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扬州学派的几个问题

扬州学派是从乾嘉汉学演变到鸦片战争前后新的经世致用思潮的中间环节,扬州学派一方面继承和总结了乾嘉汉学,将乾嘉汉学推向高峰;另方面又看到和指出了乾嘉汉学的局限和弊端。他们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开拓了研究领域,扩大了治学范围,阐述了发展变化的思想,成为新兴起的学术思潮发酵剂和先导,深入研究扬州学派,显然有助子更准确地阐明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这既说明了扬州学派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同时,也是研究扬州学派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论扬州学派的学术特征

清代扬州学派是继吴、皖两派之后产生的学术流派 ,它是乾嘉汉学思潮演变到鸦片战争前后新的经世致用思潮的中间环节。扬州学派具有自己的学术特征 :治学不尚墨守 ,主张融会贯通 ,善于归纳总结 ,力求通经致用。嘉庆、道光时期 ,扬州学派人数众多、著述宏富、成就卓越 ,在学术界占据中心地位。它对清代学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并对晚清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从“实事求是”的理念看乾嘉汉学的时代特征

作为清代学术代表的乾嘉汉学,每以“实事求是”的治学口号相标榜。以东吴惠氏为代表的吴派汉学和以戴震、凌廷堪为代表的皖派汉学及其后学扬州学派的阮元等学者,各学派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即对汉代学者班固提出的“实事求是”说的阐释和运用是各有侧重的。通过对“实事求是”的不同理解与阐释,乾嘉各学派不仅展现出了各具特色的治学面貌,而且也在治学理念上摆脱了宋明理学的框架,建构起新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展现出乾嘉时代新儒学的时代特征。     

学术原因是乾嘉汉学兴盛的根本原因

乾嘉汉学兴盛的根本原因是学术原因,文字狱等的影响尽管很大,但并没有决定乾嘉汉学的性质,这一事实应该受到学术界的充分重视。     

扬州书院与扬州学派

“扬州学派”产生于清代乾嘉之际,属于乾嘉考据学派的一个分支,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它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一代学风关系极为密切。因为清代的朴学在清代学术史上是有其独特地位的,“所谓古典学派的朴学,可与先秦哲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前后辉映,各为一个时代学术思潮的代表。”这样的学术空气,给扬州学派的滋润生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然而,它之所以能在扬州这一江淮繁富的东南大都异军突起,繁荣兴盛,除了当时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优裕条件以及学术空气影响以外,我们认为扬州     

乾嘉汉学家的经学思维方式及其政治意义

本文对乾嘉汉学的出现及其两种学风、乾嘉学者反理学的思想内容及其思维方式，进行了较为详实的论述。作者认为，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主要内容看，宋明理学与乾嘉汉学并无本质区别，乾嘉汉学家们也始终未能超离出经学传统的窠臼     

袁枚论考据——从《神仙不解考据》说起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整理和总结时期，一反宋明以来理学空疏的流弊，乾嘉学者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崇尚朴实的汉学。伴随汉学的兴盛，考据之风大行其道。尽管袁枚是乾嘉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然而身处这种学术空气中的他也很难与考据学彻底划清界线。看似游戏之笔的《子不语·神仙不解考据》，也可视为袁枚的考据札记。正是由于他并非以考据名家，使他对考据的评论更具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袁枚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较为公允地评价汉学、宋学的优劣短长，并能够吸收汉学、宋学各自的长处并融汇贯通，因此取得了超出同时代学者的成就。     

试论钱大昕的考据思想与学术地位

钱大昕的学术具有明显的开创性和兼擅经史的特点。乾嘉后学对他的极高评价证明他作为＂时间差＂标志点的合理性。另外不可忽视的是,钱大昕一生的学术实践与苏州紫阳书院关系密切,紫阳书院决定了钱大昕的学术立场,同时钱大昕的治学成就也标志着乾嘉时代学院风气从心学到汉学的转变完成。     

试论晚清汉学与宋学之关系

汉学与宋学皆为传统儒学的重要派别。清朝前中期是汉学鼎盛的时代。但自嘉道中期以后 ,传统汉学发生急剧变化 ,乾嘉以来一枝独秀的学术格局被打破 ,代之以宋学、汉学相与争鸣以及汉宋调和的局面。在乾嘉时期 ,作为学术潜流的宋学浮出水面 ,出现新的转机和发展趋势 ,并由衰渐兴。居主流地位的学术思潮被另一种学术思潮所取代 ,取决于诸多社会环境和学术因素的交互影响。其中既有学术文化的内在演进轨迹与自我流变线路 ,也有社会客观环境变迁和学者们学术思维方式转变等外在影响。汉学在晚清的没落与宋学的复苏 ,正是上述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论乾嘉汉学与文学的同构

乾嘉汉学作为清代中期官方推崇的主流学术,与文学呈现出某种同构之势,涉及到三个层面：文人与学者的兼容、汉学介入文论话语及文学创作的炫学化倾向,反映出乾嘉时期学术风尚与文论思潮之间的复杂关联。     

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专著──简评《清代经学史通论》

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专著──简评《清代经学史通论》张守常在近年兴起的文化热中，清代学术文化的研究也是一个热点。清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它在经历了中国传统文化最后一个高峰—乾嘉汉学之后，便向近代新文化的方向转化了，也就是说，有清一代的学术文化...     

清乾嘉后期扬州三儒学术发微

本文评析焦循、阮元、凌廷堪的经学思想 ,并说明清代乾嘉经学乃是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而创建的经世之学。先是以惠栋为主要代表的吴派 ;继之而起的是以戴震为主要代表的皖派 ;又继之的是以焦循、阮元、凌廷堪为代表的扬州学派。吴派以复汉人训诂为宗旨 ,形成了汉学。皖派主张由训诂以明孔孟之道。扬州学派提倡面向人事 ,面向实践。三者相继 ,构成了乾嘉学派的正统。其特征是崇尚朴学 ,即实学。前人统称乾嘉经学为汉学 ,或目之为考据学 ,都非笃论。     

俞樾与近代日本汉学

俞樾是晚清著名的学术大师和教育大师。其学术与教育思想不仅影响了同治、光绪年间的许多晚清学者,而且声名还远播海外。他对日本汉学十分关注,与日本汉学家的交往甚密,并培养了留华学生,这对于沟通域外汉学,尤其是近代日本汉学,起了很大作用。做为乾嘉学术传人的俞樾自然也就受到了日本汉学界的重视与推崇。     

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时期的骈体文学与骈文理论——以清代孙梅《四六丛话》为例

明清之际惨烈的社会转型,惊醒了当时的学界,催生了由空转实的学术转型。当时的学术取向,由空疏玄虚的"宋学",首先转向经世致用之学,之后又转向了崇实师古的"汉学"。在"汉学"全盛的乾嘉时期,"汉学"的学术精神、治学方法深刻地影响了骈体文学和骈文理论的发展,促进了骈文的复兴和骈文理论观念的转变。乾嘉时的《四六丛话》,便是这一骈文复兴过程的理论总结和骈文理论观念转变的突出代表。以《四六丛话》为例,研究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时期的骈体文学与骈文理论,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学术转型对骈文及其理论的影响,有助于我们在社会文化宏观背景中寻求骈体文学、骈文理论嬗变的动因与根据。     

黄式三学术思想评议

黄式三继承了乾嘉汉学的治学路向 ,坚持以实事求是来衡量学术 ;主张汉宋调和 ,尤其是从学术演变的角度论证汉学和宋学的关系 ,见解独特 ;推崇礼学 ,与 18世纪末出现的“以礼代理”倾向形成默契。其学术思想凸显了传统学术演变过程中的某些特色 ,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值得注意     

乾嘉汉学与理学的立异

乾嘉汉学从提倡新的治学原则、排拒佛老、经学辨伪、重新诠释理学命题等四个层面对理学进行了较为激烈的批评 ,凸显了汉学与理学之间在学术立场、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差异     

《阅微草堂笔记》所录任大椿轶事考

任大椿字子田,又字幼植,江苏兴化县人。他与汉学大师戴震关系密切,对戴执弟子礼,是清乾嘉年间形成的扬州学派的先驱。扬州学派产生的特定社会条件是:雍乾之世,社会相对稳定,封建统治者又大兴文字狱及“崇尚经术”,考据学派应运而生。扬州居南北交通要抠,经济繁荣,是为文人荟萃之区。卢见曾任两淮盐运使时,因卢雅好文学,广接通人,皖、吴两派汉学大师戴震、惠栋都曾客卢所,对扬州学派影响很大。扬州学派则集皖、吴两派之大成,取得的成就又非皖、吴两派所能限。至于对扬州学派的评价,前人迭有专论,兹不赘述。     

清代初期实学研究论纲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传统学术发展至此已达到较高水平。先秦以来出现过的各种学术流派和学术思想,在清代大都可以找到其发展演变的轨迹与归宿。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此为有清一代实学学术之滥觞,初步奠定了乾嘉汉学和晚清新学的基础。以经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学术,找到新的发展路径并开始新的转型历程。总之,在清代初期,经学、史学、文学、诸子学和社会实际问题研究,均取得有重要价值的学术成就。     

清代理学探析

清代虽有汉学的“复兴”,但理学仍有一定的地位。从它本身的发展看,清初数十年间,曾出现了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志士仁人,他们修正宋明理学,趋向求实致用,在学术史上自有其光辉的一页;乾嘉时期,汉学兴起,如日中天,理学遂日渐衰落;及道光以后,理学呈现了迥光返照的状态,但亦有个别有识之土主张学习西方,挽救危亡,为振兴中华而奔走呼号。从总的看,理学作为一门学术,已逐渐面临它的尽头。     

近代朱子学的分化

鸦片战争后,在中西文化剧烈冲突的思想界,朱子学也呈现杂驳的形态:有的固守朱学门槛而成为保守主义者;有的则面对西方的挑战作出积极的回应,通过中体西用走向近代化。研究这一问题,对于传统文化的更新是有意义的。一乾嘉时代,汉学是社会的主要文化思潮。惠栋的吴派,戴震的皖派,扬州的焦循、汪中,浙东的全祖望、章学诚,汉学不仅人才辈出,灿若群星,而且其学术贡献也是当时朱子学者不敢望其项背的。繁卷浩帙的《四库全书》成为这一时期学术成就的标志。面对朱子学的衰颓,陈庚焕说:“向有诵法朱子者或迂阔而无当,或浮慕而失真,甚或跖行孔语,身败名裂、于是闾巷之间,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