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完善辩护制度的角度谈如何实现控辩平等

实现控辩平等是刑事诉讼追求的目标,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形式上扩大了辩护律师的权利,但实质上仍存在很大的缺陷和弊端。在律师辩护中存在会见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采纳意见难的现状,因此我们应当完善刑事辩护制度,以便发挥律师刑事辩护的作用,促进司法公正,真正实现控辩的平等对抗,最终实现刑事诉讼的价值。     

论我国辩护制度的完善

辩护制度对实现实体正义、程序正义和提高诉讼效率的刑事诉讼价值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辩护制度存在着不少亟待完善的地方 ,正确认识控、辩、审的稳定结构及控辩双方的关系 ,使辩护制度具有可操作性 ,当是完善我国辩护制度的思想基础和主要内容     

论从制度上保障律师辩护

律师作为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角色和辩护职能的主要承担者 ,应当享有十分广泛的诉讼权利。但现实中的律师在履行辩护职责时 ,于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会遇到种种制度性障碍。主要是侦查阶段忽视律师的辩护地位 ,造成律师执业难 ;审查起诉阶段限制律师的辩护职能 ,使辩护律师无法辩护 ;审判阶段轻视律师的辩护意见 ,削弱了律师的辩护作用。为了保护受刑事追诉者的权利 ,彰显程序正义 ,实现司法公正 ,必须通过修改刑诉法及相关法律来改造并重新构建律师辩护制度。     

控、辩平衡对律师辩护制度的要求

控、辩平衡是保证法官“兼听”、实现诉讼公正的重要机制。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对辩方权利的限制是控、辩失衡的现实原因。从立法入手限制控方的权利,保障并扩张辩方的权利以矫正现有的律师辩护制度,是诉讼程序正当性以及被告人人权保障的要求。具体说,就是要赋予辩护律师取证权、讯问时在场权、强化申请取证权、扩大阅卷范围等权利,并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强制辩护制度。     

试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及完善

改革后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但与国际标准存在一定的差距。针对我国现行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对策。     

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研究

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我国律师制度构建中一个有突出争议的问题。辩护律师所担负的职责、刑事辩护的特殊性以及我国刑事诉讼实践分别从理论和现实的方面为赋予律师这一权利提供了依据。在赋予我国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时,应借鉴有关国家的一些规定,作出科学规制,既明确赋于律师这一权利,又加以适当限制。     

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从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对我国律师辩护制度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意在指出其缺陷,并提出完善的对策。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应定位于广义辩护人,而且应有效地保护其会见权;在起诉阶段应有广泛的阅卷权和平等的调查取证权;在审判阶段应重视辩护材料和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这样,有助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从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对我国律师辩护制度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意在指出其缺陷,并提出完善的对策。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应定位于广义辩护人,而且应有效地保护其会见权;在起诉阶段应有广泛的阅卷权和平等的调查取证权;在审判阶段应重视辩护材料和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这样,有助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论我国刑辩律师有效辩护的制度保障

刑辩律师有效辩护在制度和实践层面遭遇困境,有效辩护难以实现,新律师法的实施也未能改变这种状况。偏重犯罪控制的价值观及其线性诉讼结构、律师的职业道德欠佳和执业风险以及当前社会控制力薄弱给刑事司法机关增加的社会控制责任,是律师有效辩护困境的深层原因。加强律师有效辩护的制度建设,需要树立平衡兼顾犯罪控制与权利保障的价值观,保障刑辩律师获取充分的案件信息为有效辩护作必要准备,刑事司法机关应切实保障律师的辩护权与其他诉讼权利,同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浅谈律师提前介入

现代刑事诉讼程序除了其惩罚犯罪的功能外,更应强调的是保障人权以及维护诉讼程序的公正、合法、民主和文明。辩护,作为对国家追诉犯罪力量的一种制衡,是对被告人权利最有力的保障,是维系刑事诉讼合理构架的需要,是控辨平衡的支柱。新刑事诉讼法对此做出了较大改革,但在实践中辩护权利受到限制,控辩并未达到平等。从辩护制度的发展、对其宗旨、目的的探讨以及实践中的律师提前介入问题论述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以增强辩方与控方抗衡的力量,从而达到控辩平等,力求实现司法公正的结果价值。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立法完善

赔偿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核心问题。有关赔偿的现行立法存在着诸多不足 ,理论界也有不同认识。确立赔偿的原则 ,明确受案范围等问题 ,立法完善势在必行     

我国实行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可行性探析

证据开示制度是刑事司法中实现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重要保障。英美等国家的证据开示制度已相当完善,但我国对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研究尚显滞后。近年来,要求在我国确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强烈,对此,许多省份在司法实践中都进行了相应探索和实践,为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我国现有的良好立法基础、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对国外成果的借鉴,可以确保我们能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探析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在我国实行的可行性问题,不仅符合刑事司法改革的趋势和要求,而且有利于建立平等的诉讼对抗模式,平衡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     

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本土化展开——以幽灵抗辩的应对方案为中心的考察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一般而言是由控诉方承担,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而被告人不负证明责任,则符合无罪推定以及保护被告人权利的证据规则。然而,僵化的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给控诉方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幽灵抗辩的出现使得这种证明成为控诉方不能承受之重,证明责任分配的公平游戏规则此时已经变得不再公平了。刑事证明规则应当借鉴英美证据法上出现的＂积极抗辩＂理论,来修正原先过于僵化的证明责任规则,并最终来解决这个困境。     

论诉讼期间权的确立与保护

本文提出了确立与保护“诉讼期间权”的新问题。对“诉讼期间权”的概念、性质和法律地位作了界定和分析 ,论述了确立与保护诉讼期间权的重要意义及必要性 ,探讨了保护诉讼期间权不受侵犯 ,需要在立法方面进行完善的相关问题     

论我国40年来刑事司法的价值追求

历经40年发展,我国的刑事司法取得重大进步,最重要的是刑事诉讼立法的进步,关键是不同时期立法价值追求的与时俱进和伴随时离时合的实践。1979年起我国刑事司法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追求裹挟于打击犯罪之中的真实再现,注重实体公正。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程序公正开始制度化,但实践效果不理想。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是1996年程序公正制度化的再推进,是在人权保障层面上的新展开,但办案人员在某些个案中基于法外利益考虑而置程序公正于不顾的做法仍在延续。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三次修改,有对程序公正和人权保障的促进,也有对反腐败法治化的呼应。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刑事司法的价值追求在既往基础上继续拓展,最终要以人民为中心彰显司法的公信力,在立法推进、司法能动、当事人参与和民众关注下,要把人权保障、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整合到中国人对刑事司法的信任与司法权威的自觉彰显之中。     

恢复性司法:中西古今之间

中国司法传统中蕴含着平衡、和谐的智慧,它以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作为理想的价值目标.而目前在西方兴起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在价值理念上与儒家的平衡和谐思想与调解制度有诸多近似之处,而这也正是中西法律文化可以汇通的地方.它们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均有借鉴意义.     

辩诉"交易"、还是辩诉"合意"?——辩诉交易实体正义"底线"的思考

美国近期从保证实体正义出发对辩诉交易进行了改革;大陆法系国家在借鉴辩诉交易的同时,也都坚持了一贯的实体正义的价值诉求.从辩诉交易的发展趋势看,这一制度已嬗变为了在严格实体条件限制下的体现辩诉合意的简易程序.我国应以辩诉合意为核心设计中国化的辩诉交易制度,在实体合法性条件方面多做"冷"思考.     

论我国刑事诉讼举证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根据司法公正的主旨 ,对我国刑事诉讼举证制度中所存在的控辩双方取证权利、举证义务、对案件知情权的不对等、法庭易处于偏听等现象进行了分析 ,为保障辩护律师对案情的平等知情权和调查取证权 ,保障被告人的质证权利 ,提出相应的建议     

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考量——作用机理及本质探析

刑事司法实践中,民意在特定条件下得以介入司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司法公正。法律的精神与民意的价值是一致的,依法裁判符合民意期待;但当法律精神与积极民意明显相左或缺乏有效的法律精神可资遵从时,以认真、审慎的态度依据承载积极民意的非规范性法源裁判,有其必要性。民意本身并不足以干预司法,只有为权力因素所吸收的民意才能影响刑事司法活动。在司法尚难有效独立的现状下,在刑事司法中考量民意,使司法与权力、民意之间构成三方制衡态势,或属相对合理之举。     

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适用的辩证思考

在客观分析辩诉交易制度产生背景和现实作用的前提下,结合我国刑事诉讼的特点,提出这一制度将会给我国司法改革带来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指出伴随其作用可能产生的弊端。认为我国应该在司法改革的进程中逐步适用辩诉交易制度,并提出了适用这一制度的几点设想和应做好的相关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