之所以将康有为誉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宗教家,并对康有为的宗教家身份和宗教思想津津乐道,与他对宗教作用的认识密不可分。由此,梁启超将宗教说成是造就康有为这一中国千载难逢的真英雄、大英雄的要素,借此表达对英雄的热切呼唤。     

评康有为《两考》的消极作用

康有为撰述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两部宣传维新派变法理论的重要著作,也是研究康有为“托古改制”思想的珍贵资料。它们的刊印,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褒贬不一,成为近代中国争议最大、影响最深的著作之一。对于它们的积极     

一部独具特色的传记著作;——评介《梁启超传》

<正> 孟祥才同志写的《梁启超传》最近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传记著作。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和成绩卓著的学者。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侧面。他的学术活动和巨大的成绩,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研究梁启超的活动和思想,应该说是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国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与其对他同时代的人物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比较起来,都显得薄弱。甚至,只有当人们研究“戊戌变法”时才提到他。解放前,出版的关于研究他的学术专著,只有吴泽先生的《康有为与梁启超》一书,其     

青年梁启超的自由学说

戊戌变法时期,中国近代哲学进入了进化论和人道主义的发展阶段,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是其代表人物。当时,青年梁启超以生花之笔,用人道主义冲决封建专制主义,用“自由”反对“奴性”,从认识论和伦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我之自由”的意义,起了广泛的思想解放的作用。诚如他自己所说:“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在1903年(梁卅一岁)以前,这称号对他来说是当之无愧的。现在我们来回顾青年梁启超的自由学说,重温他在这一时期写的《论自由书》、《新民说》等著作,也仍然会感到字里行间洋溢着生气和活力,富有启发意义。     

康有为对孔子教育思想的阐发

康有为将孔子奉为中国的教主,孔教的称谓既表明孔子是宗教家,又表明孔子是教育家。在这个前提下,他对孔子的教育方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宗旨予以探究,从不同角度共同展示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康有为来说,正如教育家是孔子是教主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样,教育思想是孔子思想的一部分。在中国近代,认定孔子是教育家并阐发孔子教育思想者并非康有为一人,在孔子是教主的前提下发掘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康有为的显著特征,也正是这一点拉开了康有为与同样认定孔子是教育家的梁启超、章炳麟等其他近代哲学家之间的距离。     

评梁启超的“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也是博古通今的卓越学者。他除了在大量的政论中渗透着丰富的学识外,还撰有卷帙浩繁的各种学术论著。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他退出政界,登上大学讲坛,学殖益广,声华日茂,在学术上代表中国晚生而又早熟的资产阶级作出了特定的贡献。如果说他的《中国史叙论》、《新史     

论黄遵宪的法治思想

黄遵宪在1895年正式出版的《日本国志》及其它著作中,第一个向国人全面系统介绍日本因明治维新民主与法制建设成就,而致迅速富强。他率先提出“以法治国”方略,倡导民权宪政,引进近代司法原则,废除治外法权,倡男女同权论。他在百多年前就为世人打开了窥视域外世界近代法治文明的明窗,将近代法治首先引进中国。黄遵宪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思想先驱。     

论廖平与康有为的治经

<正> 研究康有为思想都要涉及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所主撰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书,这是他发动变法维新的理论著作,也是他把今文经的观点运用到政治改革中的思想基础.肯定这两书对发动戊戌变法运动的重大作用和对当时思想界和政治上的重大影响,正如梁启超所喻的“大飓风”、“火山大喷火”,是一直为治思想史的人所共认的.     

康有为的书法美学思想

康有为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而且也是著名的大书法家。他长期研读碑板,并师法《石鼓文》、《石门颂》、《石门铭》、《云峰山》等秦汉书法,形成雄奇飘逸,苍劲浑朴的书风,被人称为“康体”。     

论一九○○年前后康梁思想的分歧

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流亡到日本,借助日文大量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科学文化,因而思想大变,他自己说:“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康有为辗转日本和加拿大,思想停滞保守,在海外鼓吹“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一八九九年康有为组织保皇会,宣称要变法“非仁圣如皇上不可”。自此,康、梁思想日趋分歧。为了进一步探讨戊戌后到一九○二年间康、梁在海外活动的思想脉络,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以就正于同志们。     

评周桂钿《董学探微》

康有为著《春秋董氏学》,晚清经学家皮锡瑞称“董子之学”,1935年《协大学术》刊登李兆明《董学研究》一文,遂生“董学”一词,与孔学、孟学、荀学、朱学、陆学、王学并列,各领风骚千百年。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周桂钿教授,由张岱年、钟肇鹏等先生指导撰成《董学探微》一书,主要内容乃十二论——宇宙、人性、仁义、义利、贤庶、德才、贵志、名讳、辞指、常变、中和、大一统,造诣深度与广度超越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及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专章、李威熊《董仲舒与两汉学术》、赖庆鸿《董仲舒政治思想之研究》、周辅成《论董仲舒思想》等,堪称董学里程碑。     

《左传》“公子士洩”新考

清代学者李惇、俞正燮及近代章炳麟、杨伯峻等先生均主张《左传》僖公二十年“公子士洩堵寇”、二十四年“公子士洩堵俞弥”于“洩堵寇”、“洩堵俞弥”断句。清华简六《郑文公问太伯》(甲本)有关“堵之俞弥”的表述,为《左传》应在“公子士洩”断句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公子士洩”系郑国公族,与宣公三年作为郑文公之子的“公子士”并非一人。《左传》及相关著作如《史记》等书的点校失误当据此订正。     

梁启超后十年的文学研究

梁启超青壮年时代是一位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主将,他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对近代文坛有极大的影响,并推进了中国文学的近代化。其中有些论著如《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饮冰室诗话》,不仅对推动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倘以1920年为界,将梁启超的文学活动分成前后两期(这里是为叙述方便所作的假设,并非梁启超一生文学活动的分期):前期的文论多侧重对文学外部规律的探索,政治色彩比较浓重;1920年后,他在文学方面的论著则多属     

黄世仲《辨康有为政见书》刍论

黄世仲的《辨康有为政见书》是清末最全面系统批驳康有为保皇思想,宣扬民族民主革命的文章.它明言康有为不可信,光绪帝不可保;斥"满汉一体"之非,论"排满革命"之是;号召人民奋起革命.《辨康有为政见书》与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相比,二者各有优长之处.《辨康有为政见书》挑战专制君权,鼓吹反清革命,对启迪人民觉悟,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早期文本──《广艺舟双楫》的思想文化解读

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作为晚清最重要的书法理论专著，曾影响了整整一代书风，这一事实是人们熟知的，而实际上，这部著作还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康有为的思想文化观念。如何透过谈碑论书的表象，去探寻其中的思想文化意蕴，并以此认识康有为思想体系的发展轨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些分析和论述。     

船山论“正统”

<正> (一) “正统论”是中国史学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它的出现和发展,显示了中国史学跟政治的密切关系,也正因为这样,环绕“正统”的争论,才历代不已。 王夫之在他的论著中,对历代“正统”问题十分注意,而且因应他所处的时局,藉论“正统”而表达他的政治思想。但在过去,不少学者认为船山反对谈什么正统不正统。日人内藤虎次郎在他的《支那史学史》第九章<述正统论>一节说: “《读通(钅监)论》的著者说,这类事不值一提,故关於正统论,书中不置一言。 国人魏应麒也接受这种看法,说船山“不作正统之妄说”,柳诒徵在《国史要义》论“史统”一章,一方面将王船山归入“不持正统     

《楚辞·远游》篇試解

一、《远游》是仙真人诗,是天学吗? 怀疑《远游》不是屈原所作,从近代始。近代学者中有这样的怀疑,从廖平始。廖平以为“屈原并没有这个人。”他以为“《秦本记》,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即《楚辞》也。”“始皇有博士七十人,命题之后,各自呈撰,年湮代远,遗佚姓氏。及史公立传,后人附会改捝,多不可通。”“著书諱名,文人恒事。使为屈子一人拟撰,自当整齐故事,扫滌陈雷,不至旨意緟复,詞語参差若此。”又说:“《楚辞》为《诗》之支流,其师说见于《上古天真论》,专为天学,详于六合之天。盖圣人于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