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兴”与“情景”——解读谢榛“感兴”说

谢榛诗学上承严羽,其诗论在许多方面既留有严羽诗学的影子,又对严羽之说有所发展。谢榛以“感兴”论诗,相对于严羽“兴趣”说重在主体论上的界定,谢榛更重视创作论的阐说,强调自由创作的兴会与灵感。他进一步提出,兴是诗人“情景适会,与造物同其妙”的结果,从情景关系的角度揭示了这一现象的内蕴,将严羽之“兴趣”说具体化,且启发了王夫之的“现量”说。他的“情景”说,也对王夫之、王国维的境界说不无启发。     

"感兴"与"情景"——解读谢榛"感兴"说

谢榛诗学上承严羽,其诗论在许多方面既留有严羽诗学的影子,又对严羽之说有所发展.谢榛以"感兴"论诗,相对于严羽"兴趣"说重在主体论上的界定,谢榛更重视创作论的阐说,强调自由创作的兴会与灵感.他进一步提出,兴是诗人"情景适会,与造物同其妙"的结果,从情景关系的角度揭示了这一现象的内蕴,将严羽之"兴趣"说具体化,且启发了王夫之的"现量"说.他的"情景"说,也对王夫之、王国维的境界说不无启发.     

皎然《诗式》"作用"论

“作用”是皎然《诗式》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关系到对皎然诗学整体及《诗式》理论结构的把握理解。它本是佛学的常用语,皎然将之引入诗学,其涵义指向诗人个性创造力的表现,具体内容则为立意取境的运作,在意境理论生成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但长期以来,其意涵隐蔽不彰,有的解释甚至出现淆误,故探索清理其概念范畴具有重要价值。     

王夫之诗学中的"宾主"说

在 2 0世纪的王夫之诗学研究中 ,“宾主”说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王夫之的“宾主”说主要是指诗人在创作中处理心与物或情与景的关系时所应依循的原则 ,是以宾主融合 (与情景妙合相一致 )为最高境界的艺术理想。探讨“宾主”说 ,有助于把握王夫之的“情景交融”论 ,有助于认清他的诗学的真面貌。本文试对王夫之的“宾主”说的理论渊源和基本内涵加以具体阐释。     

王夫之情景诗学的生成理论探析

作为王夫之情景诗学的重要环节 ,情景生成理论包括情景生成范式和情景审美发生机制两个理论界面。“景生情”、“情生景”和“情景妙和无垠”是情景生成的三种基本范式。对情景审美发生机制的揭示 ,船山引佛教语“现量”———刹那直观以还原性描述。船山情景生成理论具备了完备的诗学架构 ,在清初文坛独树高标。     

"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暨"境界"释义--论王国维对于西学的疑信与取舍

王国维对于“解脱”说的疑问,其实也肇始了他对于“哲学”的疑问,他婉转于“可爱”与“可信”之间,意味着他在学理认知、学术取径上的重大抉择与转向,“可爱”与“可信”之说,有着属于比较思想史的潜在含义,暗示乃至交代出王国维在取资于西学的历程中,对于自身文化身分与话语立场的痛苦自觉。走向《人间词话》的表达方式,正是王国维出离逻辑的概念的“哲学”式表达的重要步骤,其中“境界”区别于“意境”,是一个非诗学所能限定的概念,联系着王国维广大的精神世界与文化抱负,这也是“境界”无法在纯粹诗学范畴内获得准确诠释的原因所在。     

论王夫之审美意象说与老子美学境界

王夫之诗歌审美意象说包含情景交融论和审美直觉的“现量”论。其意象说的审美意义受道家,特别是老子美学“道法自然”、“大象无形”论的影响。王夫之审美意象说蕴含深邃的价值形而上学色彩。     

王夫之现量说美学的阐释学解读

王夫之把现量这个相宗术语转化为一个美学概念,并以之构成了他丰富的美学思想的重要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一系列有解放意义和革命性的阐释原则,对中国古典美学具有较大突破,并与西方现代阐释学美学的部分观点相印合。     

王夫之诗学“声情”论析要

王夫之作为我国古代诗学的一位杰出总结者,充分注意到诗与乐的同一性,极为重视对诗歌音乐美特征及规律的研究,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用“声情”这一概念论诗评诗的诗学理论家,“声情”论是他的“诗道性情”命题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在他看来,“声情美”即诗歌艺术的“穆耳协心”,亦即在“动听”的同时又道“性情”(包括诗人和欣赏者双方的性情).“声情”论体现了王夫之对古代诗歌艺术审美特质和文体特征的精到认识,在其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诗学传统中的“光焰”之喻

东西方早期哲学将日光或烛光作为喻体,日月星辰光辉普照、运行有常的特点,进入文学批评中指代经典作品的道德与文采。宋人以李、杜诗歌“高”与“幽”的特点解释韩愈“光焰万丈长”的比喻。与之对比,严羽提出“透彻玲珑”的观照、书写模式更倾向于王、孟诗直接呈现外界景物与内心感发过程的风格。“光焰”之喻在明清感兴诗学拓展、深化,明人如许学夷将“光焰”分为内外两种,对应李、杜诗歌的天才与人力之别,也指情感外扬与潜气内转两种写法。清人如王夫之通过杜甫诗中偶然兴会式抒情,提出“现量发光”,承续“直寻”的诗学传统。此外,“烛光”也作为读者与作者“神会”的媒介,出现在诗集序跋书写中。     

北宋诗僧惠洪研究

北宋著名的诗僧惠洪,诗歌创作体式多样,题材较广,情感丰富,有豪放之势,无寒俭之态,对传统意义上的僧诗有着某种程度的超越,同时也与文人士夫诗歌表现出一定的相近性。这种创作面貌缘于惠洪追求不同寻常,自觉地师法苏、黄,转益多师;惠洪的学识、经历、性格、交游等因素都促使其诗歌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风貌。这位才华横溢,落拓不羁的诗僧,以其崎岖坎坷的人生经历和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为宋代佛教文学和宋代文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个案     

谈《西游记》中的佛学意味

百回本《西游记》作为一部以取经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从其取经故事源起到成书可见《西游记》的故事原型是佛教的;他的故事主旨体现了大乘佛教对小乘佛教的取代、文本回目及诗词韵文和名词术语都涵盖“明心见性”的佛学意味。     

“老衲笔尖无墨水,要从白处想鸿蒙”——担当绘画艺术美学思想研究

云南明清高僧书画艺术对中国佛教文化和艺术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挖掘的空间也很大.作为明末清初滇文化的代言人,他们的生存方式、佛学思想、艺术活动、精神寄托乃至生命感悟都在书画艺术中得以彰显.明清滇僧大多诗书画无所不能,其中以普荷担当声名最为显著,影响深远.担当的作品,具有独特的禅画风格,意境冷逸、空蒙,具有较强的识别性和研究性.本文从书画理论、作品风格、禅学思想等几个方面,对担当书画艺术中所蕴涵的美学思想做出论述,同时通过作品对其审美取向和禅学思想进行分析.     

"贬官禅悦"与柳宗元的诗歌创作

柳宗元与佛禅的纠结,成为学术史上一大公案.崇其佛学造诣者,誉其为"义理精到处","似胜"王维;揄扬其"唯物"立场且具"战斗性格"者,惜其"好佛","尤非以好佛而赞赏子厚"[1](P216).两端的偏颇恰恰是不识柳子亦不识佛禅,柳氏之"好佛"及"精到处",正在于柳宗元不守一宗一门而出入"百家之学"的态度和实行精神;柳宗元是真正意义上的"贬官",其谪贬地又是南宗禅的发祥地,不管是寻求思想上的依托,抑或抒发性情的需要,斯时斯地,庶几"既贬则禅",禅旨、禅境、禅思极大地影响了柳氏的诗歌创作;就其诗歌创作来说,柳氏虽在贬而求禅悦,其深入的进阶多是仰赖"人力"、"人工",与前辈诗人王维之于自然的深度感动,"身心的自然化"和"我梵一如"的诗风表现相比较,柳诗更多地呈现出一种"人造自然"的风格.     

人间要好诗——也谈现代诗歌艺术判断的标准与尺度

诗歌判断既包括诗与非诗的判断,更包括好诗与劣诗的判断。“成立的诗”与“好诗”属两个不同的概念。好诗的第一尺度是：文本之内,表现者本身品质高远——诗歌意象（用以进行表现行为的表现者）和被表现者之间的性质距离遥远而不邻近,让人诗思受触而砰然心动;好诗的第二尺度是：文本之内,表现者自然生成,诗歌意象是特定的语境下有限自由的自然生成,而不是无视语境的无限自由的任意嵌入;好诗的第三尺度是：文本之内,在建立了被表现者与表现者之间不即不离的“A＋远A”结构之后,更有饱满独特的生命体验自然而然地灌注其中,让人精神撼动、情绪感动。     

宋刊本《天竺灵签》略探

南宋嘉定间本《天竺灵签》是现存最早的插图灵签善本。此书主要由模式固定的签头、五言四句可多解的签诗、物象寓意丰富的签图及侧重功名仕途的签解等四部分组成。《天竺灵签》不仅反映了灵签与诗歌、谶纬等的关系,还暗示了文士阶层对世俗文化的控制和引导,更展示了儒家为主、佛教为辅的思想。     

俄国形式主义与中国新诗潮--从朦胧诗到先锋诗的一种阐释

俄国形式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形式、语言因素来研究文学现象的新视角,由此来考察从朦胧诗到先锋诗的发展与流变,实际上是一次次对已有文学形式的陌生化,是向以语言为核心的诗本体的回归.在对新诗潮从理论高度进行梳理和分析中,找出其革命性因素及存在的不足,旨在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某种借鉴和参照.     

禅境:中国艺术的直觉理性

中国艺术的意境美学观与佛教密切相关。禅宗强调“明心见性,顿悟成佛”,这种直觉近乎本能却相当高级,看似神秘而更内在。它极端浓缩了想象所需要的时间过程,扬弃了其中的自觉理性成分,把妙悟天开、天真发溢、意到便成视为艺术的最高境界。禅境崇尚顿悟,使中国艺术(诗歌、绘画、书法、戏剧、建筑等)逐步形成了以淡泊、简约为极致的特征,其所凝结的乃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直觉理性。     

论禅宗与唐诗之融通

唐代佛教与诗歌有新的融合 ,诗作中多涉禅语、用禅典、示禅机 ,以禅入诗进而以禅喻诗 ,禅之内涵可以开拓诗境 ,增补诗歌内涵与理论。文章试从诗与禅宗融通的基础、禅宗对唐诗融通与开拓的实践、禅宗对唐诗理论之开拓等方面作一探讨。     

论中国现代新诗的死亡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分别以孔子、老庄、杨朱、佛教为代表的四种死亡意识 ,它们以潜在的方式作用于中国现代新诗写作 ;西方诗潮中的唯美主义、存在主义对于中国现代新诗的死亡书写产生了重大影响 ;多义性与综合性是中国现代新诗死亡意识的两个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