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草谷”辨

《辽史·兵卫志》载:“辽国兵制,……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人马不给粮草,曰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这段史料说明:辽国没有军需粮草的供应;只靠军队“四出抄掠”,通过“打草谷”的办法来解决;从事“打草谷”的军队占辽军的三分之一。今天,某些史学著作仍对辽军所谓“打草谷”行为加以批判,因而,对“打草谷”有进一步辨明的必要。     

宋夏战争中北宋在兰州的军事措施

兰州这个军事据点,北宋和西夏互争不让达半个世纪,北宋为了保卫兰州,巩固西边,在兰州采取了相应的军事措施。 首先是驻扎军队,广募民兵。宋朝的军种有几,各书记载不同,这主要是各时代的军种有增有减的缘故。《两朝国史志》是记载宋仁宗和英宗史事的书,书中记道:“制兵之额有四,曰禁兵,曰厢兵,曰乡兵,曰蕃兵。”①而《宋史·兵志一》②则说:“宋之兵制,大概有三: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曰禁军;诸州之镇兵,以分给役使,曰厢军;选自户籍或应募,使之团结训练,以为在所防守,则曰乡兵。又有蕃兵,其法始于国初,具籍塞下,团结以为藩篱之兵,……一律以乡兵之制。”看来,宋朝兵种,说三种也好,四种也好,其为禁兵、厢兵、乡兵、蕃兵则一。北宋保卫兰州,这些兵种,无一不曾使用,民兵(乡兵与蕃兵)尤为得力。     

西南各族土司制度的瓦解与清代前期的改土归流

本文试对清代前期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的原因,及如何评价改土归流的历史地位,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一) 在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上,土司制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历史上,我国西南各少数民族多聚居于地贫土瘠、交通闭塞的山区,自然条件既差,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也相当落后,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十二世纪时,在壮族人集中居住的邕州左右江一带,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依然存在,其贵族首领,不断通过攻剽附近的部落居民以及“博买嫁娶”等方式,掠夺“家奴”或“家丁”,当地的“家奴”或“家丁”多达四万余人。这些“家奴”或“家丁”“生杀予夺,尽出其酋”,“为之力作终岁而不得一饱,为之效死战争而复加科敛”。川、     

宋代的"厢官"

宋代城市中普遍出现了“厢”。宋人王应麟在其《玉海》中说:“厢起于唐,本用李靖兵法,诸军各分左右统之。”“朱梁以方镇建国,遂以镇兵之制用之京师,京师共四厢,而诸军两厢,其厢使掌城郭烟火之事。”北宋建立后,鉴于京师居民增多,民事纠纷日繁,开封府职责过重,于大中祥符元年将汴京城外居民区划为八厢,并置厢吏负责。《宋会要·兵》载:“上以都门之外,居民颇多,旧例惟赤县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厢吏,命京府统之。”明道年间,御史张奎奏请“置内外左右厢受事判官”,以分厢处理职权范围内事务。由于城市中“厢”的设置是从驻军划分防地开始的,并逐…     

兵部尚书的设置始于何时?

《通典·职官》记:“(三国)魏置五兵尚书”(《宋书·百官志》记:“五兵尚书领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晋初无,太康中乃有五兵尚书,而又分中兵、外兵为左右”(原注:“晋虽分中兵、外兵为左右,与旧五兵为七曹;然尚书唯置五兵而已,无七兵尚书之名”)。 “后魏为     

兵何时由器及人?

工农商学兵。今日言兵,人们都知道指的是人——战士,而古代兵的字义是指兵器、军械。兵何时由器及人呢?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对此做过考证。他说:“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谓五兵也。”何谓“五兵”?《世本》说:“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弓、矛戈、戟是兵器,殳也是一种古代的兵器。所以《左传》中的“踊跃用兵”、“无以铸兵”,都是指兵器。直到《史记》,才有“信陵君得选兵八万人”、“项羽将诸侯     

论汉初的政治经济政策

毛主席说:“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管理兵刑的是封建国家的暴力机关,管理钱谷的是封建国家的剥削机构。这两者也就是封建国家向农民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主要工具。毛主席又曾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     

《明史》校记两条

读中华书局本《明史》,得校记若干条,今录两条如下,以就正于读者。一、卷144《顾成传》(页4075):[永乐]“六年五月召至京,赐金帛遗还。思州宣慰使田琛与思南宣慰使田宗鼎抅兵,诏成以兵五万压其境,琛等就擒。于是分思州、思南地更置州县,遂设贵州布政司。其年八月,台罗苗普亮等作乱,诏成帅二都司三卫兵讨平之。”按:上述之事似不是都发生在永乐六年中。永乐八年田琛和田宗鼎始抅兵,“十二年遂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贵州为内地,自是始。”(见卷316《贵州土司传·思南》)。卷316《贵州土司传序》说:“永乐十一年,思南、思州相仇杀,始命成以兵五万执之,送京师。乃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     

李商隐《城上》诗系年

“有客虚投笔,无訳独上城。沙禽失侣远,江树著阴轻。边遽稽天讨,军须竭地征。贾生游刃极,作赋又论兵。”程梦星系为大中六年,“大中六年,蓬、果群盗寇掠三川……故有‘边遽稽天讨,军须竭地征’之句”(《李义山诗集笺注》,转引自刘学锴《李商隐诗歌集解》P64)。按《通鉴》卷二四九,大中五年十月,“蓬、果群盗依阻鸡山,寇掠三川”,大中六年二月,“王贽弘讨鸡山贼,平之”,则蓬、果之乱,仅历四个月即平,称不上“稽天讨”、“竭地征”。故程说不可取。冯浩系为从郑亚桂幕时作,谓“《代荥阳公表》云‘控西原而遏寇’。《状》云…     

金“上古城”非“上京城”考

《金史》卷一○三《细石烈桓端传》：“贞柏三年蒲鲜万奴取咸平、东京沈、澄诸州,及猛安谋克人亦多从之者。[四年]三月,万奴步骑九千侵婆速近境,桓端遣都统温迪罕怕哥辇击知之。四月,复掠上古城,遣都统兀颜钵辖拒战。”原文中的“三月”、“四月”与贞相三年下文连书则误,应是四年三月万奴“侵婆速近境”,四月“复掠上古城。”中华书局点校本《金史》把“复掠上古城”的古字改为“京”,并云：“惊’原作‘古’。按本书卷一二二《温迪罕老儿传》,‘蒲鲜万奴攻L京’。又卷一二八《给石烈德传》,‘蒲鲜万奴逼上京。’今据改”。此为…     

《元史·世祖纪一》校误一则

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卷四《世祖纪一》中统元年三月条载:陕西宣抚使廉希宪言:“高丽国王尝遣其世子倎入觐,会宪宗将兵攻宋,倎留三年不遣。今闻其父已死,若立倎,遣归国,彼必怀德于我,是不烦兵而得一国也。”帝是其言,改馆倎,以兵卫送之,仍赦其境内。其中“倎留三年不遣”之“     

“夔东十三家”考

考求一下“夔东十三家”的事迹,是有一定目的的。其目的是:希图得知李自成馀部在李自成死後尚有一些什麽活动,并且这些活动的范围和性质又怎样。在清顺治年间,当清兵步步向西南进逼,桂王朱由榔政权岌岌可危的时候,人们时常想到、并且提及“夔东十三家”之兵。兹举二例。其一,顺治十五年(一六五八)四月,张献忠旧日四大部将之一刘文秀痈发於背,将死时对桂王提到了“十三家”之兵:     

“天下”与“统一”：汉与西域关系的再认识

西汉的凿空,东汉的三绝三通,为中原输入了一些稀奇之物,西域也输入了中原的一些技术与物品．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汉代朝野上下对于世界的认识,主要表现在：西汉因认识西域而产生的对地理概念的再认识,由此“天下”与“统一”、“中原”与“四夷”的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满族棋弈

辽金时期,中原的棋弈就传入女真腹地,宋人满皓《松漠纪闻》记载:“道宗末年,阿骨打来朝,以悟室从,与辽贵人双陆,贵人投掠不胜,妄行马,阿骨打愤甚,拔佩刀欲刺之,悟室急以手握刀鞘…….”这里的“双陆”是古代的一种棋类,据辽宁法库县叶茂台七号辽墓出土的双陆实物,其棋盘为长方形,在两个长边上各雕一个月牙形纹样,左右各有6个圆坑,雕处深以百色,盘上堆放着30粒椎形棋子,黑白各15粒,旁边还放有两粒角骰.从洪皓的记载来看,阿骨打不仅精于此术,而且视其为重.当辽贵人欲打赖时,阿骨打几乎拔刀相见.《松漠纪闻》记载了当时“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向如南人茶肆设棋具也.”可见双陆棋在女真契丹的平民中广为流传.此外,围棋也相当流行.     

陆游诗中的“吴太尉”考

《剑南诗稿》卷3有《次韵子长题吴太尉云山亭》一诗,反映了陆游在四川与“吴太尉’交游的情况。但是,陆游在诗中却并未说明“吴太尉”到底是何人。朱东润先生作《陆游传》时,依据《宋史·陆游传》,将“吴太尉”定为“吴挺”。《宋史·陆游传》载:“王炎宣抚川、陕,辟为干办公事。游为炎陈进取之策,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吴磷子挺代掌兵,颇骄恣,倾财结士,屡以过误杀人,炎莫谁何。游请以玠子拱代挺”。     

“败北”释义探源——兼与新版《辞源》编者商榷

“败北”何以可作“败逃”解? 新版《辞源》“北”字第一义项注曰:“败,败逃。《左传·桓九年》:‘以战而北’《荀子议兵》:‘遇敌处战则必北。’《注》:‘北者,乖背之名,故以败走为北也。’”这里显然是把“败北”之“北”当作“背”的通假字了。准此,“败北”就应该如“败背”;但事实并非如此。既然“败北”之“北”不能照“背”读音,自然也就不宜作“背”释义了。     

明清时期的兰州府(二)

“三边”与边墙 蒙古贵族退回蒙古草原及东北一带,继续统治着当地的人民,经明初朱元璋的数次打击,分裂成三部:兀良哈、鞑靼、瓦刺。后来鞑靼强盛起来。“天顺间,毛里孩为患,败宁夏总兵仇廉,自足入河套为寇掠矣。”(《典故纪闻》)天顺五年鞑靼曾大掠陕西,侵入庄浪。庄浪在兰州之北,     

关于“裴李冈文化”问题

在《考古》1979年4期,发表两篇有关“裴李冈文化”的文章。一致把“通身磨光、制造精致”的四足石磨盘及锯齿状石镰作为其典型器物,认为是“早期新石器时代”,距今7400年以上,在仰韶文化以前。并推论仰韶文化是自“裴李冈文化”发展而来。分“中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史”的各阶段为:     

名法家揭义

惠施公孙龙子。以坚白卵马。给辩名实。邓析申韩斯鞅。以刻薄酷忍。苛立名法。鹖冠尸佼鬼谷。上下天地人物。探玄奥。窮诡祕。鹖冠尸佼鬼谷之言似高。而流于素隐行怪。是皆孔子所弗为。皆孟子所谓诐淫邪遁。生于其心。害于其事。做于其事。害于、其政者也。而史迁谓名法兵刑。皆沿于道德之意。岂不诬哉。夫老聃道德篇。明明谓佳兵为不祥之器矣。彼淫于兵刑者。是不祥之人也。老子曰失道而后有德。失德而     

渤海人对中原文明的心理认同

中原文明是我国古代各王朝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文化成就的总称，也是我们祖先聪明智慧的结晶。渤海族是我国唐代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渤海国时期（公元６９８－９２６年，以下简称渤海），渤海人在与唐朝的密切往来中，始终不渝地努力学习和吸收着中原文明，使中原文明植根于渤海大地，深入人心，并逐步对中原文明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 渤海人在建国前曾十分落后。史载其“无文墨，以言语为约”①；“无屋宇，并依山水掘地为穴，架木于上，以土覆之，状如中国之塚墓，相聚而居。夏则出随水草，冬则入处穴中”田；“妇人服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