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回鹘文写本的历史背景

在包括了藏文和汉文之外其它语言的大部分写本的斯坦因与伯希和特藏集中,我们可以估计于阗文写本的数目为一百卷左右,粟特文写本的数目不足百数,古突厥文写本的数目则不足五十。在这后一类中,除了于此刊布的三十六卷写本之外,同样还包括已经刊布的均为回鹘文字的一部册子卷和一种佛经长卷,一卷摩尼教文字的长卷,二、三卷用藏文字母书写的古突厥语写本、用如尼突厥文写的一本小书、两卷写本以及一卷很小的残卷。但在其它敦煌特藏中,尤其是在列宁格勒还可能存在有来自藏经洞中的某些古突厥文写本,特别是回     

敦煌资料和初期西藏佛教研究

一、敦煌出土的藏文资料敦煌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中发现的古写本中,除汉文以外,还包括有藏语、回鹘语、和阗语等语言资料,特别是藏语写本为数较多,数量仅次于汉文。其中A·斯坦因氏收集的写本现保存于英国印度省图书馆,据德·拉·瓦烈·普桑教授编辑,1962年出版的目录Calalog le of the Tibetan Manus crt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lnda Office Library有765件。法国P·伯希和所得部分由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计2216件,1939至1961年,由M·拉尔女士分三册静成目录l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etainsde     

敦煌藏文儒家格言读物研究——以中村不折旧藏本《古太公教》为中心

文章以日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中村不折旧藏敦煌西域文献中一件藏文写本为中心,结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P.T.987、P.T.988号,对该件中村不折旧藏本全卷以及P.T.988号的后半部分予以转录、翻译,并探讨3篇藏文文献的价值、翻译风格以及与《太公家教》等敦煌汉文写本童蒙读物的关系。     

敦煌吐蕃文书《马匹仪轨作用的起源》与东巴经《献冥马》的比较研究

本文对伯希和敦煌古藏文写本第１１３４号《马匹仪轨作用的起源──〈西藏东北部的古代文学〉ｌａ》和纳西族东巴经《献冥马》作了较为细致的比较研究。并以汉文献中有关马在藏族、纳西族宗教生活中的作用和留存至近现代的各地纳西族民间习俗与两种古籍所反映的内容相印证,对进一步探究敦煌古藏文写卷的内容和历史上苯教与东巴教之间的关系作了独到的探索。     

敦煌古藏文拼写的南语卷文的释读问题

本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先后从我国敦煌劫走了大量的珍贵文献。英国的这部分敦煌遗书现藏于伦敦联邦关系部图书馆。法国的部分则收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其中除有大量的汉文文献外,还有若干民族文字,如怯庐文(kharosthi)、回纥文和藏文的写卷。这批藏文文献都是吐蕃时期的遗物,英、法两处的合在一起多达五千卷左右。令人瞩目的是那个长达398行、卷首和第394页以下略有残缺的卷子,它虽说是用古藏文拼写的,但尚未确知是古代哪个部族的语言。英国牛津大学的托玛斯(F.w.Thomas)教授曾写出一本长达400多页的专著,把这个藏文手卷影印发表,并用拉丁字     

吐蕃历史文书弟吴宗教源流

吐蕃历史文书 《吐蕃历史文书》,系举世闻名的敦煌遗书中的一件古藏文文书,故又题称为《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整理本以流散在英国和法国的两件文书拼接而成,首尾残阙,无年代标识,据推测,当书写于公元728——848年吐蕃占据河西时期。 敦煌17窟藏经洞发现的古藏文文书约数千件。其主要部分在1907——1908年间被斯坦因、伯希和盗运国外后,分别庋藏于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后改归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英国收藏部分由比利斯藏学家布桑编纂成《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1962年出版),法国收藏部分由法国女藏学家拉露编成《巴黎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藏回鹘文写本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唯一有可能从其本土上进一步发现回鹘文写本的国家。近来,我们从汉文杂志《文物》1985年8月号所刊题为《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遗址清理简记》中得知,又有一批值得注意的各种文书出土。由吐鲁番地区文物管理所发表的这篇报告,是对近来柏孜克里克发现文物的首次报道,这个发现是30年来发现回鹘文写本数量最多的一次。这些新发现不仅促使我们这些外国学者要对其现状进行调查,而且也促进了中国的研究,一     

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综述——兼论吐蕃控制河西时期的职官与统治政策

敦煌文书中有关吐蕃的文献,对于吐蕃王朝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以书写文字划分,古藏文文献及汉文文献是其中最主要的两个部分。 敦煌文书中的古藏文文献约数千件,其主要部分被斯坦因、伯希和盗运国外后,分别庋藏于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后改归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图书馆。英国收藏部分由比利时藏学家布桑编纂成《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 (1962年出版),法国收藏部分由法国女藏学家拉露编成《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一、二、三集分别于1939、1950、1961年出版)。以上两份目录题录的古     

甘州回鹘与曹氏归义军

甘州回鹘和沙州曹氏归义军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西北史学界讨论较多的一个课题,原因。是除了史籍记载之处,敦煌文书提供了丰富的信息。然而,由于条件的限制,许多文章在利用敦煌写本时,用的仍然是挖宝式的方法,即仅就一件件文书加以阐发,而未考虑判定一件文书的年代所需解释的各个方面,如文书中的人物、官称乃至字词的含义等等,因此常常不能说明作者想要说明的问题。本文是在全面收集有关甘州回鹘的敦煌资料基础上,按照经过考证的写本年代,来从总体上探讨二者的关系问题。     

法藏敦煌藏文本P．T.99号《正说圣妙吉祥名》相关问题研究

文章将敦煌藏文写本P.T.99号中的写本<正说圣妙吉祥名>与<甘珠尔>中所收规范本进行比较,论述二者的异同和相互间的关系.对该经的最初传授者和翻译者,经考证认为是密宗大师无垢友和吐蕃译师聂·杂那.提出释智的汉译本应属西夏时期的译本,依据类似敦煌本的藏文本翻译,认为该经在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两叶敦煌本回鹘文残片研究

本文对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两叶敦煌本回鹘文残片进行了拉丁字母转写、汉译,并在此基础上,对残片的年代、版本、翻译方法及夹写汉字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为回鹘语文、回鹘佛教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象雄语医学文献I.O.755试析

象雄语医学写卷Ⅰ.O.755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象雄语医学文献实物.该文献正文共有120行42段,是用邬坚体藏文字母转写的.文章通过对该写卷字母、符号、书写,以及构词规则、句子结构等方面的初步分析,对写卷的特征作了全面的介绍,并排除梵、藏语文写本的可能性,倾向于认同其为象雄语写本.将其中部分词语与梵、藏语药名对比后,初步推断出写本中部分语词是药物名称,进而推测出写本中重复出现的部分词、句的含义.由此初步认定,该写本是包括41组医方的象雄语医药文献.     

象雄语医学文献I.O.755试析

象雄语医学写卷I.O.755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象雄语医学文献实物。该文献正文共有120行42段,是用邬坚体藏文字母转写的。文章通过对该写卷字母、符号、书写,以及构词规则、句子结构等方面的初步分析,对写卷的特征作了全面的介绍,并排除梵、藏语文写本的可能性,倾向于认同其为象雄语写本。将其中部分词语与梵、藏语药名对比后,初步推断出写本中部分语词是药物名称,进而推测出写本中重复出现的部分词、句的含义。由此初步认定,该写本是包括41组医方的象雄语医药文献。     

粟特文书收藏情况简介

用粟特语文书写的手稿的主要部分可在四个地方看到,即:巴黎、伦敦、列宁格勒和柏林。一、在巴黎国立图书馆收藏的为伯希和从中国敦煌收集的原稿(MSS),大约包括有30件粟特文原稿和残件。其中大部分是从汉文翻译过来的佛教经典,最长的文书共1805行、名为《Vessantara 本生故事》。目前,所有巴黎藏的文书都已刊布,这主要是由 E·本维尼斯特完成的。承哈密尔顿教授告诉我,他正在编辑的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收藏的突厥文手稿     

汉传佛教对回鹘的影响

佛教是 9— 15世纪间维吾尔族祖先回鹘人所信奉的主要宗教 ,对维吾尔族的历史文化影响甚巨 ,但史书记载甚鲜 ,幸赖敦煌诸地出土的大批回鹘文佛教文献 ,才使这一史实逐渐明了。本文以这些文献为依据 ,指出回鹘文佛经大多转译自汉文 ,另有一部分译自藏文 ,仅有极少数译自梵文或吐火罗文 ;回鹘之佛教术语多取自汉语 ,而非梵语 ;回鹘佛教文献的语言也深受汉语的影响。文章进而指出 ,回鹘佛教实际上可视为汉传佛教在西域的一种翻版     

回鹘文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第二幕研究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以下简称《会见记》)写本于1959年在我国新疆哈密县天山人民公社脱米尔底地方出土。据新疆博物馆吴震同志报导:1959年4月当地农民在天山北坡一古房废址挖土积肥时,发现一用土砖封闭的小洞,里面散放着这些写本,后取回交给公社办公室,再转县文化馆,同年八月博物馆东疆文物工作组从县文化馆带回乌鲁木齐,现存自治区博物馆。     

隋唐五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概述(续)

在《隋唐五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概述(之一)》中,我们简要评述了本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隋唐五代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突厥史、回鹘史与薛延陀史的研究状况。接下来,我们将述及学术界关于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吐蕃、吐谷浑和党项历史的究研意见。 一、对吐蕃史的研究 (一)关于吐蕃史料的考订最早在史料方面进行补阙正误的,当推陈寅恪。他在1923年写的《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一文,根据敦煌写本题记考证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吐蕃僧人法成大师的史迹,使这个不被载于正史,久已湮没无闻的吐蕃重要历史人物重现于世。1930年他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则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考证出彝泰赞普的名号和年代,指出了两《唐书》等史籍所载有关时间的讹误。解放后,有关吐蕃资料研究的著作有明显增多。1958年,王忠利用汉文典籍,敦煌吐鲁番古藏文资料以及13世纪后的藏文典籍,写成《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一书,使吐蕃史料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近些年,王尧、陈践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敦煌本吐蕃法制文献译释》、《吐蕃简牍综录》等,此外王尧还出版了《吐蕃金石录》。这些著作,或为翻译,     

回鹘文契约证人套语研究

回鹘文契约是众多的回鹘文资料中的一种 ,其内容的结构、行文用语与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汉文契约中的格式与套语很相似 ,证人套语就是一个例子     

敦煌本藏文六十甲子纳音文书研究

敦煌本藏文写卷P.t.127v.1是一份六十甲子纳音表,这个内容以往藏文文献中未见提及,在现存敦煌藏文文献也仅此一件。本文首先给出该写本录文和汉译文,并据以编制了藏汉对照六十甲子纳音表。通过对其与敦煌汉文六十甲子纳音文书及藏历胜生周的比较,说明写本的属性、用途和编译中存在的问题。对于误将其当做特殊的六十甲子纪年表,并用于推定吐蕃历史年代的研究方法和结论,予以澄清。此藏文本系六十甲子纳音文献,其内容源于汉地。     

蒙元时期回鹘文的使用概况

回鹘文是畏兀儿人使用最广、保留文献较多的一种文字.畏兀儿人不仅使用回鹘文字翻译、刻印佛教典籍,还用它书写民间借贷、买卖契约文书以及碑铭石刻等.元代,回鹘文字作为官方文字为蒙古族所借用,用于书写诏诰典祀,翻译医学、历史学、儒学及佛教典籍等.在敦煌莫高窟北区的元代石窟中先后出土了1152枚回鹘文木活字,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活字实物.这证实了元代畏兀儿人已掌握了精湛的印刷术,并为活字印刷术的西传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