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济伦理与社会经济发展

本文通过对马克斯·韦伯的“儒家伦理不发生资本主义”的命题和东亚一些学者的“儒家伦理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假设的分析,探讨了儒家经济伦理对我国经济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全面转变的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作者认为: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一些所谓“后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宗法经济伦理被用以救治其种种社会弊端,这反映了儒家文化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某种积极作用。但儒家经济伦理作为自然经济的产物与商品经济观念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我们在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可盲目照搬资本主义国家对待儒家文化的经验,对儒家经济伦理的痼弊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中国文化的前景——新的综合

郭齐勇在《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上撰文,就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与文化传统的相互关系问题,对时下海内外学术界提出的“儒学复兴。说、“彻底重建”说和“西体中用”说提出异议,提出了他的“新的综合”说。郭文认为,主张“儒学复兴”说的海外华裔学者关于现代化决不等于西化的论断,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特殊价值的发掘,都是正确的和有益的。但是,“儒学复兴”说至少有四点谬误:第一,把多元的、多民族的、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上层和民间的中国文化简单地归结为儒家文化;第二,在造成东亚五地区经济起飞的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复杂原因中过于强调了文化因素并把它等同于儒家伦理;第三,贬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     

马浮儒学思想初探

文章认为,马浮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命题内涵有二:其一是儒家文化该摄了诸子之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切学术的渊源和当然代表;其二是儒家文化也该摄了西方的学术。马浮认为人类文化学术发衣的根本目的,并不主要是知识与物质文明的发达,而是知识与道德精神上的全面发展。马浮的上述一些思想表明了他的强烈的新儒家文化立场。马浮在哲学上主张的也是儒家的道德哲学,他虽然极力会通程朱陆王,但其哲学的基本思想倾向及实质则更接近陆王。     

中庸范畴及其在儒学中的地位

本文主要阐明两个问题：一是中庸范畴的基本涵义；一是中庸思想在儒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此，文章辨析了中庸的三种命义，确定了它的四重内涵；论证了中庸在孔子思想中的特殊地位，揭示了它在构造儒学体系中的杠杆作用。文章认为，中庸作为孔门的“一以贯之”之道，在儒学中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儒家的道德标准，又是其方法论原则，由此构成儒学的理论基石，代表着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     

韩愈的道统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中华道统思想源远流长,但真正建立起“道统”论的,则是唐代韩愈。韩愈站在时代的高度,面对外来佛教文化及本土道教文化的挑战,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即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为己任,正式提出了儒家道统思想。经韩愈倡道统、批佛老、兴儒学的努力,使儒学再度复兴,并在宋末以后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韩愈的道统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白嘉轩形象的农民本性

虽然在白嘉轩身上浸透着儒家文化精神,但他毕竟是一个农民,农民的本性多于或显于儒学的理性,二者既非同一事物,又非完全对立,而是在统一中偶尔表现出矛盾来.他对白鹿的向往,他深沉的土地情结与农本意识以及他对劳动的崇拜、家庭(族)意识等等,都是农民本性的最真实的表达.     

简论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

简论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阎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独特的文化形态。但在传统文化发展历程中，儒家文化居于主导地位。自从汉王朝确定了儒家独尊的地位以后，尽管儒家曾经受到佛学、道家文化的冲击，但直到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儒学的正统地位并没有发生改变...     

浅析美学思想对郭希仁思想主张与实践活动的影响

以郭希仁为代表的清末民初的陕西知识分子一直怀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时代使命感,其中,美学所提倡的“经世致用”精神是他们改良社会的思想源泉.本文通过梳理郭希仁辛亥革命前的求学背景、对革命和地方建设的贡献和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坚守三个方面,揭示其思想主张和实践活动背后的美学印记：他始终秉持美学“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识,具有强烈的改造社会的使命感.实践证明,包括美学在内的儒学传统在今天仍然是可供开发的文化资源.     

以“道德理性”为理论基石的新儒学评析

本文阐述了第二代新儒家思想主旨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对以“道德理性”为理论基石的新儒学进行了较深入的评析。文章认为，现代新儒学以儒家特有的“悲怆”心态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并从“仁”出发来归纳人性，以个性的差别否定阶级利益的对立，否定“唯物论”，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因为新儒家把道德意识客观化为“绝对理性”，企图以不变的原则去规范万变的世界，因此他们的理论必然流于荒谬。     

儒家经济思想之深层土壤──兼论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的儒、道融合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五大主流派(儒、道、墨、法、农)中论其对后人影响之深远,可谓儒、道并举。在传统文化中,尽管独尊儒术,掩盖了其它学派,尤其是道家在传统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但事实上在民族性格和价值观念的形成上,道家起了儒学所无法起到的作用,并为儒家学说培植了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心理土壤。 与道家相比,儒学一直显得很吃香。它对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宰是显而易见、妇孺皆知的。而道家对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摄作用则如同其道体一样,无影无形。自汉武帝采纳董氏之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便交上了红运。但在…     

赫兹贝格谈悖论研究——安大略湖畔寄语

什么叫做悖论?我在《悖论研究八十年》(见本刊1980年第7期)一文中,曾介绍过一些著名的例子。例如“说谎者悖论”:“我说的这句话是谎话。”如果这是真话,那它便是谎话;如果确是谎话呢,那这句话又说了真话。这叫做“语义悖论”。另一个重要悖论,叫做“罗素悖论”,这是罗素的一个重要发现。“集合”是一个数学概念。“桌子”的概念包含世界上所有的桌子,但“桌子”这个概念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一张具体的、真的桌子,所以“桌子”这个集合中不能包含“桌子”这个集合。再假定把所有“不包含集合自身在内的集合”合在一起,于     

论儒家思想、社会心态与宋代词风之演变

宋代词风的演变,受制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儒学,宋初儒学已见衰微,词以其为“小道”,而避开儒家“明道”的导向标,因而婉约一派兴起。南渡后,民族危难在即,词人又在儒家“言志”大旗下集聚起来,于是豪放词便异军突起。南宋当局在求胜无能时,又奉行儒家“无道则隐”的信条,龟缩一隅,求乐避祸;一些词人也安贫乐道“弗趋荣利”只追求一种工丽典雅的形式,形成典雅词一派。     

儒家与宗教：一个当代文化难局

“儒家与宗教”的关系特别是“儒家(或儒学、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是一个具有历史性与世界性的问题,它早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学术话题,远不限于中国学者所论,西方及日本、韩国等国学者关于儒家是否为宗教的观点,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从历史上看,关于儒家是不是宗教的争论最初是由西方传教士引发的。公元16世纪起,历史上先后展开过五次大规模的“儒家与宗教”问题的争论。     

儒家思想与现代政治文明思考

中国古代儒家文化孕育于西周时期。原始儒学以伦理思想为基础,使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双向结合。儒学一方面既排斥思辨思潮,排斥纯粹的政治法律文化,也排斥各种实学思想主张;另一方面又通过百家争鸣,尽可能地把各种思想要素容纳进儒学的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着历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同样也影响着现代政治文明。     

意义的危机与形上的追求——现代新儒家的哲学取向

文章认为,自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与反传统的思想文化运动相呼应,中国出现了主张用科学的、实证的原则来检验一切和衡定一切的科学主义思潮。而出于肯定儒家思想作为一种道德宗教的恒常价值的目的,现代新儒家则对科学和哲学的功能作了不同区分;在此基础上,他们主张从意义的层面来理解和把握我们民族近代以来所遭遇的文化危机,认为只有发掘和弘扬儒学的基本精神,恢复儒家的“形上智慧”,从而重建国人的终极关怀和价值信念,才能从根本上使我们民族摆脱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文章对新儒家重建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局限进行了批判;肯定了他们关于科学与哲学具有不同功能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对儒学的展望

近年来学术界对儒学的研讨趋于热烈, 发表了不少见解独到的论著和文章,读后给 人以有益的启示,发人深省。但对一些问题也 颇感困扰。例如对儒家学说在实现四个现代 化方面的意义,以及儒学未来的发展和走向 等问题,我们对之既有一定的兴趣,而又对目 前流行的一些提法有不同的看法。儒家学说在我国的四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儒家学说将有什么样的发展前景?是我国学术界迄今为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儒学的未来发展能否实现现代     

从经济学意义上论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

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学无法开出或阻碍开出经济现代化的基本判断是错误的,这是由于他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经验事实缺乏足够的认识。从孔孟到汉宋儒家的经济思想正是具有现代意义的自由经济思想。在儒家经济思想的导引下,自唐中叶到北宋,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特别是北宋经济已具有“近代”特征;就经济和生产力的意义而言,以儒学为命脉的中国文化的发展在与现代西方文化的接触之前已经为现代资本主义造成了“基本条件”,完成了现代化的文化预备。可见,儒学文化具有现代化基因,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传统资源。     

“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西方儒学研究文献的回顾与展望

引论儒学是一种东方遗产,一种文化基因,其机制左右着那些在儒家文化影响下降生和成长的人们,而不管他们是否学过儒家课本或文献。依据历史的必然性,在现代化开端或各国向西方开放时,儒家行为会变得僵化、保守和具有民族主义性,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可以变得更灵活、更进步,甚至是革命的。这一儒家文化是东亚民族行为定向的核心,正如基督教对西方民     

一部透视儒家文化精神的力作——读《儒家理想人格和中国文化》

近几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研究出现了向纵深发展的可喜景象。一大批勤于思考、执着追求的学者通过总结80年代“文化热”的经验、教训,应用辩证方法,力图揭示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价值,取得了一系列积极的成果。在这方面,朱义禄同志撰写的《儒家理想人格和中国文化》(以下简称《理想人格》)一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反映当前学术界在儒学研究中获得的新进展。《理想人格》一书善于透过儒家著作中常见的圣贤、君子、成人、大丈夫、豪杰等人格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