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输入中国的海洋动物知识——以西方耶稣会士的地理学汉文西书为中心

中国古代缺乏比较自觉的海洋意识,本土文献中有关海洋地理知识的介绍也相对有限。中国传统文献中关于大型海洋动物的记述,多混杂着浓厚的神话传说色彩,或多与占符灵验相比附。明末清初西方耶稣会士的汉文地理学西书《坤舆万国全图》《职方外纪》《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不仅最早向中国人介绍了欧洲的世界地理学说,包括地心说、地圆说、五大洲观念和五带知识,还介绍了若干地理大发现以来关于海洋动物的新知识,并且将这些海洋动物的新记述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西方传统相勾连,从而为中国人带来了大航海时代以来建立起来的新知识传统。这些地理学汉文西书的编刊,为19世纪中国人重新认识海洋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知识资源。     

19世纪西方地理学译著与中国地理学思想从传统到近代的转换

空间知识的拓展在传统思想近代转换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19世纪西方地理学译著给近代中国人带来了全新的地理学知识,形成了新思想的“地理大发现”。地理学译著活动对于地理学思想从传统到近代的转换具有重要的意义。     

演剧与舞台——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的地理舞台说述论

〗《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提出的“地理舞台说”是影响中国历史地理学进程的经典论述。本文梳理了发刊词的成文过程,继而分析了顾颉刚、谭其骧在传统戏曲欣赏品位上的异同,对地理舞台说的提出者做出推断。从学术史上看,“地理舞台说”是民国学界的共识,而该说的源头在于对西方史学、地学思潮的译介。作为舶来品的“地理舞台说”,其最初发端于1903年的日本。此后,西方学界的地理舞台说又被直接译介到中国。然而,中国传统戏曲不以写实性的舞台为特征,将地理比作“舞台”并不准确。而且,“地理舞台说”将历史与地理关系设置为二元对立关系,地理舞台只是作为历史戏剧的陪衬而存在。后来,学界注意到地理环境本身就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地理不再只被视为历史的陪衬,从而为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独立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专题弁言：20世纪历史地理学思想源流考镜之一

在国内历史地理学的本土语境中,“地理历史学”这一概念几乎从未进入专业研究者的话语体系。一些现代地理学者认为,以往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实际属于地理历史研究范畴,前者之名掩盖了后者的存在;进而主张建立一门与历史地理学并驾齐驱的新学科——地理历史学。事实上,类似争议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英语国家学术界亦曾发生过。对此,英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达比和贝克都曾有所阐释和辨析,值得镜鉴。本文重申只有将历史地理学视为沟通和融会地理学与历史学两大传统学科之间领域的学术关怀,才能摆脱古往今来两者各自立足于本位而提出的片面见解。重视西方历史地理学方法论的形成与发展,有助于厘清这一争议话题的本质,也有利于推动本土学科自身的理论建构。     

教育地理学若干问题的思考

教育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就进行了研究。20世纪90年代,教育地理学在我国也受到一些学者重视。随着《教育地理学》一书的出版,教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确立起来,学者在教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和学科体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但随后研究势头减弱,学科发展缓慢,存在研究对象尚不明确,学科性质争论不下,学科体系尚未形成,研究团队薄弱等诸多问题。与此同时,国外的教育地理研究已经发生了教育地理研究的“空间转向”,并获得了较丰富的理论成果,值得借鉴。我国的教育地理学研究需要在理论研究、实践研究、方法论研究、科研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做出更进一步的努力。     

利玛窦《交友论》的译刊与传播

《交友论》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 1 5 95年在华编译的第一部汉文西书 ,也是明清之际由耶稣会士译著的第一部世俗内容的汉文西书。该书通过百则西方哲言的编译 ,向中国人展示了西方的友谊观。在明末清初重儒家的“四伦”而忽视友谊的伦理系统中 ,《交友论》使士大夫相信 ,在遥远的西方也有着像中国人一样对友谊的认识 ,甚至有的见解还在中国圣人的认识之上。因此《交友论》在明末清初曾被多次刊刻 ,编入各种丛书 ,成为后来中国思想和伦理变革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     

试论预测地理学

试论预测地理学刘美安一、预测地理学建设的意义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地理学进入了数量地理学时代。数量地理学的产生与发展，引起了地理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场划时代的变化，人称“地理革命”。数量地理学的发展，使地理学以预测代替了对现状的说明，但在预测方面还缺乏理...     

20世纪历史地理学思想源流考镜之二

1951年，“历史自然地理”术语随苏联学者雅尊斯基的中译论文发表而为中国学者所知，至1956年，就出现在《1956～1967年基础科学学科规划》所附《地理学学科规划说明书》之中，成为地理学界接受和参与国家经济建设任务的一个实践方向，同时也被同行学者普遍认可为历史地理学的主干部分（主要分支）。一个名词术语即为一片新天地，“历史自然地理”一词可以为例。引人感慨的是，从民国岁月走过来的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诸公，分处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三地三校，时常关心社会改善、自然改造之进程，感念深处，或起而撰文响应，或起身投入野外考察之中。正值盛年之诸公，带领身边的青年学者和学生，接续做出了属于那一时代的黄河变迁、黄土高原变迁、西北沙漠变迁考察研究的杰作，构成了历史自然地理的骨干内容，亦奠定了历史自然地理的学术基础。作者侯甬坚教授透过20世纪50～70年代国家推行计划经济期间流行的“任务带学科”组织方式，触摸到这一阶段历史地理学起步发展的助推力来自中国科学院及其地理研究所。长期潜心于历史气候研究的竺可桢副院长、非常擅长自然地理综合研究的黄秉维所长，不仅着手本所的历史地理研究机构设置和人员安排，而且早在1956年就在地理研究所设置了历史地理专业，聘请谭其骧、侯仁之为导师，安排招收研究生。70年代中期，中科院组织编撰的我国第一套《中国自然地理》丛书，也确定了《历史自然地理》的选题和著述任务，最终是以全国同行协作的方式，促成了这部世界历史地理研究中少有著作的问世。基于上述学术史的发掘和解读，作者做出了一个归纳认识，即自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循着自然地理（自然综合体）的研究发展起来，积极配合50～70年代的国家建设，得到了优先发展的机会。英国曾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学者引进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一个欧洲来源。继本刊2017年第3期刊发李大海博士关于英国历史地理学方法论的研究论文之后，本期我们又约请丁雁南博士带来对英国当代杰出历史地理学家———查尔斯·威瑟斯教授（1954—）的专门介绍。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对克利福德·达比（1909—1992）和阿兰·贝克（1938—）这两位英国历史地理学家较为熟悉，但因为种种原因，却对当下十分活跃、颇有影响力的一线学者，了解得并不多。作者丁雁南博士曾告之于我，他是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威瑟斯并将其学说纳入到自身的研究之中的。对此，我们非常欢迎，因为这样积极关注外国历史地理人物和学术进展的论文，在我国总不是很多。需要有所提及的是，这篇论文不仅是对查尔斯·威瑟斯个人学术成就的集中介绍，也是对英国历史地理学界正在进行的一场涉及知识论层面的转向所展开的参与讨论。长时间以来，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始终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议题，尽管中外学者一直试图厘清它同地理学、历史学的关系，国际历史地理学界至今也没有一个普遍共识。现在，我们通过丁雁南博士的这篇论文，了解到英国历史地理学同仁在面对同样的困境时，是怎样走出了一条“地理知识转向”的路径。这一海外学术动态，就对于英国历史地理学的了解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阿兰·贝克学说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是极为新颖和富有挑战性的。抛砖是为了引玉，我们期待威瑟斯的学说能够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和引介，并在中国引带出回声。     

慕维廉与中文版西方地理学百科全书《地理全志》

慕维廉是活动在晚清文化界的一位著名的传教士,他曾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译出过《大英国志》和《格致新机》等颇有影响的译著,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上海墨海书馆出版了慕维廉的《地理全志》。作为第一部中文版的西方地理学百科全书,该书较为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地质、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区域地理的知识,也介绍了气候学、水文学和人种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其中“地史论”较早详细地介绍了荷马、希罗多德、马可·波罗、洪堡等一些西方著名的地理学家。１８８３年慕维廉为迎合中国读者的接受能力而将该书重新修订,修订版《地理全志》虽然内容有很大的缩减,但却产生过很大的社会影响。目前地学界有郑《地理全志》一些错误的认识应予纠正。     

从地学到地理学：竺可桢与中国近代大学地理学系的构建

竺可桢是推动中国近代地理学学科建制的关键人物。他于1913—1918年在哈佛大学研习地理学和气象学,归国后将哈佛地质学与地理学系的“双名词系科”移植于东南大学地学系,以“科学的地理学”改造传统地理,推动建立中国的新地学。然而地理学人才的匮乏阻碍了学科的成长,在1925年竺可桢离校后,地质学后来居上,主导了地学系,地理学在人员聘任、经费分配、课程设置等方面发展都受到束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地理学蓬勃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因政治关切支持地理教育,推动中央大学地理学摆脱对历史学、地质学的附丽,寻求独立的学科建制。由于大学系科之争和地理学汇通文理的学科特征,地理系独立后在院属问题上又添波澜。竺可桢及其弟子熟悉欧美地理学的潮流和体制,坚持在理学院下建设独立的地理系,倡导融合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新地学,中央大学地理系于1932年重回理学院。竺可桢对于东南大学地学系和中央大学地理系的学科构建,深刻地影响中国近代大学地理学系的创立和成长。     

“历史地理学”还是“地理历史学”？——英国历史地理学方法论视野下的中国式问题评议

在国内历史地理学的本土语境中，“地理历史学”这一概念几乎从未进入专业研究者的话语体系。一些现代地理学者认为，以往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实际属于地理历史研究范畴，前者之名掩盖了后者的存在；进而主张建立一门与历史地理学并驾齐驱的新学科——地理历史学。事实上，类似争议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英语国家学术界亦曾发生过。对此，英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达比和贝克都曾有所阐释和辨析，值得镜鉴。本文重申只有将历史地理学视为沟通和融会地理学与历史学两大传统学科之间领域的学术关怀，才能摆脱古往今来两者各自立足于本位而提出的片面见解。重视西方历史地理学方法论的形成与发展，有助于厘清这一争议话题的本质，也有利于推动本土学科自身的理论建构。     

试析“地理科学”理论对地理学的冲击及其意义

本文认为,钱学森先生提出的“地理科学”理论,是以地理学的现代发展为背景的,是对于地理学现代思想中的某些观念的提练、发挥和超越。它的出现和形象极大地映射着地理学,引起地理学家对自己领域的透视,它所包涵的地理建设范畴的提出,对实现地理学参予人类社会实践整体的愿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山大学地理学的学术创新、学术风格和社会贡献

作为基础科学之一的地理学,在我国长期隶属于文科.成立于1929年的中山大学地理系,归入理科,自此开创了中国近代地理学新历史和新格局.文章发端于此,阐述地理学在中山大学以学科性质、研究方向、课程设置和各类专题地理研究为标志的一系列学术创新,由此反映地理学岭南学派所具有的博采包容、长于野外考察、为社会服务的务实学术风格,指出其对推动中国地理学前进,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重大贡献,并以此彪炳于中国地理学史册.     

1833-1895年主要汉文西书中议会文化的变迁

通过对1833-1895年主要汉文西书的较为全面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从议会术语变迁的角度而言,“公会”、“巴厘满”、“衮额里士衙门”等意指不确或音译的术语,逐渐为“议院”、“议会”和“国会”等意译术语所取代;在此三者的竞争中,“议院”这一术语逐渐占据优势地位,展现出强大的生命活力.从议会内容变迁的角度而言,这一时期的主要汉文西书对西方议会的译介基本上停留在议院职能、运作程序等表面现象;对议会“自主”精神虽有所阐发但并未引起国人的注意;因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又致使译述者往往运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来解读西方议会文化.因此,这些汉文西书所描述的议会,既不是西方原有的,也不是中国传统的,而是一种在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语境下重塑出来的文化影像.     

回应挑战 启迪深思——《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读后

最近，笔者拜读了韩震教授与董治河博士合着的《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一书，认为这是我国历史哲学界和史学理论界的一部前沿之作，是中国学者对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挑战作出郑重而系统回应的有分量的作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全书具有内容充实、线索清晰、引述宏富和表达明畅等特点，并从多方面对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挑战作出了回应。     

麦都思及其早期中文史地著述

19世纪初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撰有三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中文史地著述。《地理便童略传》是新教传教士所编写的第一部面世的汉文地理学通论 ;《咬吧总论》是晚清来华外国传教士所编写第一部中文外国区域地志 ;《东西史记和合》不仅是 1 9世纪问世的第一部中西比较的编年体史书 ,可能也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东西比较历史的著述。麦都思在这三部文献中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西方有关世界地理、区域地理和西方历史的常识 ,而且还注意在这些中文著述中对中国文献加以利用和吸收 ,使这三部文献不仅在一般西学史地知识的介绍方面 ,而且在早期汉学研究方面 ,也显示了它们一定的地位。     

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备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瞩目.新经济地理模型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仅重新诠释了传统的生产的空间区位理论,而且也为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提供了理论和实证的方法.本文在对新经济地理学基本理论和分析工具进行述评后,着重分析了该理论对中国区域发展的解释,最后探讨了新经济地理学对于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的启示.     

中西冲突背景下传统经学的困境——以廖平的《地球新义》为中心

在中西冲突的背景下,在传统经学向现代学术转化的过程中,廖平是"经学时代之结束"的标志性人物。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入对传统的"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产生重大冲击,廖平作为固守中国王道理想的传统士人,力图通过对传统经典的创造性诠释来说明中国在地理上虽然不是世界的中心,但在文化上,中国并没有丧失自己的优越性,中国的文化将会随着世界交通而进一步推向全球,世界文化将一统于中国的孔教。这种相当激越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后的一种思想回应。     

历史地理学巨擘侯仁之——试论侯仁之先生对地理科学的贡献

侯仁之先生被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称为“历史地理学巨擘”,他对我国地理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把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发展为现代历史地理学、开启对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之先河、开始了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首都规划建设的比较研究和率先开展中国世界遗产的保护与申报工作。侯仁之先生是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西南民族史地理学的一代大师——回忆方国瑜先生的治学方略

本文介绍西南民族史地理学著名专家方国瑜教授的严谨治学和教书育人事迹。著名的方国瑜教授，是西南地方史、西南民族史和西南地理学研究不知疲倦、勇往直前的拓荒者和勤恳踏实的奠基人。著名史学家徐中舒教授称他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西方学者称他为“纳西语言与历史学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