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古典美学中的诗禅相融

诗禅相融,是古诗文化精神中一个极具魅力、奇妙绝伦的一个艺术元素。中国古代诗人,大多数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禅宗的影响。本文从诗与禅的关系、诗禅相融的形态及其发展等方面,探析中国古代诗歌的禅宗智慧。     

中西方诗本体论探微

一、概述:殊途同归在中外诗学史上,对抒情文体诗的探讨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诗作为最高的语言艺术和人类语言智能的典型范例,被中外文艺理论家、艺术史家以及诗人当作一门既普遍又特殊的艺术进行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的历史大都是关于诗的理论史,许多在历史上有影响的文艺理论家都不约而同地论述到诗.中国是诗的国度,一切艺术都在无形     

论诗的自由美

本文认为 ,诗美是一种诗的主体的自由美。尽管关于诗的自由美的表述 ,西方现代诗学的纯美概念与中国古代诗学的逸美概念多有差异 ,但作为异中之同 ,二者都主张 ,诗的自由美必须通过主体的不断超越 (超物、超世、超我 )才能得以实现     

《红楼梦》的诗意一解

《红楼梦》是一部浓缩了中国文化的人生感、宇宙感、历史感的大诗,是一部中国传统人生的百味诗、中国传统审美文化诗美的结晶.读《红楼梦》,一定要以诗意的眼光去读,它的基本情景都是一个又一个的诗景.《红楼梦》的诗意的核心就是"情",是对人生世界无名的感触和关爱.无论电影还是电视,均对《红楼梦》的诗意误解遗失处处,《红楼梦》这样一部大诗,有很多场景,是任何电影或者任何具象不能演绎的,我们不可能通过电影电视来保持经典.经典只存在于经典当中.     

在哲学与诗歌的交汇点上──读《宋代理趣诗集锦》

在哲学与诗歌的交汇点上──读《宋代理趣诗集锦》占建志追求诗意和哲理的统一，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模式之一。梅俊道的《宋代理趣诗集锦》一书，从宋代这一截面对文学家诗和理学家诗钩沉剔抉，探幽发微，正是对这一传统模式的注解和说明。诗和哲学，按其实质都是一种精...     

论《诗经》中的怨刺诗

文章论述了《诗经》中划分怨刺诗一类的合理性 ,并对某些文学史本在《诗经》内容划分上的偏颇进行了批评 ;怨刺诗都是些“变风”、“变雅”的作品 ,因作者不同 ,其内容也有很大差异 ;怨刺诗都具有很强的批判现实精神 ,是些尽善尽美的作品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论王维的禅意诗

自禅宗思想流行以后 ,很多人都把做诗与参禅紧密地联系起来。禅对诗的影响 ,首先是禅对人的影响。作为一种中国化的佛教 ,禅宗悟道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都是对印度佛教烦琐经义的背叛。在中国 ,禅宗开始走向简易平实的现实人生。中国知识分子的天生依附性性格使他们面临着一种生存的困境 ,而禅宗那种既在孤峰顶上 ,又在红尘浪里的处世态度 ,受到了既有出世修养 ,又有入世精神的士大夫的一致推崇。在士大夫那里 ,禅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与生命情调。王维那种艺术的生存方式就受到了禅宗思想的影响。王维山水诗中的禅意 ,首先表现在禅意诗与禅理诗的不同上。禅理诗大多语言枯燥 ,是单纯的说教和言理。禅意诗是作者带有禅味的生活情趣与审美情趣的诗化。恬淡的情绪风格是王诗第二个特点 ,这与禅宗以顿悟自性、发现本心为宗旨相关联。王诗的第三个特点是意境上的“空”、“静”、“闲”。与以往僧诗意境的清寒而缺乏人世的热情不同 ,王维的禅意诗是充满生命和生机的。     

唐代文人禅诗禅意论:孤静·空灵·冲淡

唐时禅宗一派的空灵流溢的审美观感,对唐诗内容、形式以及诗人审美心理的嬗变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诗与禅的联姻成就了中国古典诗歌史上蔚为大观的诗歌体制——禅诗,唐代文人更是融合诗与禅的精思妙路,另辟蹊径地耕耘出文人禅诗的广阔天地.孤静、空灵、冲淡是唐代文人禅诗总的美学风范,通过对这组审美范畴的深化解读,无论对诗歌美之内质的求索,还是对禅宗悟之肌理的剖析,抑或是对唐一代文人禅诗之禅意的探掘都大有裨益.     

论中国古代诗教的宗教性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像中国一样,对诗或曰文学赋予了如此之多的责任,让文学(诗)承担如此沉重的化育民众心灵、提升民众精神世界的功能,是谓"诗教"。在西方国家及许多其他民族中,这个任务主要都是由宗教承担的。在中国,为什么会以"诗教"来替代宗教呢?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这个问题:因为中国伦理社会早熟,本土宗教没有充分发育的条件,外来宗教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已经丧失了大部分其本来的精神力量;孔子在匡复周礼无望的情况下,确立了"诗教观",汉代世俗王权接受了孔子的"诗教观",事实也证明了"诗教"的有效性;"诗教"之所以可以替代宗教,是因为诗与宗教在许多方面有相通之处,如思维方式和客观作用方面;"诗教"与宗教一样,都有一种隐性权力存在,这种权力保证了其"教"得以实现。     

“从浩无涯涘的篞笞蚰氐纳皆馈暴ぉぢ邸靶率执苯讨械摹妒丛臁泛汀吨泄率

《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是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中的两个重要刊物．围绕这两个杂志形成了一个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中国新诗”派或“九叶诗派”．通过对这两个杂志的细读分析，作者认为，这两个刊物无论在理论倡导、诗歌译介及诗歌创作上，都体现出鲜明的现代主义取向。他们反思象征主义“浪漫感伤”和“脱离现实”等弊病，广泛借鉴里尔克、艾略特、奥顿等现代主义诗风：“从浩无涯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狱”，追求“雕塑般的凝静致远”，从而表现出中国新诗“坚定的成熟期的反映”。《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现代主义取向代表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要求和方向。     

历代衍圣公诗简说

<正> “诗言志,歌永言”。诗歌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外化或展现。我们的祖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诗人墨客,众若繁星。自古诗总集《诗经》之后,诗便如滔滔江河,长流不息。古时祭祀、大典、宴宾、外交活动等,都要颂诗,甚至人们交往闲谈之中也常用诗。诗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学诗,无以言”。赋诗言志、以诗喻事的传统,至今兴盛不衰。凡有人群处,都可发现诗。中国无愧为诗的国度。     

以诗为史与以史为诗──论史学介入诗体的两种不同方式

中国古代诗学与史学均很发达，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又有不同程度的互渗。诗之渗透于史，表现在从《左传》以来的多种史书中，都有意无意地引诗入史，形成中国中书中中有诗的独特风貌。而史之渗透于诗，也十分多见。概而言之，约为两端：一乃说诗者以诗证史，或以史证诗，有所谓“诗史”之说；二乃作诗者以诗咏史，在诗体中有咏史一格。二者构成了中国古代诗体介人史学的两种不同方式，通过透视这两种方式，以及说诗人对这两种方式的不同观念，可以见出中国古代说诗者对涉及到史料、史实、史法的作品所表现出的二律背反现象。诗史——说诗者对…     

一代诗豪南社健将林庚白其诗其人

闽县(福州)螺洲人氏林庚白是清末民国年间的重要诗人,是南社健将,是抗日英烈。他的诗歌观主要有三:其一、强调诗要以"情之真"的"意境"胜;其二、"诗有三要,要深入浅出,要举重若轻,要大处能细。"其三、诗之"大家"与"名家"有别。深入研究林庚白其人其诗其文,对深化研究近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学的变迁及其相互作用都有极大的学术价值。     

九叶诗派:中国新诗历史综合的界标(下篇)

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行历史综合的过程.综合,这是构建中国新诗的唯一途径.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中国新诗从其诞生之时起就面对和承受了众多的新东西和旧遗产,处于各种力量的碰撞冲击之中:西方文化与民族文化、现代意识与传统精神、诗的个性化特征与诗的普遍性规范、诗美诗艺的追求与诗的社会责任的承担……这就决定了中国新诗不可能把对任何单一的思想或艺术要素的孤立追求作为构建中国新诗的途径,而必须进行综合.这种综合,不是简单的新旧折中或中西调和,而是在中外古今诗歌的交汇相通点上,熔铸进时代精神、民族风韵与个性特征,以创造中国式的现代新诗.在中国新诗三十年发展中,思潮流派的每次更迭都具有综合的意义,同时又是为更高的综合进行积累的准备.九叶诗派崛起之时,由于中国新诗已积三十年之丰富实践,各种思潮流派均已交替呈现,各种诗歌实验也都得失俱见,这就为它提供了较前更为广阔丰厚的综合基础.     

孔子“诗教”艺术的“仁学”本位解读

每一个民族都有孕育自己成长的诗歌教育,为什么独有孔子的诗教远远超越了文学本身的价值,并以此为基础塑造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跳出以文学、美学等角度分析诗歌艺术的传统视野,从孔子教育的最高宗旨仁学之本位来解读诗教,可以见知,诗教是一种生活教育,是情感调解的中和之道,是礼乐精神的内在确立。     

“诗”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功能

西方小说由诗发展而来，而中国小说极少用诗去写，但有以诗入小说的传统。诗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功能是发展多变的：《三国演义》的诗多用于评论；《水浒传》的诗多用于描写；《金瓶梅》中多用曲辞，多写市井生活；而《红楼梦》中的诗则起着结构小说的重要作用。以诗入小说，是中国小说的独特民族形式。     

试论咏酒诗中的忧患意识

诗与酒的关系是那样源远流长、亲密无间,以至寸我们翻检中国诗歌史的章章节节,随时都能闻到扑鼻的酒香。从三千年前的《诗经·周南·卷耳》开始,诗与酒就成了形影相随、难分难解的忠诚伴侣。自屈原以降,许多诗人都因酒赋诗,饮酒赋诗,留下了一大批千古不磨的诗章,既给中国涛歌史增了辉,也给中国酒文化史添了彩,说是“饮酒者莫如诗。饮,诗人之通趣矣”、“听说诗人都解饮”,并非夸张之语。     

马一浮与朱光潜诗学观比较

马一浮的诗学观是面向传统的;朱光潜的诗学观是面向现代的.诗学方法上,前者侧重整体思维的综合性;后者侧重个体美感经验的分析.无论是以中化西,还是以西化中,最后得出的是一个重构的新的体用(中西互为体用)关系.诗的创作上,俩人似乎都非常强调作诗需要有涵养工夫,但马有玄学倾向,朱则偏于科学.尽管有这些不同,但都丝毫不能抹杀两位学者思想系统的中国立场.诗教观上,马朱则还有形而上和形而中的分别;马的诗教偏向主仁,朱的诗教偏向主情.二人的诗学观甚而是文化观都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意象与戏剧——中西方诗的一个比较

美国诗人庞德写过一首有名的小诗《在地铁车站》:“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杜运燮译)这首诗很明显地与东方诗在神韵上呈现出一致。庞德也自称这首诗是“日本和歌式的”。庞德研究过中国诗,并翻译了一些中国旧体诗。他的这种“学养”与他的某种身份——意象派诗歌擎旗人一一之间有一种怎样的关系呢?这是耐人寻味的。庞德显然从东方诗中汲取了大量养分,他的意象理论也可以部分地视作是他对东方诗主要是中国诗的一个看法。由于庞德不谙中文,他对中国诗的了解自然是有限的,但这个缺陷倒恰好使他更直捷地看准了中国诗的意象性。 由庞德这个例子,使我有自信陈述一个基于缺陷产生的对西方诗的看法,即西方诗的戏剧性。     

日本生存的实感与中国诗歌的近代变革

中国诗歌的近代变革与日本有着很深的渊源 ,日本之于中国近代诗歌发展的特殊价值首先是一种生存实感的价值。从黄遵宪到梁启超 ,中国诗人正是在日本的实际体验中 ,发现了诗歌创作的“兴味” ,从而推动了中国诗歌的“革命” ,“新派诗”从理论到实践都具有与当时的“同光体”诗歌甚至“新学诗”根本不同的价值 ,这一价值的获得就在于中国诗人的前所未有的“日本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