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变"与"不变"--梁启超宪政思想再评说

梁启超宪政思想之"变"主要表现在他对近代中国宪政模式的选择和设计上,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再回归君主立宪,走向开明专制,最后拥护共和立宪,这反映了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宪政之路的理性思考 ;"变"的背后 ,"不变"的是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和坚持民主宪政、坚持渐进改良道路、坚持国民性改造的一贯主张."变"与"不变", 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因素,为我们今天的宪政建设提供了宝贵启示.     

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变”与“不变”

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可总结出"变"与"不变"的经验和启示。"变"是依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矛盾而变,包括因应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需要而变,因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变,因应不同历史阶段农民的内在需要而变,因应国际农业竞争的需要而变;而"不变"是坚守的初心使命不变,包括始终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坚持为农民谋福利,始终追求农村土地公有制。这些"变"与"不变"的经验,将在新时代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继续发挥纲举目张的作用,助推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论“三个没有变”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所强调的“三个没有变”,将发展阶段论、主要矛盾论、国际地位论这三个方面一并提出,为准确把握现阶段我国基本国情提供了多维视角.立足于不变,图的是建设和发展.“三个没有变”以发展阶段论为核心实质,形成了一个具有逻辑结构和层次的有机整体,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总依据;坚持“三个没有变”,内在地要求全面落实五位一体总布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个没有变”寓于丰富的量变和各具体阶段之中,与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的历史进程相统一.     

制度建构的结构基础:“变”与“不变”

脱离结构基础,就无法理解制度建构的理路.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是基于一系列的制度建构而展开的,从而实现了翻天覆地之变.然而,在大写"变"的同时是否可能忽视了对"不变"的洞察?这样的"变"与"不变"对于理解制度建构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学理层面上进行研讨.     

大众文化视阈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变”与“不变”

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一方面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话语主体的双重化、话语符号的狂欢化、话语内容的复杂化等;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根本性质却保持着相对稳定,如合法性、科学性、主导性等。应正确认识大众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变"与"不变",既准确把握"变"中之"不变",又坚持以"不变"应"万变",与时俱进、创新求变。     

论《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体”与“变”

“文之枢纽”为《文心雕龙》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是刘勰“论文”之枢纽,也即进行文学批评和文术指导的原则性纲领.其关键在于如何认识文学创作的“体”与“变”.刘勰主张“宗经”、“辨骚”,实际上是将二者视为“体”与“变”的两个文学源头,后者甚至可以视为《文心雕龙》最深刻的论说动力所在,由此建立了一种凸显文学史意识与文学经典意识的“经——骚”文论体系.     

校园文化建设应突出“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校园文化与"以人为本"有其内在联系性.校园文化建设,应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贯注于物质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与精神文化建设之中.     

论国民政府“苦撑待变”外交战略

"苦撑待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抗日外交战略.一般认为,该战略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提出的,其特征是消极待援.本文认为,"苦撑待变"战略是在全面抗战前数年就产生的.它的提出是国民政府对中国国情与国际地位、对日本侵略野心和国际形势演变趋势正确判断的必然产物.中国政府为实施这一外交战略,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这主要表现在进行舆论宣传、努力争取外援、呼吁制裁侵略及反对妥协和倡议反侵略国家进行合作等方面."苦撑待变"的实质是积极促进国际形势朝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演变,而非一味消极待变.苦撑待变战略的实施,使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促成了国际形势的演变,因而是成功的外交战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三大规律”的新探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一系列新观点、新判断,深刻地揭示了共产党执政的规律,极大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以人为本”与“每个人自由发展”

"以人为本"是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首要内容,它与时俱进地将发展的根本目的归结为人的发展,提升了发展的价值和意义,这对于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这一提法直接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和民本主义思想,应对其作出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人"和"自由人联合体"是个人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个与人类共始终的不间断的曲折艰难的演进过程."以人为本"完全可以与"每个人自由发展"统一起来.     

“行政范式”与“行政三分”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时期,新型"行政范式"的建构已经显得十分重要.而"行政三分"理念恰恰为新型"行政范式"的建构提供了合理的路径选择.     

“五七指示”与毛泽东早年的“工读互助”情结

"五七指示"作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改造与教育革命的总纲,充分展示了毛泽东建设消灭三大差别、实现人人平等与分配平均的"大同"世界的理想.遗憾的是,这一设计超越当代中国的发展阶段,实为空想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庚续.追溯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早年的"工读互助"情结难辞其咎.     

试论中国古代休闲的“境界”

中国是讲究休闲的国度,中国古代蕴含着丰富的休闲思想.把休闲仅仅定位于实用主义层面,无休不闲或只休不闲,只属于休闲的"致用层",是休闲境界中的较低层次;休闲的"比德层",注重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建立以道德内涵、人格蕴藉和情感寄托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相互关联;而休闲的"畅神层"则是一个主体更加自在澄明、更加注重审美情趣和形上哲理意蕴追求的自由审美境界.由"致用"到"比德"再到"畅神",展现了中国古代休闲的不同境界,折射出古代休闲的追求之路与审美历程,更彰显出华夏民族对于休闲所持有的独特文化理解.     

论邓小平“三农”思想

邓小平的"三农"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我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实际出发,正确地回答和解决了许多重大的"三农"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农"思想.     

引领历史向善——方孝孺的正统论及其史学影响

正统论是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历史哲学,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正统论在南宋时,由于理学发展和民族关系紧张等因素的影响,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趋向,更加强调对于历史的道德判断,而且在强调"尊王"的同时,还突出"攘夷"的内容。方孝孺的正统论是宋元以后最有影响的正统理论,其理论渊于浙东金华学派的"尊本明统"的正统说,其特点是极力突出历史道德判断的意义,即有意超越一时的已成事实之是非,以一相对恒常的道德标准裁量历史,引领历史向善的方向发展。但是与此同时,方孝孺也有一定调和道德判断与事实判断间矛盾的考量,提出所谓"变统"的理论。方孝孺的观点对以后的历史理论与史学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文心雕龙》“质文代变”说及其启示录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力图探讨文学发展的规律。其中心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文学虽然"十代九变",但都离不开"质文代变"和"质文沿时"的规律。刘勰对于"质文代变"文学发展规律,又从"上下"、"前后"、"浸染"三种模式来加以全面阐释。特别是"浸染"模式的阐释,与现代的社会心理作为中介来解释文学的发展,有相似、相通之处。刘勰的文学发展观对于我们仍然有启发意义。     

"与时高下":考察古代文变观的一个时间性视角

"时"在中国古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论述文学演变问题时,古人经常会将文学同"时"和"势"等范畴联系起来.时、势所揭示的都是古人对时间的某种理解,将文变与时、势结合起来,已经透露出古人对文学和时间关系的深层思考."时"不仅仅是指"时代"的意思,它还指成就某事的诸条件的遇合,有什么样的时,就有什么样的文,时变而文亦变."势"是一种趋向性的力量,随时而变,其展现的是文变的某种时间性图景.     

深刻理解“两个必然”的有效途径－学习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江泽民总书记在"四个如何认识"中,提出并阐述了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这对于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的"两个必然",排除种种错误认识,提供了有效途径;对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论唯物史观之"物"的现代形态

"物"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词,也是它的基石,但要站在变与不变的立场上对待唯物史观,不变的是它的基本理念,变的是"物"的具体形态.而就"物"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作用而言,也不是单一的和绝对的,尚有人类的精神及其外化形式渗透其中.要在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择,这本身就是成问题的思维,因为人类社会的构成方式和维系过程是极为复杂的,绝非单一的质料与精神所能决定的了的.即便在对"物"的研究上,也应该把分析的规定与规范的要求结合起来,在"是"与"应当"之间寻找其相互过渡的内在逻辑,把事实逻辑与价值逻辑结合起来.既然"物"是流动的,那就要深入而全面地分析现代性语境中的"物"及其流动形态.总之,要在变与不变之间(态度)、"心"与"物"之间(原则)、分析与规范之间(方法)和现代与后现代之间(语境)看待、对待和引领流动的"物"和唯物史观.在原则指引下、在方法指导下、在现代与后现代语境中见出唯物史观之"物"的诸种形态.     

批评基点的百年困惑：“背景”和“历史”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角度开阔了人们对"背景"和"历史"的眼界,为文学批评实践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即便是纯艺术的西方现代批评也无法回避对"背景"和"历史"的考察,这表明它们是一切批评学的学术基点.但是,20世纪文艺理论的建设和批评实践的历史发展表明,各种学术流派在此问题上的理解不尽相同,分歧甚大,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历史观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有消解的趋向,并对中国新时期文论和批评影响很大.对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超越和对西方现代文论的借鉴,"背景"和"历史"的考察现在应当上升到"个人"的特殊存在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