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浩江汉铸忠魂——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成因探析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诗人，他的作品彪炳千秋，永垂不朽。屈原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与楚国独立发展的历史，楚人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养成的民族心理和爱国传统是分不开的。     

再论屈原爱国思想及其历史进步性

屈原以"美政"为核心的政治主张和爱国情感,有较强的现实基础,合乎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势。出土文献表明,开创了荆楚文化的楚人富有开放创新的民族意识,屈原时期的楚国依然具有一统中国的实力。屈原对故土邦国的热爱,是中华民族传统爱国思想的源头。     

论北方中原文化对楚辞之形成的影响

楚辞是在中国南方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自然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抒情诗,有着显著的地域特征。但是,在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之下,楚辞的产生离不开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因为当时的南北文化交流非常活跃,楚人乐于接受北方文化,楚辞的创造者屈原更是深受北方文化的影响。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意旨新探

关于<念奴娇*赤壁怀古>的主旨,历来议论纷纭,甚至出现"悲观论"和"爱国颂歌论"的尖锐对立.细析之,皆有偏颇臆断而不察其创作思想、创作背景之失.词以战争和英雄业绩为主线,则其主旨发之于军事见地和意愿.分析苏轼的政治思想特别是强兵思想,正视当时的政治、军事背景和苏轼的处境、心态,才能真正明白该词的主旨.     

论"交际性应酬语"的口译原则

英语phatic communion有"应酬语"、"寒暄语"、"客套话"等译名,即所言所语并非为了提供某种重要信息,而意在建立或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应酬语"的文化共性是指任何民族文化缺之不可;"应酬语"的文化差异是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相同的情感.我们认为汉语"应酬语"的口译原则,在现阶段仍应以照顾"老外"的情感为好,即要跨越其字面"语言意义"而译出其"情感意义".     

从《楚辞》成书之体例看其各非屈原作品之旨

<楚辞>所录之非屈原作品,既不以质为前提,亦不以文为条件,故西汉最大之赋家司马相如无作品得人,而东方朔之入选者非其最佳之作,宋玉赋亦仅<九辩><招魂>在其域中.从成书体例之角度进行研究,得出<楚辞>中之非屈原作品,均代屈原设言.即这些作品中之"我",均为"屈原".缘此,以这些作品所叙证屈原之事迹,固不会尽是;而以之考察作者之生平,则全失.     

论屈原

《楚辞》是我国古典文学的宝贵遗产。毛主席在接见日本田中首相时，曾赠以《楚辞集注》一书。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楚辞》，批判地继承这一份遗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颗出现的明星。研究《楚辞》，主要的也就是研究屈原。 研究屈原，最重要也最困难的课题，是在于确定屈原思想的阶级实质，探讨屈原思想同先秦各哲学派别之间的关系，对屈原的爱国思想和忠君观念作出科学的说明，以及阐明屈原同当时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些，不仅是屈原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整个古典…     

由《七谏》谈汉人《楚辞》对研究屈原的重要意义

今天能够见到的较早《楚辞》传本有东汉王选的《楚辞章句》。王书包含在（宋）洪兴祖撰《楚辞补注》内。后人研究《楚辞》，无不以王选传本为圭臬。王选书共十七卷。总的来说，可分为两大部分，即：前十卷为先秦楚人（主要是屈原）作品；自《惜誓》而下的后七卷为汉人（主要是西汉）仿作，或悼念屈原，或以“促言体”写出设想的屈原的自怨自伤。研究者多半全神贯注于前十卷，对后七卷大都漠然视之。其实，后七卷往往蕴含着研究屈原不可或缺的材料，特别是对屈原身世的探索。《楚辞章句》卷十三《七谏》系西汉武帝时人东方朔的作品。东方朔和…     

高启"兼师众长"说论析

"兼师众长"是高启诗歌理论的重要内容就学习的对象而言,就是向古往今来的各种诗派、各位诗人学习,转益多师,博采众家之长;就创作来说,就是提倡风格多样;从文体学的角度而言,就是应该兼工各体.高启提出"兼师众长"说是以宋元诗歌发展的历史为基本前提的,还有其现实针对性."兼师众长"说,表现了高启企图包容众家之长、形成集大成的宏阔的艺术视野;还表明了他具有一种通达古今之变的意向;高启"兼师众长"的理论和创作实践,为明诗作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并昭示了宋以后诗歌发展的正确方向.     

《楚辞》的艺术精神与湖湘文化

屈原<楚辞>的艺术精神与湖湘文化之间存在某种承续性和相似性,即心忧天下的政治抱负,劲直勇悍的生命意志,颂扬情欲的自由释放.把湖湘文化溯回到悠远的<楚辞>及楚文化,这在湖湘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楚考论

古今学者对"西楚"源于何时,区域到底多大的研究,一直争论不休。考论通过史料证明:过去大多学者认为楚的发祥地是"荆",即今湖北一带,这个认识是错误的。甲骨文里,只有"楚",没有"荆"字,直到商末周初时才有"荆"字。由此看出楚比荆早,楚起源于东方,东夷文化是其源。出土的材料证明"西楚"之名,至晚在春秋战国之际已有。其区域主要在豫东南、苏西北、鲁西南、皖东北部。     

“楚辞”的初义和能指

“楚辞”一词出现在汉武帝之时,其初义与发生在战国后期屈原、宋玉等人的文学创作无关。其初义所指有二：一是指朱买臣和庄助写作的辞赋;二是指他们用楚国方言诵读所写的辞赋,以此来干谒君主。楚辞的能指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指流传在楚地的民歌;二是指楚地流传的道家作品,其中包括流行于战国时期的黄老学说等;三是战国后期屈宋等人的文学创作。     

湘语的历史

战国时,楚国征服了湖南全境,楚人大量移民湖南。移民带来了他们的语言,即楚语,楚语是湘语的源头。楚语进入湖南,与湖南土著民所操的语言发生碰撞,形成了一种新的方言———南楚方言。南楚语形成以后,湖南地区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移民,南楚语受到移民语的侵入。到明清时期,近代湖南方言格局基本形成,湘语区产生。     

姜亮夫先生与楚语研究

楚语,是楚辞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和楚声、楚地、楚物共同形成了"楚辞属楚"的这一鲜明的地方特色,因而,研究楚辞中的楚语,是楚辞研究中的十分重要的课题。但楚辞中的楚语研究是四者中最薄弱的环节。东汉王逸及宋代洪兴祖为后代的"楚语"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楚语"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了第一部研究《楚辞》中之"楚语"的专著。姜老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与他深厚的学术根基两方面相结合,为20世纪楚语研究做出了超越前人的独特贡献。     

《楚辞章句》校证（三十四则）

利用《楚辞》及王逸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结合通行的《楚辞补注》以外的《楚辞》本子及相关的传世文献相佐证,可以对今本《楚辞补注》中所见王逸《楚辞章句》部分“倒、脱、衍、讹”的错误内容进行合理性的勘正,从而有助于《章句》的进一步校证。     

楚国科技与楚文化

楚国辉煌的科技成就 ,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促进了楚国综合国力的增强 ,直接影响到楚文化的各个层面。楚国科技成果体现出华夏民族文化中被两千多年的历史沉积物所掩盖的一种文化传统 ,这就是楚人积极进取 ,兼融并蓄 ,锐意创新 ,充满生命活力的文化精神。楚人的科学理论思维充满了玄虚的色彩 ,天人合一、万物同构同感是其对自然认识的基本出发点。这对于当今的我们和谐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仍不失其启迪作用     

楚国早期的重要楚君研究——楚王研究系列之一

楚国早期共有15位国君,值得研究的重要楚君有熊绎和熊渠等。熊绎是楚国正式受封之君,他的主要贡献是受封立国和筚路蓝缕艰苦创业事迹。熊绎受封立国是楚国建立的标志。熊渠时期开始了楚国武力开疆拓土,实现了由被动挨打到主动征伐的转变。熊渠封子为王显示要超越北方周天子的愿望,为以后楚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本文分三个部分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一是其选篇原则。王夫之将那些能体现爱国忠君思想 ,并具有楚辞风格的作品入选 ,目的是“广三楚之遗风” ;二是“以意为主”的作品论析 ,注重联系屈原的情感、经历 ,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来阐释作品的思想内容 ,“达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属之际” ;三是“认理唯真” ,“脚踏实地” ,虽不刻意于文字训诂 ,但对字句的诠释颇有独到之处。诠释楚辞而不自觉地将自己复杂的思想情感流露出来 ,这是“文字狱”盛行之时 ,王夫之表达思想情感的一种形式选择     

论王闿运《楚辞释》的注释特色

王闿运在《楚辞释》中求新尚奇的注释,其时代背景是清末公羊学派学术风气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注释篇目中将宋玉的《高唐赋》入选;注释体例简单而具体注文随意;中心内容贯穿求新尚奇之说,且在字词注释、章句说解、篇旨说解等方面均有明显体现。不足之处主要是由于崇尚新颖奇特带来附会之弊。     

论楚辞演进之轨迹

楚辞演进的逻辑轨迹可视为楚文化母体中形成的宗教祭歌是楚辞的前身,《九歌》类作品把时代精神注入宗教祭歌,使楚辞获得了独立的生命;《离骚》类作品是时代激情的最佳表达方式,达到了楚辞发展的最高峰;拟骚之作从量上扩展了楚辞的艺术创造,同时也使楚辞步入了衰落阶段;楚辞滋养了汉赋,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