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阐释——试论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文化诗学作为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种文学批评思潮和流派,已然成为当今西方批评界的显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作为正宗的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模式,文化诗学以其新历史主义的学术旨趣,以其对"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阐释,实现了对形式主义批评和旧历史主义批评的双重超越,表现出一定的学术原创性.自上世纪末被引入中国以来,也越来越受到我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本文对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作一简要论述.     

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史研究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史研究已在宏观进程、热点问题、重要现象等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但是,部分研究论著不够系统,缺乏理论深度和历史意识。深化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史研究的对策是：一要树立和培养历史意识,加强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二要公正地对待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史传统;三要注重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兼顾。     

文化研究的中国姿态

本文认为 ,在西方文化研究思潮的影响下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转向 ,已是一个越来越彰显的学术景象。透过这种景象 ,我们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到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及其从业者的文化处境与文化姿态。文化批评转向的背后 ,有着更加发人深省的社会文化意蕴。     

当下文学批评的三种病症

中国当下文学批评呈现出学院批评、作家批评与媒体批评互相攻伐的混乱局面。文学批评的各种病症日益凸显,具体来说,一是,学院批评对作为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工具的文学理论极为推崇,以至于文学批评成为各种理论的实验场,成为了"理论"批评;二是,当下文学批评呈现出从文学批评到批评姿态彰显的病态转变,批评家的文学批评并不是为了探究文学创作经验与理论方法而是为了凸显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与立场;三是,当下文学批评少有真诚而深刻的求疵的批评,到处可见的则是寻美的批评,由此导致批评品格丧失、庸俗批评大行其道的批评病象。     

走向后经典形态的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同时它又在文学研究中最直面鲜活的文学现实,这样,传统的稳定性和现实的变动不居就形成了矛盾.文学批评在这种变化面前,就只有在坚守自己审视文学状况这样的基点上.调整自身认识文学的规程.在这一调整中,以经典作品作为价值引导的批评模式受到了冲击,于是一种"后经典"形态的文学批评模式应运而生.在"后经典"形态的批评中,批评的追求目标、关注对象、话语方式、叙事体系等都有所变化.     

王运熙先生的学术道路与治学风格

王运熙先生的治学历程有三个阶段。他学术上的贡献，主要集中在文学史与批评史两大领域。他对汉魏六朝乐府的研究，填补了文学史研究的空白；他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是该学科领域的重大创获。实事求是是他治学的基本特色，在治学方法上，他注重实证，注意微观与宏观、文学史与批评史的结合。     

作协派批评的困境与"自救"

笔者曾在题为<走向"三分天下"的文学批评>一文中,把当下的文学批评分为三种类型:学院派批评、作协派批评和媒体派批评.认为这种多元化的互动互补格局,促成了文学批评的空前繁荣和独立地位的形成,有助于文学批评向广度和深度的路径上发展.     

关于当代中国(大陆)三代女批评家的笔记

当代中国 (大陆 )女性批评家之形成一个群体 ,并在文坛上 (主要是在女性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是在 2 0世纪 80— 90代之后。三代批评家各有其不同的特点 :第一代主要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或说美学—历史批评 ,特别注重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实际 ,并以自身的生命体验 ,加入对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建构 ;第二代女性意识凸显 ,倡导并运用女性主义批评 ,以多学科的研究视野对女性文学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 ,将女性文学批评推向多学科研究的境界 ;第三代从文学向文化领域延伸 ,大多以双性视角或超性别视角关照女性文学的历史和现状 ,并显露出某些新的批评思路和批评策略经过三代人的努力 ,中国大陆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已经从“浮出历史地表”而到渐趋成熟壮大。女界人生的生命活力得到如此蓬勃的发展 ,这是近百年中国妇女运动史上未曾有过的。但从总体上说 ,大陆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尚来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建构 ,如何将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与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实际相结合 ,建立中国女性文学自己的批评标准或坐标系 ,并调整女性主义批评的思维和策略 ,开拓出一条自己的批评研究之路 ,这尚需三代女批评家的共同努力     

文学多元时代的批评策略

文学多元时代的批评策略关乎文学批评的发展方向问题.目前我国的文学批评在策略上的失误主要表现在没有通过把握文学来把握文学批评的方向、忽视了批评理论的创生、缺乏兵团作战的运作方式等方面,据此,文学批评应采取三种相应的策略:在向着文学与生活的双重回归中把握文学批评的发展方向;通过耐心解读多元化的文学现象、合理吸收民间批评理论来寻求理论创生;通过学术合作使文学批评产生应有的社会效应.     

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回顾与反思

1980年代,文学批评家以自己的身体力行迎来了中国文学事业的春天,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终于告别了极端功利的批评倾向,使文学艰难地回到了自身。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批评很快就迷失在"商品化"、"市场化"的时代潮流中,在告别了"政治投机"之后,却再度陷入了另一种投机状态。这种对"方法论"的态度使当代文学批评形成了一种"理论至上"的文风,最终导致了文学创作界与理论批评界的隔膜。与这种尴尬的批评现状相伴生的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价值迷失","文学价值"和"批评价值"的双重迷失,理论界需要对这种现状进行自我反省。我们相信,随着批评家的理论自觉,学术评价制度、匿名审稿制度、期刊评级制度的逐步完善,一种独立、自由、健康的文学批评局面或可形成。文学批评不是为某位作家、某部作品而存在的,它所捍卫的是文学的尊严。     

论朱熹忠德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天理”和“中庸”为中心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考察

朱熹的忠德思想具有"正己"和"尽己"两个主要的维度,要获得"正己"和"尽己"的合理性,需借助"天理"。朱熹的"天理"内容包括对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本身的道德价值追求。离开"天理",忠德的价值和意义将丧失殆尽。"中庸"是一种道德方法论。在实践中,忠德是一种政治和道德实践智慧。"中庸"方法论贯穿在朱熹的忠德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因此,从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天理"和"中庸"就构成了朱熹忠德思想的理论基础。     

典籍与教科书同构:朱熹纂辑《四书》的理路

朱熹纂辑《四书》,旨在将儒家经典的诠释与学校教科书建设熔于一炉。作为中国儒家经典《四书》的集大成者,朱熹注重义理阐发而不废章句训诂,力辟佛说而注意吸收、利用其理论思维成果,形成了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一系列四书著作。朱熹治《四书》,实现了文化传播与教育的有机结合,为南宋以降元明清三代的士人学子开启了为学进德的基础路径,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信仰体系和政治伦理秩序的合法性。     

朝鲜李睟光“性情论”探析

李睟光的"性情论",不仅是朝鲜古代诗学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朝文论关联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的文学批评理论范畴。但是李睟光的"性情论",与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古代"性情"、"情性"的诗学范畴不同,李睟光的"性情论",既与程朱理学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与中国古代文论也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他在对这两个方面的承传关系中,更多的是出自于他的"重道而轻文"的哲学观与诗学观。     

在中西之间:朱光潜的诗论

朱光潜的诗论力图融合中西,但其立足点在西方诗论,其侧重点在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朱光潜的诗论科学地揭示了诗的本质特征和中国传统诗的独特内涵,同时又总结了新诗的经验,为新诗"非诗化"倾向的克服提供了理论指导,对新诗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论当代游记对传统游记的误读

中国游记大致有“再现型”、“主体型”、“文化型”三种形式。柳宗元、朱自清的“再现型”山水游记在中国游记史上影响深巨,后世读者在品读其美文时,往往集体无意识地忽略了他们倾注于其中的时代的个性和情感,并由此造成了长时间、大范围的对于中国游记的误读。     

"语义语法"说略

本文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法研究理论框架"语义语法",即继承以吕叔湘、朱德熙等为代表的中国语法研究的优秀传统,遵循从意义到形式的研究思路,主张以语义为语法研究的出发点和重点.文章就语义语法的理论背景、形成、内涵以及研究方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阐述.     

西南联大群体的新诗研究及其外来影响——以闻一多、朱自清为中心的探讨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和朱自清不断总结新文学创作的艺术经验,作出了创造"现代诗学"的努力,并取得了第一批成果:朱自清的《新诗杂话》和闻一多的系列诗论,为新诗的理论化和系统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们的新诗研究深受西方理论的影响,使闻一多和朱自清在"现代诗学"的创造中受益颇多。     

李睟光性理学思想内涵

李睟光将他所接受的程朱性理学称之为"道学",所以现以中国"道学"的名称、体系及其思想内容为依据,揭示李睟光"道学"思想的蕴涵,建构李睟光"性理学"的哲学思想体系.     

汉语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关系初探

本文通过对代词用法和代词语音演变的考察以及和现代汉语方言的比较,详细论证了汉语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1）汉语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的关系表现为第三人称代词和近指代词、第二人称代词和远指代词在用法和语音上具有衍生关系;（2）古汉语代词“其”是现代南方某些方言中第三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的共同来源;（3）作为指示代词用法的“之”在上古并非表示泛指,而是一个典型的近指代词。     

当代文艺学和美学:没有说完的话

朱立元认为,20世纪中国文论和美学,并非"全盘西化"的过程,而是既不同于古代传统文论和美学、又不同于西方文论和美学的现代文论和美学新传统的建构、生成过程。20世纪的中国文论和美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新传统。其在当前的发展中面临的深层问题在于基本理论缺乏与"史"和批评的互动、互通。当代中国文艺学和美学走出困局的必由之路,仍在于立足于如何解决当前中国文学所面临的这一现实问题,并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同时,达到理论、批评、历史三方面的协调和统一,形成整体突破。高建平则认为,我们只有来自西方的"美学在中国"和美学的史前史,没有中国美学。提出"文化多样性"口号的背后有着深层的审美的普世性与地方性之间的张力关系。今天我们需要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普世性的"中国美学"。王建疆认为,学科首先要讲公理、范式、共性,而不是盲目追求所谓特色或个性。同时,也不能从学科发展的水平高低来论断该学科是否存在,而是要放眼现实。其发展也应该遵循自然之道,而不是盲目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