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国民政府扶植自耕农运动初探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陷入严重困境,同时,大批农民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社会动荡不安.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稳定农村社会,国民政府从1941年开始召开了多次会议,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来扶植自耕农.在这一过程中,全国14个省的82个县中创设了多个实验区,取得了一些成绩.特别是甘肃的湟惠、福建的龙岩以及绥远的后套,成效更为显著.但由于所需费用巨大,且政府态度消极等原因,这一政策最终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运输制度之研究

抗战时期,为了解决粮食运输问题,国民政府从上至下设置了相关的粮食运输机构,并对粮食运输施以必要的管理。针对粮食运输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国民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力图改善,然因财力、人力、交通等诸多因素制约,效果并不显著。在特殊之战时,对国民政府的粮食运输制度不应苛求,它基本上完成了自身的使命。     

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对苏政策

1941年以后,随着苏联在中国抗战中地位和作用的下降,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从抗战初期的联苏抗日转移到反共方面。这首先表现在国民政府乘苏之危,排挤苏联在新疆的势力,隔断苏联与中共的联系通道,并为此不惜中苏关系的恶化。1943年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国民政府积极谋求改善中苏关系,为与苏联订立同盟条约、取得苏联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而不支持中共的明确承诺铺平道路;1945年国民政府对雅塔尔协定的态度转变和在《雅塔尔协定》框架内进行的中苏签订谈判过程中立场的变化,淋漓尽致地展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主题。     

战后国民政府在苏北救灾述论

抗战胜利以后,苏北遭遇了天灾与兵祸的双重肆虐,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国民政府为安抚后方并控制这块战略要地,开展了放款、防疫、工赈、遣送难民、举办粥厂、治蝗等救济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以及自身能力的薄弱,国民政府最终并未达到安抚苏北的目的。     

抗战后国民政府在北平城区的基层建政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北平市城区建立了基层政权,形成了党、政两套控制体系。国民政府在北平建设的基层政权,其主要有四个组成部分：力量薄弱的区公所;背离初衷的保甲制度;相对完整的警察系统;虚弱的党务系统。     

战后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力图利用“四强”的国际地位和英国即将退出印度的机会,加强中央政府同西藏地方的关系。国民政府战后西藏政策的核心是全面支持以热振活佛为首的西藏爱国僧侣和民众,但达扎集团在英国和印度的支持下,将热振逮捕并杀害。由于在处理热振事件上的失策,国民政府在西藏僧俗各界的威望急剧下降,其所制订的西藏政策无法实行。     

傅斯年与战后国民政府教育甄审研究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收复区的教职员和学生进行了教育甄审。傅斯年同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关系很好,从甄审政策的讨论、制定到甄审的开展,他都参予其中。虽然他的建议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但并不能代表国民政府的主流意识。由甄审而引起的反甄审运动,扩大了收复区教职员和学生同国民政府的之间的裂隙。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国际援华运输线路变迁述评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西南。为保证前线之军需和稳定大后方之经济,开辟和保持国际运输线路,从国外获取必须的物资补给,是当时极为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随着战争形势与国际关系的变化,国民政府国际运输线路也不断地进行变更。保持国际运输线路的通畅,打破日军的国际交通战略封锁,是当时国民政府的战略任务之一;同时,也符合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联盟战略,在我国抗战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战后国民政府在浙江检举汉奸工作略论

在战后惩奸过程中,国民政府在颁布律令和司法受理的基础上,注意把民众要素引入检举汉奸过程中去,以物质奖励、控告等方式动员民众积极参与检举汉奸工作,从而检举揭发出了大量汉奸,较大程度上缓和了战后民众对汉奸问题的不满情绪.这对民族正气的弘扬、民族觉悟意识的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增强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检举汉奸工作过程中,由于政府工作的某些失误,民众对汉奸融入了阶级意识和个人恩怨,加上国共两党对未来政权的争夺日益趋紧,使得检举汉奸问题变得复杂化,出现了腐败、诬告、反共等诸多问题.     

战后国民政府对南沙群岛主权的再认识与维护

南沙群岛是我国固有领土,位于中国南海疆域最南部,曾被命名为"团沙群岛"。近代以来,南沙群岛的主权受到帝国主义的觊觎,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侵略军直接占领,改名为"新南群岛",并划归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管辖。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南沙群岛也随之被国民政府收复。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国民政府没能及时派军舰接收南海诸岛,使得菲律宾妄图侵犯南沙群岛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重新确认并对外公布了南沙群岛的名称、岛礁范围等,并用实际军事行动维护了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这段历史是我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重要证据。     

战后国民政府教育甄审的出发点探析

抗战胜利后,在如何处理收复区的教职员和学生的问题上,国民政府开展了教育甄审运动.本文通过对政治合法性、道德价值判断和人心整合三个层面的考察,去探析国民政府在战后百废待兴的局面之下,开展教育甄审是否适合时宜,是否取得了应有的成效.     

关于国民政府择迁重庆问题的再探讨

本文通过对国民政府择迁重庆历史的考察，认为，蒋介石在１９３５入川追剿红军时没有择定四川这一抗日复兴的最后根据地，更没有“想定”重庆就是未来国民政府的基地。蒋介石择定四川为抗战的最后根据地是在１９３６年及其以后，而国民政府择定并正式决定迁都重庆则是在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以后     

开罗会议中国民政府领土诉求之溯源

1943年底,中国参加开罗会议,在这个举世瞩目的会议中提出了自己的领土诉求。这些领土诉求体现了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的目标。但是,这些领土诉求并非是一时兴起制定的,而是有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面对空前国难,一直到开罗会议,期间领土诉求的细微变化,是一脉相承的,是坚决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即使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国民政府也从未动摇过对中华民族固有领土的维护。这种领土诉求也是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一个精神支柱。     

从抗战后秦皇岛混乱局面看国民政府对秦皇岛的接收工作的不足——以开滦煤矿秦皇岛分处档案为主要依据

开滦煤矿秦皇岛分处是秦皇岛乃至华北地区重要企业,本文通过对其在抗战胜利后初期情况的介绍,说明其陷入混乱局面是与国民政府的不当政策密不可分的,进而指出国民政府在接收工作上的不足。     

论国民政府国营与民营经济范围之划分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根据孙中山的发达国家资本理论,提出了划分国营民营经济范围的问题,其政策设计与实践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抗战前的初步界定、抗战时期国营范围的空前拓展与民营范围的急剧萎缩、抗战胜利后国营范围的调整压缩与民营范围的扩大。国民政府的上述政策有其合理性,但更存在着重大错误,政策的设计自相矛盾并与实践严重脱节,因而直至其政治垮台,都未能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划分方案。产生上述问题的关键是决策者思想上的严重分歧,特别是对民生思想的错误理解和对民生生活的长期忽视。     

国民政府战后对日伪财产的接收体制考察——以浙江省为例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随即开始了接收沦陷区日伪财产的工作.整个接收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几乎在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国民党党与政、军与政、中央与地方以及相关部门之间所存在的体制上的混乱,从而导致接收变成了"劫收",使国民党政治威信空前下降.混乱的接收体制既反映了国民党对抗战胜利的善后工作准备不足,也暴露了国民党内部的制度性缺陷.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及知识界对大泰族主义之回应

抗战期间,在日本的怂恿下,泰国公然宣称我国南方几省为泰族发源地,要收复失地,还派人到我国云南境内傣族地区活动,并于1939年6月将暹罗改称泰国.这种大泰族主义言行引起了处在艰难抗战中的重庆国民政府、西南地方政府及中国知识界的警惕,引发了我国政府及知识界对边疆问题、民族问题的反思.重庆国民政府和西南地方政府逐渐重视西南民族和边疆问题,开展一系列民族调查活动,强化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流寓西南的爱国知识分子,或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或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或整体性,对大泰族主义侵略言行予以了有力驳斥.国民政府和中国知识界对大泰族主义的回应和反击,对于维护我国多民族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抗战胜利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浅谈国民政府协调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内部党派之纷争

大韩民国流亡政府在中国开展反日独立运动达２７年之久，国民政府从道义上、舆论 上和物质上都给予同情与帮助，积极劝说和协调其内部党派之间的矛盾与分歧，但最终没有 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此，本文认为主要原因是由于大韩民国独立运动内部各党派之间 的思想观点与政治信仰的差异所造成，从而导致了意见分歧很大，矛盾重重，斗争激烈，不团 结和统一的局面迭起。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关于裁减公务员开发西北问题的讨论

1942年9月21日,蒋介石发布手令,提议裁减中央冗员三分之一,移往西北垦殖或开发实业,其主要动机是为即将控制新疆作铺垫。国民政府高层官员对此大多抱不支持的态度,致使该政策最终大打折扣。由此史实可以揭示出国民政府时期制约西北开发的恒久因素。     

事与愿违的援助：国民政府与韩国光复军之组建

1940年9月17日,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在重庆成立。韩国临时政府方面认为光复军应为中国军队之“同盟军”；而国民政府方面认为其性质应为参加中国抗战之“志愿军”。这种理念分歧导致光复军正式编组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最终,国民政府制定了《韩国光复军行动准绳九条》,光复军得以编组成立。但中韩双方之分歧并未因此弥合,光复军之隶属问题反成为此后国民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