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史理论述论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文学史理论建设与史纂实践走向自觉的时期,是多种文学史观念方法共存并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时期。本文概述了这个时期重要而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史理论内容,重点回顾了文学观念的变革与文学史理论发展的联系,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现代思想潮流和方法对我国文学文理论与实践的影响。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史理论研究,编写出更科学更多样的文学史著作,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论民国旧体文学史的建构及其意义

当前关于民国旧体文学的研究日益兴起,但尚未有研究“民国旧体文学史”建构问题的论著出现。根据已有的文学史建构与撰著的方式,应当从历史纵观、分别横剖、综合研究这三种研究方式入手来建构民国旧体文学史。这不仅是对“五四”以来流行的文学观念的反拨与修正,也是对20世纪90年代提倡的“打通古今”“古代、现代会通”等学术思潮的回应与实践;不仅可以补充与拓展近代文学史领域,为近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提供新思路,还将为民国新文学史的研究提供参照,以真正实现现代文学史专家一直要做到的“原生态”研究设想,刺激现代文学研究思维新变。民国旧体文学史的建构有利于诊断、发现与纠正当前文学史研究、撰著的误区,从而为现当代旧体文学史的建构以及当前“现当代诗词入史”的争论等问题提供解决路径与启示。     

回眸"重写文学史"讨论

<上海文论>于1988年发起"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之后,波及现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学研究两大领域.回顾这次大讨论,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8-1990)为"重写文学史"的倡导期,第二阶段(1991-1995)为"重写文学史"的深化期,第三阶段(1996年至今)为"重写文学史"的实践反思期.     

反思与取向:中国文学史研究四十年

作者通过中国文学史教学与研究的实践经验和学理性思考,深切地认识到,复杂多元的文学史格局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研究视角与考察方式。对于研究主体来说,文学史具有广阔无垠的空间,或曰有一种永恒的潜在张力。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每一部文学史著作都是一个过渡性文本。所以反思规范与挑战规范正是一个文学史研究者的天然使命。文章通过科学意义上的文学史构成、重写文学史的从呼唤到实验、回归文本与名著重读、追寻文学史的心灵史意味、倾听民间呼声、世界文学史格局中的中国文学史、当代意识与学院派批评的建构等多视角阐释,申明自己的学术立场和文学史观念,强调文学史家在一定意义上应是思想家,他的历史思考应与现实思考水乳交融。而对于文学史研究者来说,尊重文本乃是第一要义。因此,作为寻求文化现场的文学史研究应到作家的心灵文本中去勘察。基于这一点,作者认为文学史研究虽然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然而一部理想的文学史首先应是文本的艺术分析史     

中国文学史学史编写刍议

我主张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学史,理由似无庸多说。一则现在已到了世纪之末,距离本世纪初国人撰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问世差不多足足有一百年进程,确有许多东西值得回顾反思。而若要上溯中国古代有关文学史观念和文学史研究的传统,则历史更为悠久,可借鉴的内容也愈加丰富,这些都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认真的梳理。其次,从较切近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多年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繁盛时期,著述数量之多、品种之全、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立意之新、勾稽之深,均属空前,不仅呈现出异彩缤纷、叫人眼花撩乱的景观,并且提供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乃至发人深省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思考、探究、总结和提炼,以利于今后文学史撰写工作登上新的台阶。再一点可注意的,是最近期间学术界发出的建设中国文学史学的呼声,它不满足于单纯从事文学史的实践,更要求对文学史工作自身进行理论检讨,或者说,要在大量的文学史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原则来,诸如中国文学史的性质与任务、对象与方法、结构与形态、分期与分段以及文学史研究中的主体与客体、历史与当代、人本与文本、他律与自律、逻辑与随机、宏观与微观诸种关系,虽然在以往的文学史编写实践中也常有所触及,而明确归结于文学史学的理论建构并引     

文学史的理性与实践

在中国文学史写作的进程中,探寻文学史自身的话语和问题非常重要。中国文学史家自觉将世界文化交流意识融入了文学史写作,高等教育的体制和思想方法也直接影响了文学史的叙述。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虽已成为过去,但文学史的理性与实践有着永恒意义。文学多功能的认识和教育素质的文学培养,及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更加密切的联系,都将为文学史未来写作提供新思路、多途径。     

引言:关于重写文学史之我见

重写文学史的说法,在我的记忆中,最先是由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几位学者提出来的.1988年到1989年间<上海文论>曾出专刊"重写文学史"进行讨论,此后"重写文学史"这一论题的影响很快超出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波及到古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书写.     

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文学史观讨论”和“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使陈旧的现代文学史观处于被改铸、修正的状态，特别是“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从不同于“政治标准第一”的视角重新评估有关文学现象和作家，对于开拓现代文学史研究及文学史观新局面具有启发意义。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某种宽容的素质，因此在对它的历史叙述中，也必然吁求着方法、角度、体例的宽容性和多元性。可这时期的现代文学史观的建设与开拓虽然相当活跃，却无法称为“多元”。此外，文学史观须具有可操作性，然而在这些讨论中，学者们指责了那种写文学史的人未必有自己史观的现象，而对那种光提出空洞的、想当然的文学史观却不顾其可否操作的现象指责乏力。这些观念上的缺憾导致了新时期现代文学史写作“热闹”而欠丰富的局面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另一种叙述——对《世界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的批评

俄罗斯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撰的《世界文学史》第一卷上册第二编第一章《中国古代文学》,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叙述及其所体现的文学史观念,与中国学者所编写的同样时段文学史及其所体现的文学史观念具有很大的不同。本文探讨这部文学史中有关中国汉以前文学史叙述形成的特点与优势,以及它存在的问题和出现问题的原因,更加清楚地认识其独到的文学史观念与独立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从而为以后的中国文学史著述提供必要的借鉴。     

独具见识的英国文学史叙述——对《世界文学史》“英国文学”的认识

《世界文学史》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部真正博大精深的文学史,其中的19世纪英国文学部分具有鲜明的特点,全方位、多维度、大篇幅、整体性的文学史实叙述与作家作品分析,让我们见识了俄罗斯学者的开阔眼光与博大胸怀,以及对于作家作品与文学历史的真正认识,对于我们以后的文学史编撰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也为文学史叙述方式的改进与文学史理论的建构提供了诸多启示。     

文学史的哲学视角观照

文坛风会的演变,一方面有文学发展的自身机制,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又深受哲学思潮的“诱惑”。研究文学演变递嬗的规律与原因,从哲学这个视角可以看到许多深层的东西。我们以往的文学史研究,在这方面较为薄弱。即使谈到文学演变与哲学思潮的联系,也是颇为笼统、普泛化的,或者停留在表层的直接联系上。而现在借哲学视角来观照文学史,应该深入具体地研究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对于中国文学史的传统形成,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影     

中国当代文学史理论三十年(1949—1979)述论

新中国成立以后 ,文学史理论的建设与实践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 ,不可避免地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文革”十年 ,文学史研究遭受毁灭性的灾难。“文革”结束 ,拨乱返正 ,文学史理论建设与实践处于恢复时期 ,并取得初步成果 ,它迎来了新时期文学史理论建设与实践的繁荣     

文学史的面孔——以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

曾经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及相关文学现象的存在进入后来者的研究视野,对其加以梳理改造以进入某种话语体系、纳入既定的体例框架中便是文学史书写的资源和动力。在"重写文学史"的语境下重新解读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感觉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某种似曾相识而又似是而非。无论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的生成还是具体的写作实践,都能看出其依附性特点。而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体例以及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选择和评价上看,其中纠缠不休的史实与史识、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对话与妥协既是这部文学史写作的困境,也在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序列中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     

文学史客观书写的可能性

文学史客观书写的危机不是一个学科内部的问题,它关涉到整个人文学科的学科规范、学术体制,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危机的集中体现。文学史客观性的获得不能倚仗严密的理论与逻辑推演,而是通过此在的情感展开与实践。文学史的任务不是为了寻求和提供文学发展的某种僵硬机械的规律,而是要透过对文学的认识达到对自身存在的深层领悟,在文学史的书写中显露的应该是文学史家深沉的在世感。     

王国维、胡适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方法比较论

作为二十世纪初期著名的文学史研究学者,王国维与胡适在文学史观、文学史研究方法等方面存有诸多异同.这些异同既反映了一代学人在文学史学科初创时期各自的深刻识见,也彰显出文学史学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境遇.对王国维、胡适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方法作一比较,对于厘清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发展踪绪,建构民族特色的文学史研究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雷纳·韦勒克的文学史观述评

雷纳·韦勒克是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渊博学者。综观韦勒克的诸种著述,无论是对于文本的分析还是对于现象的把握,都充分体现出了其对于文学史的诸种理论与实践的透彻研究。他凭借对于文学史料的有力把握,以积极、开放与动态的历史意识、较为辩证与整合的史实观念对诸多文学史现象与理论予以了扬弃与修正,其文学史研究囊括了对于翻译史、文体演变史以及思潮嬗变史等诸多文学史撰著中的问题的阐释,为后世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与无尽的学术资源,从而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汉语新文学史的意义

汉语新文学史概念的提出与实践,是重写文学史的重要阶段,也是重新出发的起点。本文从文学史重写思潮和文学空间整合入手,讨论汉语新文学史概念提出的意义及其实践操作层面的艰难,认为它凸现了汉语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及其审美的现代品格,有着将文学空间的分离整合为文学语言的统一的预谋,能从汉语文学的活动与变迁过程中,打通语言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内在联系,能够使人们感受到当代中国由“全球化”和“殖民化”所带来的文化影响和焦虑。     

论文学史实践中的原生态把握与主观性追求

真实的文学史依赖于文学史家们对文学史存留物的理解来复现,所以,文学史便获得了第二重存在,即文学史实践.后人对文学史的种种诠释与复现的努力,必然表达着文学史家们的种种理解,在这种种"理解"之中,便形成了对文学史的"主观性"追求与原生态把握之间的矛盾.在我国新时期的文学史实践中所出现的对主观性过分张扬的倾向必然会丧失文学史的"史"的特性,同时也丧失文学史的"文学"性,从而陷入"主观性"的泥淖.如何走出"主观性"的迷雾,我认为关键是应坚持对文学史原生态的把握与追求.因为文学史实践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史学.     

现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文学史哲学反思

从文学史哲学层面反省现当代文学史编写,如下问题有待深入思考:编写者缺乏本体性的“文学”观念自觉,导致文学史的编写缺乏“中心意识”支持,文学事实选择及作家作品评价随意性很大;在传统“圆型”时间观念作用下,现当代文学强调的是文学的时代之“变”而非文学史内部的“通”,古今文学缺乏必要的对话;文学史叙述的空间意识不足,自然-地理形态的文学史外部空间,与文学“物自体”的内部空间尚未能进入文学史表述;对文学史编写的目的理解存在偏差,突出文学史的文学教育与学术传承功能,而缺乏文学史哲学意义上的对文学“古与今”、“常与变”的演变规律的探讨.     

重建文学史的概念谱系——以"民国文学史"概念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具有漂移性,不宜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范畴进入文学史叙述.相对而言,"民国文学史"概念不但内涵稳定,而且符合中国传统文学史叙事成规,因而显得更其有效.运用"民国文学史"指称1912-1949年的中国文学,不但能够避免"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运用的混乱,而且能将此前被弃置于文学史之外的文学现象纳入到文学史叙述之中,对于民国以来文学的历史分期、中国文学的学科划分以及文学史教学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