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的对立与分歧

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里的对立与分歧主要表现在：（１）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政,以《周礼》为理论依据,撰《周礼义》阐发其改革主张;二程及其后学反对新政,否定《周礼义》,甚呈否定《周礼》。（２）王安石与二程都重视《孟子》,但王安石认为孟子并不全盘否定利,对于“民之所利”是不反对的;二程则认为孟子反对任何利,主张要义不要利。     

孟子的伦理思想

<正> 早在公元前五世纪至二世纪,中国古代就有了“人伦”、“道德”等概念和“伦类以为理”的说法,并先后出现了具有丰富伦理思想的《论语》、《孟子》、《墨子》,《荀子》等书。秦汉之际,形成了“伦理”这一概念。由于伦理思想是为哲学政治观点服务的,所以,伴随哲学政治思想上的百家争鸣,自然也就形成了伦理思想上的不同观点。这种分歧在先秦主要集中于:道德的起源(人性善恶问题)、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义利之辩)、道德的最高原则及具体内容和道德修养问题。在这场论争中,孟子的地位十分重要。     

从《论衡》看汉代孟学之发展

在《论衡》一书中,王充将《刺孟》置于《问孔》、《非韩》之后,这表明此时孟子已成为仅次于孔子的儒家代表人物。《论衡》一书多处盛赞孟子,在继承扬雄学说的基础上,王充将孟子提升至更高的地位。基于孔、孟的相似性,《论衡》多次将孔孟并提,这无疑提高了孟子的地位,促进了孔孟一体化的进程。     

试论孟子辟许行的进步意义

范文澜同志说:“孟子一生辩论,影响最大的在于辟杨墨,但有较多进步意义的却在辟许行。”(《中国通史》第一册)孟子辟许行那的次著名的辩论,记录在《孟子·滕文公上》里,这就是有名的《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简称《许行章》)。让我们重读这一章,看看孟子辟许行的进步意义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     

孟子“迹熄《诗》亡”说学术价值重诂

孟子＂迹熄《诗》亡＂说学术价值重诂刘怀荣孟子有所谓＂这熄《诗》亡＂的说法，古人对它虽有各不相同的理解，却历来信而不疑。到了本世纪初期，古史辨派以怀疑的眼光重新视古代典籍，孟子这一著名的论断亦被顾颉刚先生斥为＂牵强附会＂①。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对这一问题...     

粲若经传 继乎六籍——论《史记·五帝本纪》采纳《孟子》的学术史意义

《五帝本纪》是《史记》首篇,也是司马迁极用力之文。司马迁在《五帝本纪》的史料选择中除了采用儒家的经典《尚书》,对《孟子》也尤其关注。在《孟子》尚未成为经书而处于辅经地位的汉初,司马迁对《孟子》中有关尧舜题材的采纳,具有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这不仅表达了司马迁对史料选择的审慎态度,也传达出司马迁对《孟子》的儒家学术经典地位的最早肯定。     

《孟子》解读献疑

我们通过对孟文进行研读,发现《孟子》通行注本(朱熹《四书集注》,清代焦循《孟子正义》,令人杨伯峻《孟子译注》等)的注释似有商榷之处,现就其语意、词义、句读、虚词等问题提出来,以求教于方家.     

孟子与经学

<正> 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孟子题辞》)可见孟子也是传经之儒。孟子于五经中,除了《易经》没有讲到以外,其余《诗》《书》《礼》《乐》《春秋》都有所论述。 (一)孟子论诗司马迁说:孟子与其徒公孙丑之属,“叙《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史记·孟荀列传》)所以赵岐说他“尤长于《诗》《书》”。现在《孟子》中引《诗》论诗的,不下三四十则,可见司马迁、赵岐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孟子》中讲到诗的兴衰,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以下     

孟子与“疑经”时代

孟子是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们通常以为,孟子与其他儒家学者一样,相信《诗经》、《尚书》等经典,并通过传播经典,弘扬儒家思想。然而,从文献和思想史的双重角度来看,与其说孟子"传经",不如说孟子"疑经"。面对《诗经》,孟子提出"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针对《尚书》,孟子主张"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对待《礼》,他认为也不必恪守于字字句句。这反映了孟子对待经典的反思、质疑与怀疑的态度和意识。这种态度与意识是孟子哲学尤其是其语言哲学的必然结果。同时,《庄子》、荀子等对经典的批判也表明:此一时期的经学已经进入到一个需要反思、怀疑和批判的时代——"疑经"时代。孟子所倡导的"疑经"时代,为后来经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韩婴诗学的宗孟倾向——论《韩诗外传》对孟子诗学的接受

《韩诗外传》与孟子诗学存在承传关系。主要表现为:在韩婴的诗学传承谱系中,孟子被置于一个仅次于孔子的重要环节;在诗学观念上,韩婴接受了孟子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诗学观,并将这一观念应用到诗学实践;在用《诗》方式上,韩婴继承了孟子的"引《诗》证事"特点,使得《韩诗外传》在传《诗》方式上,颇"殊"于齐、鲁两家诗。     

关于孟子的阶级划分论——与杨荣国同志商榷

(一) 在《孟子》书中,明显地提到阶级划分的有两处:一处是《滕文公上篇》。滕文公使毕战问井田制,孟子在对话中说: 另一处也是《滕文公上篇》。孟子与“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之徒陈相辩论社会分工问题     

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是本体论的命题吗?

<正> “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章句上》),从孟子的本意来看,它涉及到的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一个命题。对于这个命题,多年来一些哲学论著都从本体论的意义上去解释。如在艾思奇主编的哲学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认为这是孟子对宇宙本原问题的唯心主义观点(见艾本教材1978年第3版     

韩愈前后儒家圣人统序与经书统序的嬗变及原因

韩愈之前儒家的圣人统序是尊周公孔丘颜回和为五经做传笺注者,经书统序是尊五经及传笺注。宋元以后儒家的圣人统序嬗变为尊孔丘孟轲及二程、朱熹,而经书统序嬗变为尊四书和《孟子》等。这一嬗变的核心是,抬高了四书尤其《孟子》的地位,也抬高了孟轲的地位。推动这一嬗变的,是二程、朱熹。二程最早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单独析出,并做了改定,且绝对地推崇孟轲和《孟子》。朱熹继其踵,为四书做了较为繁琐的集注,也绝对地赞美了孟轲和《孟子》。但引导这个嬗变的最早发轫者,却是韩愈。韩愈在《原道》中,已将孟轲接续在了孔丘之后,并添加了曾参、子思,还将《中庸》《大学》与《孟子》做了一个接榫。     

孟子与《诗》学相关的弟子考

孟子弟子中与《诗》学相关的至少有孟仲子、高子二人。高子作为孟子弟子却一直存在争议,其深层原因在于有二位“高子”,一位是长于孟子的高行子,另一位是孟子弟子高子。《毛诗》两引孟仲子;引高子之处见于《毛诗》一处、《韩诗外传》一处。《毛诗》、《韩诗》中的“高子”都是作为孟子弟子高子出现的。盂仲子、高予是孟子弟子中得孟子《诗》学之所传者。     

论孟子的经典之学

孟子的确“长于《诗》、《书》”,但赵岐“通五经”之说并不确切。在孟子眼中,经典文本乃是王道实录与仁政典范。如果说苟子从经典中读出了“隆礼”一词,孟子则从经典文本中读出了“王道”二字。孟子评述经典的著名命题和对《诗》、《书》的称引均能鲜明体现这一点。而孟子所提出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等经典诠释方法与其诠释实践完全一致,是其以自己的思想系统契入经典世界时的理论自觉。     

《孟子》《大学》与阳明心学的经学奠基——基于发生学视角的分析

阳明心学以“成圣”为出发点,以“圣即理”为根本前提,由“心即理”和“致良知”两个命题建立其义理结构。从发生学的视角看,阳明早年的成圣之学由朱子入手,其悟后的义理结构与《孟子》契合。但是,阳明晚年对孟子、朱子都有批判,他认为朱子《大学》改本偏离了孔子的成圣之学,孟子的“集义”功夫论有二元论的嫌疑。为此,他认为有必要批判朱子的《大学章句》,并修正孟子的功夫论,这促成了其晚年恢复《大学》古本的举动及其对《大学》的新诠释。简括言之,阳明心学的建构是由朱子《大学》改本的扬弃而契入《孟子》,再由《孟子》的修正而上溯到《大学》古本,并最终以此作为其经学的奠基与归宿。     

《大学》之道与孟荀义理

《大学》一文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文献,是先秦儒家心性学说的深刻总结。《大学》与孟子、荀子的义理关系非常密切,从孟子、苟子的学说入手阐发《大学》的义理是很必要的。《大学》的八目中诚意、正心这一正德路向体现了对孟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格物、致知这一求知路向体现了对荀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大学》八目由内而外,层层演进,是合内外之道,是对二者学说的贯通。     

齐威王时代孟子未曾游齐——讨论钱穆先生所述孟子游齐时代

<正> 孟子游历各国,《史记》载起于齐宣王时。拙作《孟子游历诸国考》(载《齐鲁学刊》1986年第1期)亦据几种可信史料,论证《孟子》书载孟子游历经过,确与齐宣王时代历史背景相符合,不可能建立齐威王时孟子已游齐之假说。但因《先秦诸子系年》于半个世纪     

汉代《孟子》“传记博士”考论——兼论孟子其人其书在两汉的学术地位

关于汉文帝时《孟子》立传记博士之事,《史》、《汉》无明文,前人争论颇多。汉初之博士制度沿袭秦制,广立诸子而不限于五经,故《孟子》以诸子书而得立博士当在情理之中,且《孟子》尊立博士亦有汉代相关著述及记载作为佐证。《孟子》传记博士之罢黜,史籍无载,当在董仲舒对策,提出罢黜百家之后。《孟子》“传记博士”之名未必是文帝时的称号,可能是后人追称。《孟子》被称为传在西汉文献中难以见到,基本只见于东汉乃至魏晋六朝时期的著作。较之西汉,东汉《孟子》的学术地位和受重视程度有所提升,孔孟并称已成为一些学者的共识。     

孟子思想对汉赋的影响

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首列儒家,并指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孟子是儒家的代表之一.作为儒士,孟子强烈要求"尚志"(《孟子·尽心上》,下引孟子语皆出自《孟子》)、任道,确立具有"浩然之气"的人格(《公孙丑上》),并以此来担当重建以仁政为理想的社会秩序的使命.这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其抗礼王侯、批判时君上.《孟子》首篇《梁惠王》已相当集中地反映了作为道与德的使者的孟子与作为势与位的化身的梁惠王等君王之间所形成的特殊关系,孟子干说时君,亟亟以仁义为归,其中主要内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