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经》的用历与《诗经》的断代问题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历代注家大多认为她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作品.但也有不少学者,如汉代的《毛诗》学派,宋代的欧阳修(《诗本义》)、苏辙(《诗经集传》、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朱熹(《代诗集传》),清代的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姚际恒(《诗经通论·商颂》)、方玉润(《诗经原始 》)、吴闿生(《诗义会通》)、王夫之以及当今的杨公骥、李松如、刘毓庆(《商诗非宋人作考》)、陈子展(《诗经直解》)、张启成(《论商颂为商诗》)、梅显懋(《商颂作年之我见》)、常教(《商颂作予殷商述考》)、黄挺(《诗·商颂作年作者的再探讨》)、赵明(《殷商旧歌商颂论述》)、程俊英(《诗经详注》)等人认为:《诗经》绝不全是西周至春秋中叶的作品,其中也有殷商时代的东西,如《商颂》便是.近年张松如先生著《商颂研究》(1995年6月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面系统地对《商颂》进行了绎释和考证.张松如先生指出:“所谓商颂,就是殷商的颂歌.”是“殷商奴隶主贵族祭祖其先公先王时所歌唱的.其制作年代不可译考,或非出于一时,盖当殷商晚期,在武丁之子若孙从祖庚祖甲到康了武乙及其以后,直到帝辛朝.”     

《诗经·商颂》作年补证

关于《诗经·商颂》的创作年代,虽然早在两千年前就有争论,但是直到今天这一争论仍在继续,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见解。尽管主张"商诗说"的学者日占上风,但是并未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春秋时期人们对于《商颂》的赋诗引诗情况来看,《商颂》应为商人所作,否则,《商颂》何以在春秋时期那么受人重视就很难解释。从《商颂》的性质和语言形式来看,《商颂》应创作于商代中晚期。在今文诗三家中,我们只能找到鲁韩二家主张《商颂》为正考父所作的证据,而找不到齐诗学者也主此论的证据;今文诗家不仅在《商颂》是否为正考父所作的看法上不统一,而且在《商颂》究竟是"商诗"还是"宋诗"的看法上也不统一,这些分歧也为"商诗说"提供了反面证据。     

《荀子》引《诗》考论

《荀子》一书,在议论之余,每每引《诗经》为证。《荀子》所引《诗经》,与今本《毛诗》相比,文字全同者占大多数,也有少数同于《三家诗》而异于《毛诗》者。这些文字上的差异,大多属于同音或者声近通假。从《荀子》引《诗》中,可以看到荀子对诗句的理解以及他所赋予诗句的新“义”,其实这就是荀子的《诗》学。从文义与《诗》义的关系这个角度分析,《荀子》引《诗》有五种类型。探寻《毛诗》及《三家诗》与荀子的关系,可证《毛诗》确是出自荀子,《三家诗》中,至少《鲁诗》、《韩诗》也与荀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郑玄注三《礼》与始见《毛传》之先后考

三《礼》注中的诗说与《郑笺》既有契合又有矛盾之处,郑玄注《周礼》、《仪礼》时未得见《毛传》,所采为三家《诗》说,《周礼注》、《仪礼注》与《郑笺》的契合乃是因为三家《诗》义偶与《毛诗》义相同。《礼记注》提及《毛诗》、毛公,《注》中诗说却与《郑笺》存在诸多不同,说明郑玄注《礼记》时已得见《毛传》,但尚未治《毛诗》之学。     

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对孔子提出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两千年来多有误读。尤其是当它与另一个经典命题“《关雎》,后妃之德也”相对接时,由于系统杂糅与框架混乱,便在三个方面引发尖锐的冲突：毛诗内在的冲突;毛诗与三家诗的冲突;孔子诗说与传统诗经学的冲突。对孔子的这个经典论断,不能从诗义的角度,只能从乐章的角度去求解。     

历代齐诗辑佚述评

一 汉代治《诗》有鲁、齐、韩、毛四家。其中以齐诗的著述为最多,据《汉书·艺文志》载:有《诗经齐诗》二十八卷,《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齐后氏传》三十八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齐杂记》十八卷,共计一六○卷。而鲁诗共八十一卷,韩诗共七十八卷,毛诗共五十九卷。从著述的数量上足可反映出西汉齐诗学繁荣。然而,从四家诗的流传来看,除毛诗得以传到现在外,齐、鲁、韩三家先后亡佚,而以齐诗失传最早。《隋书·经籍志》谓:“齐诗魏代已亡”,是以《隋书》已无齐诗著述。     

邶鄘卫分编臆断

《诗经》中的邶、鄘、卫存诗三十九篇,原来被认为是三国之诗。经过魏源等人的论述考证,现在基本被公认为邶、鄘、卫皆卫诗,持三国说者已不多。台湾省马持盈先生的《诗经今注今译》说:“邶,国名,包括今河南省北部和河北省南部一带之地,其俗与卫,鄘两国相同。”又说:“鄘,国名,今河南省新乡县附近之地。”但马先生在对一些诗的解释中,实际上否认了三国之说。如说《鄘风·墙有茨》:“这是卫国宣公惠公时,宫中淫乱,伦常败坏,卫人刺之,作此诗。”因此,三国之说,无须再辨。 卫诗分编成邶、鄘、卫的时间,顾炎武、魏源认为始于汉代。其根据有二。第一,《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乐工“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由此认为,“邶鄘卫”即“卫”,如同“商”称“殷商”;“楚”称“荆楚”。换言之,认为春秋时“邶鄘卫”不分编。第二,《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鲁、韩三家诗,皆二十八卷,独《毛诗故训传》为三十卷,说明三家诗的“邶鄘卫”不分卷,而《毛诗》分为三卷,即汉代将卫诗分为邶、鄘、卫三风。     

魏源对《毛诗》美刺、正变说的批评

美刺、正变是《毛诗》说的重要内容,魏源认为《毛诗》美刺与正变之说,对正确理解《诗经》危害极大,必须予以批评。但魏源并不否定美刺说与正变说本身,他所反对的只是《毛诗》的篇篇皆有美刺、以美刺为《诗》本义的美刺说,及其以正与非正言正变的正变说。     

《诗经》研究应超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理论视阈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划分作为一种理论框架是清末学者建构而成的,它深深地渗透到现代《诗经》研究中。现代《诗经》研究界认为《毛诗》属于古文经学,《鲁诗》、《齐诗》和《韩诗》三家诗属于今文经学,它们在汉代斗争激烈,处处立异。由于这种理论过度强调对立性而不能对汉代经学做客观的描述,对《诗经》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消极影响。《诗经》研究应该超越这种理论框架。     

从《左传》《国语》赋引之诗看《诗经·商颂》的年代问题

今、古文学派有关《商颂》年代的界定存在争论。由于争论多局限在文本所展示的语言、地理、历史、文化信息和前人有关《商颂》作年记载两个方面,因此至今仍未形成统一认识。转换论证角度,“称诗”之风在春秋非常流行,从《国语》《左传》的赋引情况看春秋“称诗”的基本特征,可以确定《商颂》为商人所作。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浅析

通过分析《毛诗·魏风》《唐风》诸篇的诗旨和安大简自身的特点,认为安大简《侯》《魏》两部分内并无“误置”现象。又从战国初期的历史背景出发,并结合诗旨、春秋战国时期的“用诗”特点,赞成安大简《魏》之所以抄写《毛诗·唐风》中的诗篇,当与战国时期魏国国力强盛、占有晋国故地相关。由于抄写《唐风》诗篇的部分被称为“魏”,因此,抄写《魏风》的部分就不能再称为“魏”,必须改题。从《毛诗》诸国风的命名逻辑看,“侯”极可能是地名。不过,若考虑到安大简的特点,“侯”为爵位也未尝不可。从安大简《侯》《魏》的特殊安排看,它无疑是一个改编本,其底本与《毛诗》应该非常接近。     

一部别开生面的《诗经》文化史——评《〈毛诗〉与中国文化精神》

关于《诗经》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已经汗牛充栋,但王长华、易卫华《〈毛诗〉与中国文化精神》(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的出版,依然让读者眼前一亮。因为这部关于《毛诗》学的专门著述,是一部并未止步于文本分析和史料梳理,而是通过《毛诗》学的发展与演变来探讨中国文化精神的专著,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以探讨中国文化精神为旨归。一部专著的视野决定其研究高度。汉初,三百零五篇《诗》、《诗》大小     

从兴的角度对《诗经》中某些部分创作年代的推测

审美艺术中“兴”的应用与否及应用数量,是考察诗创作年代的一个明显的标志。本文通过对《诗经》各部分兴诗的定量分析,认为《魏风》非春秋时许,《商颂》作于西周时宋,《桧风》不应作于西周时,《幽风》创作下限到了春秋初期,“二南”是东周南方诗。     

风诗新解（十）

风诗新解（十）晏方扬之水（唐风）三家诗与毛诗对《唐风·扬之水》篇的理解完全不同。《易林·否》之《师》云：“场水潜凿，使君洁白。衣素朱表，游戏皋沃，得君所愿，心志娱乐。”《豫》之《大过》、《震》之《屯》与之大同小异。按照《易林》的理解，此诗是写“游戏”...     

论《毛诗》的经本及其学派归属

《毛诗》在西汉初兴之际 ,其经本只不过是与《鲁诗》、《齐诗》、《韩诗》、“阜诗”等相似的一种文本 ,其“古文”的简本已不见于西汉有关的文献记载 ,但《毛诗》却历来被列在古文经派。本文拟就《毛诗》“古文”经本何以不可考见及《毛诗》何以归于古文经派这两个问题 ,作一简单说明。     

“复关”辨义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出于《诗·卫风·氓》。其中“复关”一词,众说纷坛,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毛诗诂训传》解为:“复关,君子所近也”。朱熹《诗集传》解为:“复关,男子之所居也。不敢显言其人,故托言之耳”。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解为:“男子所居之地”。此三种解释可集为一义,即:“男子所居之地”。 第二种:陈奂《诗毛诗传疏》解为:“复,反也,犹来也。关,卫之郊关也。”《集疏》释为:“复关,犹言重关。近郊之地,设关以讥出入,御非常。”     

“孔子诗论”文本性质与“今文”解诗传统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孔子诗论”一篇是大家认识这批竹书的开始,也是这批竹书中学者讨论最多的一篇,为研究先秦解诗传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但这篇文献并不完整,也不像之前大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篇结构和逻辑都很严密的论文,而是论诗材料的汇编。这批材料不同于《毛诗》序,缺失类似于《毛诗》序中关于诗歌分类以及解诗历史框架之类的信息,反映的是一种不见于传世文献的“今文”解诗模式：“孔子诗论”之于《毛诗故训传》和《毛诗》序,类似于《春秋公羊传》或《春秋穀梁传》与《春秋左氏传》的关系,是通过单个字词构成的语义链条,来探求诗背后所隐藏的圣人思想和微言大义。     

“讽谏”“诗教”与《毛诗》的兴衰

汉代《毛诗》主“讽谏说”,不主“诗教说”。它提倡的讽谏精神对唐代至北宋诗歌产生了极大影响。朱熹作《诗集传》,“诗教说”兴而《毛诗》废。它对元明清诗歌影响巨大。《毛诗》兴衰与古典诗歌盛衰合拍,成为贯穿诗歌史的一根线索。     

论今本《诗经》依鲁国所存之《诗》为底本编纂而成

《诗》是周代的一部乐歌集,也是时人的重要学习教材。考诸先秦典籍可知,当时很多诸侯国有《诗》本流传,然因竹简易失,乐官散亡,春秋中期以后各国原本内容相同的《诗》本,出现了差异。那么,今本《诗经》即《毛诗》依据哪国所存之《诗》编纂而成的呢?文章通过相关材料的分析比对,认为它所依据底本应是鲁国所存之《诗》。     

孟子与《诗》学相关的弟子考

孟子弟子中与《诗》学相关的至少有孟仲子、高子二人。高子作为孟子弟子却一直存在争议,其深层原因在于有二位“高子”,一位是长于孟子的高行子,另一位是孟子弟子高子。《毛诗》两引孟仲子;引高子之处见于《毛诗》一处、《韩诗外传》一处。《毛诗》、《韩诗》中的“高子”都是作为孟子弟子高子出现的。盂仲子、高予是孟子弟子中得孟子《诗》学之所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