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法权与边疆治理：清代伊犁将军司法审判职能及变迁

以将军辖区为核心的八旗驻防既是清代遍布全国的兵力配置，同时也是重要的国家政治权力、法律权力的空间配置。将军、都统等八旗将领并非仅具军事职能，在未设督抚与州县制尚不完整的边疆区域，八旗驻防将领的权限较为广泛，其中包括司法权力的行使与运用。对八旗驻防将军司法职能的探讨在学界尚属一个亟待开拓的薄弱领域。本文以伊犁将军为中心，利用档案资料与文献典籍对边疆治理中八旗驻防将军司法审判职能做出初步探讨，指出有清一代西北陆疆八旗驻防司法体系构成是平行于内地州县区域的另一司法体系，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清代的王朝国家治理。清末以新疆建省开启边疆地区与内地的一体化，以文治取代武治，边疆八旗驻防司法体系被逐步纳入州县制司法体系下，最终实现了两种司法体系的统一和划一，推动了清末国家对边疆地区治理的整合和深化。     

清代伊犁察哈尔营述论

本文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档案,对清代伊犁察哈尔营兵丁的来源、组建的背景、时间、建制、生计和承担的任务进行了阐述。     

伊犁将军及其满文奏折

清入关定都北京建立起全国性政权后,经过百余年时间的不懈努力,最终统一了新疆天山南北,为了巩固统一和加强统治,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立伊犁将军,通过军府制治理新疆。伊犁将军作为新疆的军政首领,其职责十分重要,清廷也很重视伊犁将军的选拔任用,一般都从京城部院及八旗选派满洲或蒙古大员任职。他们在办理公务过程中按规定多以满文书写奏折,向皇帝请示和汇报问题,所以形成了一定数量的满文奏折。这些历任伊犁将军的满文奏折,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是第一手原始史料,具有其他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学术研究价值。     

杨钟羲《雪桥诗话》之八旗文学风格述论

八旗作家杨钟羲的《雪桥诗话》是民国时期一部有特色的诗话,它辑存大量珍贵的八旗文学文献。这与著者杨钟羲的文学观密切相联,他的文学观基于八旗文学创作实绩,视野开阔,既含传统诗词等雅文学,又包容小说、戏剧等俗文学,雅俗兼备。他所收录的八旗文学,既突出八旗文学求实求真的风格,又注重不同阶段、不同作家风格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浅论清代驻防八旗

“存京师者为禁旅,而分镇各省者为驻防”。驻防八旗是与京师八旗相对而言的,它是清入关后八旗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驻防八旗,不仅是研究清入关后八旗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对了解清代北京以外地区满族的形成、社会生活及其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等,亦有特殊意义。本文拟就此略做探讨,谨以抛砖引玉。     

清代前期的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是清代的一种重要制度。本文着重分析了入关以后清代前期八旗制度的发展变化。指出了清帝为维持、改组、巩固和扩大八旗制度所采取的若干措施;揭示了该制度为清朝统治阶级服务、压迫八旗士卒的阶级属性;阐明了旗人的斗争和由此而引起的八旗制度的松驰;论述了该制度对清代政治、经济、军事、特别是对满族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肯定了在一定条件下它所起的积极作用。     

清代八旗水师与海防体系

在清代海防体系的研究中,八旗水师的兴衰及其与海防的关系鲜有关注。在"首崇满洲"和"国语骑射"的国策之下,与陆路建立以八旗驻防为中心的军事体系一样,清统治当局也曾有过建立以八旗水师为中心的海防体系的实践。从东北到天津、福州直至广州,八旗水师曾经作为海防体系的核心而存在,这是八旗为基础的清政权稳固的根本性要求。八旗水师的兴衰与清代海防成败同步,对清代海防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满族社会封建化问题浅析

满族共同体是由清代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及旗下家奴发展而来的 ,八旗土地制度对满族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清一代 ,大多数满族人民是依靠农业为生的 ,八旗土地的封建化实质上就是满族社会封建化的标志。     

从八旗作家盛昱、杨钟羲交游看二人对八旗文献的贡献

杨钟羲与盛昱乃姑表亲,二人均系八旗著名学者,相交数十年。他们志同道合,共同合作编辑了《八旗文经》,是书乃首部八旗文章选集;盛昱故去后,杨钟羲整理并刊行了盛昱遗著《郁华阁遗集》、《意园文略》,整理并保存盛昱搜集的《雪屐寻碑录》。二人相知甚深,共同为整理、保存珍贵的八旗文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王”、续顺公所部“隶旗”考辨

本文认为，由于史料的含混有误等因素，当今的一些学者误认为明末清初先后降清并被封为恭顺王、怀顺王和续顺公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及沈志祥所部隶属于八旗汉军。实际上，孔、耿、尚三王和沈志祥本人及亲族虽已隶八旗汉军，但其所部并未隶属于八旗汉军，只是在编制、待遇等方面与八旗汉军相似。三王、续顺公以及后降的吴三桂所领旧部是既非八旗也非绿营的一种特殊的军事编制。这是清初统治者对降兵降将实施笼络和利用独特政策的结果。直到“三藩之乱”后，他们所隶旧部以及三王、续顺公的后代子孙才被归入八旗。弄清这一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清初对汉族降兵政策、清初兵制以及“三藩之乱”成因都有重要的意义。     

"生活的"实践与"实践的"生活--从现象学解读马克思美学的经典文本

实践美学要在“本体论”上继续拓展,可能的方向之一,就是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生活实践”的哲学,是回到生活实践的哲学。从现象学的哲学视角来看,这种“现实生活”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及其结果的统一,人类正是置身在“生活世界”内,并与“生活世界”互动的一种感性生成的现实存在,它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审美精神。由这种哲学思维范式出发,就可以将理论哲学的视角回归到人类生活实践本身,将主体与客体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质直观,将感性与理性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真呈现,将传统美学的视角回归到“生活美学”(PerformingLiveAesthetics)的建构。     

“逻辑与罪”的“与”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与罪",其"与"究竟是"并列",还是"转入"?一般认为,逻辑是逻辑,罪是罪,"与"停留在陈列两端的平面上."逻辑"成为裁定"罪"的界限或尺度.但维特根斯坦又意识到,逻辑常常从外在的"并列"向内在"转入"了,即"逻辑"转入了"罪"--"逻辑罪".这是他毕生最难的划界.其他逻辑学家如罗素者流,则根本还无意识到不着边际的地步.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龙虾三吃”与哲学的“在场”、“不在场”

“龙虾三吃”是日常生活中的俗事 ,但它透露出来的哲学意义却是非常深刻的。人们根本无法从餐桌上直接呈现给我们的、被宰杀了并被烹饪过的“龙虾”去理解、达到那个未出场的、活生生的、真实的龙虾。传统西方哲学的主旨在于追求永恒的“在场” ,试图通过理性形式 ,从感性存在中发现纯粹的统一本质。然而 ,后现代诸哲学家如晚期的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对这一病弊作出了怀疑和反思 ,以为“在场”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先权 ,它总与“不在场”相联系、相统一 ,而力倡回到真实的事情本身。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论儒家"孝治"司法实践中"孝"与"法"的矛盾冲突

自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后,儒家孝道伦理便逐渐演化成为一系列"孝治"施政的具体实践.其中,制定缜密完备的法律条文遏制各种不孝行为,采用司法手段严惩不孝犯罪,是"孝治"施政的重要方面.由于"孝治"与"法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施政手段,因此,儒家"孝治"原则付诸历代封建王朝的司法实践,往往程度不同地出现"孝"与"法"的矛盾冲突.矛盾冲突的结果,通常是"法"屈从于"孝",封建法律原则或司法理性被儒家孝道伦理所扭曲,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法制史上以孝枉法、屈法徇孝的常见现象.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哲学”所涉及的几个前提性问题

倪梁康认为,“纯粹”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有明确的定义,它不仅指纯粹数学所具有的那种纯粹性,而且还意味着纯粹反思的纯粹性。纯粹的和不纯粹的现象学,代表了目前现象学研究界的两种思考方向。刘永富则通过对“怎么才算现象学的视域”、“怎么才算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前提性问题的澄清,认为“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哲学”就是关于所可能知的一切归根到底只能如何的思辩的学问。陈家琪讨论了胡塞尔所坚持的“纯粹意识哲学”的信念,特别是他有关“生活世界”的论述,并在康德所区分的“通俗的道德哲学”与“道德形而上学”(以及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强调直观与描述是否可能把哲学的“通俗概念”(非学院派)与“纯粹概念”(学院派)重新统一起来的问题。张再林以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为入径,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性进行重新发现与梳理,希望有助于中国古典哲学的正本清源,并为回归一种更彻底、更根本的“不纯粹”的“生活世界”提供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