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战时政治体制

抗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战时政治体制表现为 :政权有限开放 ,出现民主化趋势 ;同时又强化了以国民党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这对抗战无疑是有利的 ,但也存在严重弱点 ,即偏重于独裁制 ,而缺乏民主制。但就抗战时期的特殊环境而言 ,对民主制似不应过于苛求。     

国共政权更迭原因初探——以费正清所著《伟大的中国革命》为中心的考察

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共政权更迭的原因一直是史学界颇为关心的问题。美国的费正清先生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知名学者,他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分析了导致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倒台、中共建立起新政权的内在因素。本文以此书作为切入点和立论基础,对国共政权更迭的原因进行一个全景式分析,从农民群体、知识分子和国民党自身建设三个角度来解读国共政权更迭的内在原因。     

试析陪都重庆的现实主义论辩

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现实主义论辩,从前期展开＂新现实主义＂的传统辨析,转向后期出现＂现实主义在今天＂的道路选择,从而显现出中国现实主义在战时发展的轨迹及其此后线路。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日抗战总呈现出时战时和的变化,这种变化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中共力量的消长、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本吞并中国策略变化都影响着国民党对日抗战的态度。     

重庆雾与中国抗战文学

雾原本是重庆的一个地域自然现象,成为战时作家们最受青睐的意象.对于雾,作家们有欣赏它保障生命安全的一面,也有促进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戏剧和长篇小说创作繁荣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作家们也厌恶雾对人的压抑,并上升到雾和国民党腐败统治的象征关联.对于雾这一意象的全方位分析,有助于理解抗战时期文学与重庆政治中心地位及地域文化复杂性关系的把握.     

试论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对抗战领导力量的认识

全面抗战时期(以下简称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以下简称国民党)不仅认为抗战领导力量是执政党的理所担当;而且围绕着以"三民主义"为根本思想指导的抗战建国国策和根本任务,在党的建设、对外关系处理、国内各民族关系处理、组训民众、战时计划经济体制等方面,对体现其抗战领导地位和发挥抗战领导作用方面也有着系统的认识.     

抗战时期蒋介石手令制度评析

抗战时期,蒋介石凭借战时体制赋予的特别命令权,将战前的手令习惯推而广之,直接以手令指挥党政军一切事务.作为行使最高权力的手段,蒋对手令的承办与执行予以种种严厉的规定,形成手令制度.此一制度是建基于其个人权威的一种工作触发机制、协调机制与监督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体制运行之不足,体现了蒋介石的政治理念与行事风格.但由于蒋缺乏必要的节制,导致手令过多过滥,冲淡了自身的神圣性与重要性,影响了自身的效率;手令的制度化与合法存在,势必影响国民党政权的"正规"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由此产生了深层次的负面影响.     

苏联国家利益与其抗战时期的对华政策

本文考察了抗战时期苏联根据其国家利益所制定的对华政策及其影响,认为这一政策的运作既使苏联成功避免了两线作战,又确定了战后其在远东的有利地位。而对于中国,这一政策一方面由于苏联战时国家利益与中国抗战利益的趋同性使中国受益匪浅,另一方面又因为政策中表现出的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同国民党消灭中共、武力统一中国的内战政策的某种一致性,使中国国家利益大受损害     

中共联合政府主张提出前在参加政府问题上的多方博弈

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即须面对如何与国民党政权相处,即参加政府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中共、共产国际（苏联）、美国、国民党等四方因不同的考量而展开多方博弈。中共从扩大政治影响,促进自身发展,维系国共合作的角度讲有参加政府的需求;共产国际（苏联）为使国民党减轻对国共合作的疑虑而不愿中共参加政府;美国政府坚定支持国民党政权,对中共参加政府影响甚微;国民党则坚持一党训政体制,不愿对中共开放政权。中共未能参加政府是其抗战初期实力使然,虽有利于保持中共思想组织的独立,但却使国共合作缺乏持久性与稳定性。国民党虽然保持了其对政权的垄断,但仍然无法阻拦中共对其一党训政体制的挑战。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研究的几个向度

政党为实现其纲领和目标,在社会公众中留下符合自身需要的形象是政党或不可缺的重要任务。学界近年来关于政党形塑的学理化研究已经构建起基本的骨架,但以当下政党形塑研究为出发点而构建的理论框架,在阐释抗战期间中共政党形塑时,有必要厘清战时中共形塑研究的价值,拓展中共形塑研究的内容,注意区分不同地域的表现特征,关注战时中共形塑的共性与个性。只有在具体时空与场域下探讨政党形塑,注重现实关照对历史的触发与历史审视对现实启迪的双向融通,其学理意义和历史借鉴才具有现实价值。     

抗战时期地方的党团之争——以国民党自贡市党部被毁事件为例

抗战时期的党（国民党）团（三青团）关系是研究国民党战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重要的盐产区,四川自贡地区国民党地方组织与三青团地方组织之间关系复杂,权力竞争激烈。在一场涉及盐业工人纠纷的事件中,党团双方爆发了激烈冲突。虽然在国民党和三青团中央、四川省政府以及自贡市府的斡旋下,事件看似得到平息,但党团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且日益成为威胁国民党政权的重要因素。这一事件既反映出党团双方在地方层面的冲突实况,也充分暴露出它们争夺地方政治资源的经常性和残酷性。     

南宋战时中央统军体制的形成及其运行机制试探

从中国古代战时中央军制的演变来看,南宋朝廷逐渐形成了较为固定、完善的战时中央统军体制。这一体制以都督(视)府为主导,体现了中央派出军政机构的常态化。一方面,南宋战时中央统军体制是在军事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从多种形式并存到都督(视)府为主导,历经北宋末年到南宋高、孝之际三十余年的探索。另一方面,南宋处于帝制后期中央强化对战时军政机构控驭的重要转折阶段,与历史发展趋势相合。南宋政权所建立的战时中央统军体制,有利于中央进一步加强对派出军政机构的指挥、调动,但亦需面对如何处理好集权与效率的两难问题。     

回顾与反思:中国语境中的艾特玛托夫研究

艾特玛托夫是苏联时代吉尔吉斯地区的一个著名作家。国内关于艾特玛托夫近三十年的学术研究历程,从20世纪80年代单维的政治-人性批评,到当下多维视角的文化批评,可以看做中国文艺批评观念演变的一个缩影,即从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到90年代的形式主义批评,再到21世纪的文化批评;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学者研究俄苏文学的方法论转向,亦即从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继而走向内、外部研究的融合互渗。     

探寻海外档案中的战时重庆图像——以哈佛大学白修德档案为例

西奥多·怀特,中文名字白修德,二战期间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的首席记者,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1939年来到战时首都重庆,开始了新闻记者生涯.此间,采写了大量中国抗战的报道,访问延安后又写出影响巨大的名著《中国的惊雷》,成为中国抗战历史、尤其是重庆国民政府历史的重要目击者与记录者.白修德档案现为哈佛大学档案馆独家收藏,共计232盒,内容覆盖其48年记者职业生涯的各个方面,是研究中国抗战时期历史十分珍贵的海外人物档案之一.本文拟从新近发掘海外人物档案的角度,通过对白修德档案中重庆文本的介绍与解读,探究战时重庆图像及其史料价值.     

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与司徒雷登使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对抗的世界格局逐步形成。美国把中共看作苏联阵营的一方,对华执行扶植国民党、压制中共的政策。司徒雷登就任驻华大使之初,执行美国对华成立联合政府的政策,力图将中共融入国民政府之内。但国民党妄图凭借武力消灭中共,于1946年春夏间发动内战,然而至1948年下半年,却是崩溃之势日显。在此情况下,司徒雷登执行美国扶植国民党、禁止中共参加联合政府的政策。最终,美国的对华政策随着国民党在大陆政权的终结而走向失败,司徒雷登被迫离华。司徒雷登的使华悲剧,实由美国对华政策所造成。但司徒雷登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经验的总结,却包含有益成分。     

中国抗战时期难民问题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问题,已成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重大专题之一。文章对中国抗战时期难民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从1937年7月开始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国性难民大潮,难民流亡成为抗战时期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难民的救济与安置便成为战时中国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社会工作。       

“非典型”的革命主体——战时工业视域下的路翎小说

在抗战时期大规模的工业内迁以及西南内地战时工业建设的语境中,观察与书写西南矿区工人的生活与命运,成为了路翎四十年代重要的小说创作领域。与三十年代书写城市工人革命的左翼文学模式相比,路翎四十年代小说中有所争议的劳动者形象不仅包孕着一种非典型的革命主体诞生的可能,揭示出"工人阶级"这一政治主体想象内在的复杂性与现实性,更显示出四十年代的战争经验尤其是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对于工农群体的内部构成、经验方式及主体意识的重构。     

多面相地展现明清地方力量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评吴琦主编《明清地方力量与地方社会》

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的复兴,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视角逐渐下移．从以前着重关注的上层社会、政治事件和精英文化转向关注下层社会、百姓生活和大众文化现象,即所谓的三大转折：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吴琦主编的《明清地方力量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便集中体现了这一研究视角。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其局部执政地位合法性的论证

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没有得到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明确授权的局部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需要另辟蹊径来论证其地位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自觉地高举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旗帜,论证了自身及局部政权合法存在的理论基础;论述自己在抗日方面和民主方面的成就,从民族生存和人民利益的高度,论证了其局部政权存在的必要;反击国民党取消中共地位的言论,论证了取消中国共产党地位的不合理。这为其局部执政地位的合法性作了理论论证。     

社会管理创新的转向逻辑和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学界关于社会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探讨无论从管理理念、管理内容还是管理模式上都有着转变的迹象。立足于转型期的社会背景,从社会管理创新的转向逻辑——立足点转向、理念转向、手段转向、关系转向、目标转向等方面进行研究,不仅拓展了学界研究的视角,而且厘清了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性和逻辑、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