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与现状

近年来,中产阶级成为国内的一个热门话题,这显然与国内正在迅 速成长的这样一个重要阶层有关。欧美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以及所谓"亚洲四小龙"等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繁荣以后,都曾经兴     

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学探讨

一和谐社会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彻底从阶级斗争时代转入了和平发展的时代.它意味着我们对待利益矛盾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力图将利益矛盾引向利益对立、冲突和利益斗争,转变为力图将利益矛盾引向矛盾的缓和与化解.过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利益矛盾一旦纳入阶级斗争的范畴,就变得不可调和,形成零和博弈.而今天,为了缓和与化解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利益矛盾,为了给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政治保障,我们必须完全摆脱阶级斗争思想的束缚,将战略思想转到社会和平发展的轨道上来.从客观上说,这种政治导向的转变有下列内涵:     

"公馆"之家——论小说《家》的文学表达

公馆是社会过渡时期的历史产物,在时间维度中充斥了新旧矛盾以及社会历史的变迁.拨开高公馆众多的"政治学"头衔,发现巴金的叙事信仰在于真实地展现过渡家庭的现实面貌,表达社会转型时期人物矛盾、挣扎、彷徨的独特生命感受.在小说中高公馆主要由住宅区和花园组成.在公馆住宅区内部是日常的家庭政治,人际关系呈现出话语、情感交流的"荒漠化",并直接导致了公馆悲剧的发生;而象征着"自然""包容"的花园,则调节着公馆生活,凸显着人类进化的渴望,表达着巴金对于家庭温馨环境的憧憬,传递着人与人文明关系的和谐畅想,勾勒出理想化的社会想象.     

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形态与性质分析

当前,中国正处于"战略机遇期"与"矛盾高发期"并存的特殊时期,因经济发展和利益调整引发的矛盾正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形态。如何认识和把握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形态和性质,就成为当前社会矛盾治理的认识基础。只有紧密结合中国改革发展实际和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时代特征,准确把握社会矛盾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内在逻辑,深刻分析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的具体表现形态,并对其性质作出理论判断,才能为中国治理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秩序提供实践方向与发展思路。     

秦汉时期的“户绝”与社会控制

一 "户绝"即绝户,指户内人口均已死亡或不再有合法继承人.意味着该户在国家户籍上的消失.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应当与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形成是同步的,而作为一种国家户籍管理下的事实判断则应当发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同户籍编制、人口控制与赋役摊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

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可以分为两大时期、四个阶段。所有制结构的构成及其变化、中国政府的战略方针和政策变化是我们划分两大时期、四个阶段的重要依据。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在不同时期和阶段有不同表现。改革开以来,中国社会矛盾具有发展较为缓慢、周期较长、较为复杂的新特点。     

市场转型理论与社会整合

市场转型理论并没有直接言说社会整合议题,它的主题是社会与 分层。其主要的观点是,从计划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将同时 出现产权私有化、精英权力转移和利益群体重组。因而环绕它的争论 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谁占有产权?谁控制管理?谁获得较多报酬?对 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涉及整合机制的变动问题,可以概括地说是产权 关系的整合、权力支配关系的整合和利益群体的整合(以下简称产权整 合、权力整合和利益整合)。我将着重评述关于产权整合和权力整合的     

市民社会与中国选择——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谈起

市民社会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国家和社会相互博弈的结果,其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市民社会理论经历了两次转向:由启蒙时期的政治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向近代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转变;再由近代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向现代文化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转变。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一成不变的则是其对自由的追求、对矛盾的争辩、以及对认同的渴望,这也构成了市民社会理论的三个核心要素。因此,本文提出"自由—矛盾—认同"的逻辑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自由—独立的价值理念、非零和博弈的观察视角、沟通模式的制度化取向,此三者也是中国市民社会本土化出路的关键。     

从风险社会走向和谐社会(英文)

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处于黄金发展机遇期与社会矛盾凸现期,必须正视与应对"风险社会"的来临。走向和谐社会的基本思路,是科学地开展社会风险预警,优先调整社会结构,增多社会主义的制度性供给,完善社会群体利益协调机制,积极参与"和谐世界"建设。     

关于当下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哲学审思

社会主要矛盾在矛盾统一体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表现形式,而基本矛盾特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因此二者之间并非存在完全"同一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经典表述有特定历史必然性与针对性,主要是对"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反拨,从初级阶段国情出发致力于解决生产落后、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不足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绩,经济运行步入正轨,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代型国家的本质要求——已成为"共识性"内容,因此可以将生产落后与先进制度的矛盾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中加以考量。现阶段,经济快速发展与人民群众的社会需求(综合性需要)不能得到及时、充分满足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影响社会正常发展的主要矛盾,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从哲学"总体性"与社会发展"顶层设计"的高度解决上述主要矛盾的有效机制。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Income Inequality and Subjective Perceptions of Mobility (2003-2013)*

Using a sample of over 90,000 urban and rura1 residents from the 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 and China Genera1 Social Survey (CGSS) from 2003 to 2013, we analyzed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underlying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in China.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over these years, such identification has consistently assumed the shape of a bowling pin: those who “identify with a low social status” account for more than half of respondents, a much higher proportion than in most countrie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the net effect on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of such objective indicators as education, income and occupation has been relatively small, and lessened over the ten year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ubjective perceptions of mobility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is quite strong, but the upward impetus provided by perceptions of upward mobility weakened over the period. At the macro-level, the tempo of economic growth failed to raise the level of class identific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had a markedly negative effect. Our research findings further demonstrate that curbing the income gap and increasing opportunities for mobility are important for raising the level of class identification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社会地位、生活境遇与焦虑

本文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探讨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遭受不公正对待的生活境遇在焦虑形成中的作用。研究表明,社会地位（包括客观地位和主观地位）和生活境遇对焦虑的产生具有明显的影响,社会地位低的群体和生活境遇中遭受过不公正对待的人,更易产生焦虑。这些由社会地位和生活境遇等因素导致的焦虑对于个体的影响是偏向消极的;在社会因素的持续作用下,具有焦虑特征的个体增多,焦虑有可能从个体的心理问题转化为社会的心理问题。     

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

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年3月5月进行的 “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GSS2006）的数据,以收入、职业和教育作为三个基本维度,对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中产阶级规模以及中等收入者的规模进行了测算,并比较了“客观中产”和“认同中产”在社会态度一致性上的差异。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我国目前的中产阶级在全国占12.1%,在城市社会中占25.4%,但这个所谓中产阶级,目前并不是一个具有统一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的“阶级”。     

当代社会学中的阶级分析：理论视角和分析范式

本文系统梳理了当代社会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文献,揭示了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和多元化的分析范式。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是基于社会关系定义的结构性位置,是关于社会不平等及相关社会现象系统化的结构性解释。多元化的分析范式主要包括：（1）研究对象上的宏观层次（解释大规模社会变迁和转型事件）与微观层次（解释阶级对个人态度、行为和生活机会的影响）;（2）分析思路上的 “结构-意识-行动”（将阶级作为“集体行动者”）与“结构-状况-选择”（将阶级作为“生活条件综合信号”）;（3）解释逻辑上的“剥削和利益形成逻辑”、“状况逻辑或理性行动逻辑”和“结构化（或同质性）逻辑”。     

工人、资本与国家:理解工人阶级研究的关系视角

阶级实体和概念都是关系性的,工人阶级的状况和性质需要从工人、国家、资本三方关系的形成与变化入手进行考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在三方关系中占据中心位置,对劳资关系和工人阶级具有塑造能力,国家并非只会选择做优势阶级的刻板代言人;劳资矛盾是否激化以及工人阶级成为秩序合作者还是激进行动者,与国家如何定位和处理劳资关系有关。社会学的阶级分析在当代还有没有潜力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国家在劳资问题上的角色与措施,可能缓解工人对国家和资本的对抗性、促使工人转变成秩序的合作者,也可能激发工人的对抗意识。如果是前者,阶级分析会因劳资对抗问题的缓解而不再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如果是后者,阶级分析就不仅是恰当的理论分析工具,还具有重大的实践内涵。上述视角可能也适用于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问题。     

地位层级认同为何下移: 兼论地位层级认同基础的转变

地位层级认同的“向下偏移”是一个在学理上和政策上都非常重要的现象。本文发现,地位层级的主要认同基础已由对具体社会单元的归属感转变为对收入等市场要素的占有,这是地位认同“参照系”的重大转变。要真正理解地位层级认同的“向下偏移”,就必须理解社会地位“参照系”的变动,而不仅仅是个体地位“参照点”的变动。建立在收入等市场要素占有基础上的地位参照系具有缺乏稳定性、没有具体边界等特点,因此导致原先的“中层认同”趋向于瓦解,新的“中层认同”又难以建立,地位层级认同出现整体性下移。要想建立起新的“中层认同”,不仅需要提升个体收入和福利,而且要在社会生活层面上通过种种制度方式建立起社会归属和公民认同。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与社会阶层分化

20世纪80年代,俄罗斯社会开始转型,90年代以后,俄罗斯的社会阶层发生了明显的分化。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描述和分析俄罗斯的社会阶层分化：1、社会收入的差距（包括个人的收入差距,政府各部门之间、社会各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俄罗斯区域间的收入差距）。2、“社会边缘群体”和“新贫困者”。“社会边缘群体”是一些不能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群体归属的“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群。“新贫困者”是指前苏联时期,以教授、工程师和医生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阶层,俄罗斯社会改革前,他们生活安逸,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现在却生活艰难,变成了俄罗斯的穷人。3、新中产阶级。 俄罗斯在社会政治、经济转型过程中,旧的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社会中间阶层消失了,出现了新的以企业主为中心的中产阶级,俄罗斯新中产阶级的出现使俄罗斯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Building the case for the study of the middle class: shifting our gaze from margins to centre

This article argues for the study of the middle class in Canada, an overlooked dimension of the scholarly works and public debates on income polarisation. The article includes four sections: (i) original empirical research, sharing snapshots into the status of Canada's middle class emphasising its changing economic performance; (ii) an exploration of the sociological and political functions of the middle class; (iii) an articulation of the avenues through which the middle class can be operationalised for study; and (iv) the implications of a deteriorating middle class, which suggests both a deepening of destructive effects of neo-liberalism yet also highlights opportunities for resistance. Recommendations for social movements are highlighted. While the context of this article is the Canadian experienc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for this study spread beyond its borders, particularly in the north where the benefits of neo-liberalism are accruing.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

本文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作者从五个方面阐明了这一变化,即从以身份社会指标转化为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经济分层取代政治分层,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中心群体与边缘群体关系的变化,新社会阶层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