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簋“岁鼎克闻”补证

商周时将“岁星”称为“岁”,在卜辞和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鼎”为古“贞”字 ,同样能在卜辞和文献中找到对应的例证。先秦两汉文献中 ,“鼎”训为“当”,“贞”亦可训为“当”或“正”,故“岁鼎 (贞 )”就是“岁星正当其位”,“岁鼎 (贞 )克昏 (闻 )夙又 (有 )商”,是讲正当岁星悬在东北方时 ,武王得到了击败纣王伐灭商国的捷报。     

《利簋》释文商榷

<正> 关于《利簋》,张政烺、于省吾,商承祚三先生皆有释文,各有所得,惟皆有未能犁然当心之处。谨陈管见,以就正于诸同志。张政烺先生释为: “珷(武王)征商,佳(唯)甲子朝,岁鼎,克闻(昏)夙有商。辛末,王才(右)(?)(师),易(锡)又(有)事(司)利金。用乍(作)(方亶)公宝尊彝。”商承祚先生则以“朝岁”连读,以“鼎克”两字为句,“昏夙有商”四字为句。于省吾先生则以“岁鼎克闻”为一句。余与张先生同。谨按:首两句当如张、于两先生读。商先生以“岁”训“时”,并以与“朝”字连文,今按“朝岁”连文,古时似无此语例。     

利簋铭文新释

利簋铭文直接涉及武王克商的重大史实,记载周武王"甲子朝岁鼎,克闻,夙又(有)商","岁鼎"即"岁正","克闻"犹"克殷".全句意指周人于夏历的岁旦之日打败殷人,清早占领商城.而旧释多不可据.     

伐纣天象与岁鼎五星聚

因为历史上缺少直接记载 ,武王克商之年是历史年代学研究中的一个难题 ;而记述有关伐纣天象和历日的文献 ,多出于后人之手 ,时间跨度很大且互相矛盾。因此 ,要利用这些文献记载的天象考查克商的年代 ,必须去伪存真并设法把许多不同说法统一起来。作者认为 ,文献记载的武王克商时出现的五星会聚现象和新出土西周铜器利簋铭文记载的“岁鼎”(木星中天 ) ,对于讨论克商年代都很重要 ,应该予以重视。文章对文献记载的伐纣天象 ,五星聚 ,西周铜器月相纪日和“岁鼎”进行了讨论。     

从《利簋》谈有关武王伐纣的几个问题

1976年3月,在陕西临潼县零口公社西段大队发现一批铜器,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利簋》,器内底有铭文四行三十二字: 珷征商,住(唯)甲子朝,岁鼎(贞),克(昏耳)(昏)夙又(有)商。辛未,     

“岁鼎克(昏耳)夙有商”考释

<正> 1976年,在陕西省临溱县零口公社西段大队出土的西周铜器《利簋》,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它为研究殷末周初的历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但是,对《利簋》铭文“岁鼎克(昏耳)夙有商”的考释,众口不一,互有出入。有人解释“岁鼎”为“戍晁”、“(昏耳)夙”为“陟侵”,纯属主观臆测,不需详辨。其余各说择其要者,分别讨论如下。“岁”,唐兰先生认为“岁从戊声,甲骨文常用戊或(冫戊)代表岁字,金文也用戊字代表越国的越。此处也应读作越,越夺音近。”吴孟复先生从此说,并作了补充:“岁”     

《利簋》铭文细绎

陕西省临潼县零口公社发现一批西周窖藏铜器,利簋即为其中一件。其铭文因涉及周武王征商且有明确的日期,颇为世人所重,本文不揣冒昧,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论证"岁鼎克"即"岁贞战胜";"昏夙有商"即"黄昏后不久占领商都",并疏通了铭文。     

利簋铭文汇释

本文汇集历年来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各家之言,其中主要内容按照各家对铭文“岁鼎,克闻,夙有商”的不同句读及释读,以“岁祭”说和“岁星”说两条线索展开讨论,并阐述自己所认同的观点。     

《系年》第三章“成王屎伐商邑”之“屎”字补论

一《系年》第三章有云:周武王旣克,乃埶(设)三监于殷。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子耿。成(一三)王侎伐商邑,杀子耿,飞(廉)东逃于商盍(奄)氏,成王伐商盍(盖),杀飞(廉),西(迁)商(一四)盍盖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先     

武王克商之年研究的纠葛

武王克商之年是解决夏、商、周年代的关键 ,两千多年来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作了深入的探索 ,得出了 44种不同的结论 ,极形纠葛。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 ,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 ,再度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本文将诸家的研究 ,依其引据的史料以及研究途径的不同分为六类 ,分别作了分析 ,并论述了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久讼不决的原因。     

《逸周书·克殷》篇真伪考辨

《逸周书·克殷》篇记载了武王克商的经过，它记录了周武王对自焚而死的商纣王实施了“箭射、剑刺、斩首、悬旗”等残酷行为。古代很多学者认为上述记载不实，为后人伪造。汉代之前的许多文献对此事都有类似记载，古代质疑该篇系伪造的学者观点论据并不充分。该篇所载内容为真实史实。     

《关于利簋铭文的释读》一文的几点意见

商承祚同志以本年第二期《中山大学学报》见寄。其中有《关于利簋铭文的释读》一文,副题为“与唐兰、于省吾同志商榷”。其与我商榷之处,我提出六条意见于下: 一,商文说:“利簋铭文是周灭商的胜利纪录,且在武王立命之后不久。既然他们认为世界一切皆上帝所安排,灭商是‘受天命’者,在既成事实,实现上帝这一意旨之后,哪里还有必要再提伐商的贞卜呢?”按商说语意含混。“立命”二字不知有何根据?什么叫立命?武王在什么时候立命?均没有加以说明。既然周人以为是受天命而灭商,则灭商之后追述“岁贞克闻”之事,而强调灭商出于天意,本极自然,商文为什么说“哪里还有必要再提伐商的贞卜呢?”     

“岁在”纪年辨伪

在《国语》和《左传》(汉以前为《左氏春秋》)中,都有一些“岁在某次”的记载,一向被人误认为先秦的岁星纪年。《周语》铸无射章有一句:“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则我有周之分野也。”往往被当做周初的天象实录,用为研究克商之年的史料依据;可是,各家据以考证出来的绝对年代,不但是互不相同,而且都经不起史事的检验。其原因所在,除了各家应用的历谱和方法不同以外,还在于谁都不曾认真地考察一下“铸无射”章,到底是先秦的著作呢,还是后人造的伪书;也无人探讨“岁在某次”的来历,它到底创制于那个朝代呢?伪“铸无射”章是汉人编造的,笔者已有论述,现在再谈谈“岁在”纪年。     

西周利簋铭文笺释

陕西临潼新发现的利簋,是有关周武王伐商的一件重要铜器。武王以甲子朝灭商诛纣,见于《尚书·武成篇》及《史记·周本纪》。《武成篇》是孔安国所献的壁中书,是真古文,其可信实与二十八篇的今文《尚书》相等。其书虽亡于建武之际(公元25—57年),但《汉书·律历志》三引其文,其中尚有“甲子,咸刘(杀)商王纣”之说。司马迁作《史记·周本纪》也说:“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这些记载虽属可信,但是它还是几千年来輾转传述的记录,其可信程度究竟如何,尚是问题。现在我们从新出土的利簋看到当时第一手的直接史料,为之再度证明,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相信《武成》和《周本纪》所载有关武王征商之事,都应属于信史范畴。利簋之可贵,就在于此。     

从清华简《系年》看祭祀权于武王克商的重要性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第一章记载了商王帝辛(纣)不恭上帝和周武王祭祀上帝天神等史料。联系帝辛和周文武王时期的甲骨文、金文及相关历史文献,可证明祭祀权在商周时期对维护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祭祀权亦成为武王克商得以成功的一个关键的政治资本。     

由清华简《系年》看西周帝籍礼之兴废

新公布清华简《系年》首章有对西周兴衰过程的俯瞰性描述。其中,"作帝籍"和"弃帝籍"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就周兴而言,"作帝籍"是武王能够克商的重要手段;就周衰而言,"弃帝籍"则是周宣王败师千亩的直接原因。通过对帝籍礼沿革的详细考证,可以判定这一记载具有一定真实性。可以说,武王"作帝籍"在克商的过程中,确实具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而宣王因"弃帝籍"而导致千亩之战的失败,则与后人之附会有关。     

周初《大武》乐章用诗三首考

周初《大武》乐章用诗三首考李山申少峰周初《大武》乐章，乐虽有“六成”，其用诗却并非六首；《大武》之乐，诗只有三首。有关《大武》乐章的记载，见于《左传》、《荀子》及《吕氏春秋》等典籍。《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庄王之语曰：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     

《逸周书》所见灭商之前的周公

现在的周公研究多依据《尚书》中的周初诰辞,而对武王克商以前的周公事迹几乎无人问津。其实,《逸周书》保存了大量这一时期的周公事迹,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书中记载周公与武王谋划倾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们继承文王的政治经验,也体现了周公早期的思想主张。我们认真体会春秋时人说到的"文武之政",将《逸周书》与《尚书》进行比较,注意周公思想的整体性与阶段性的特征,就能够更好地理解《逸周书》的记载。     

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中)

下篇周代用鼎制度的变化同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衰亡的过程一样,用鼎制度也有这个过程。《上篇》所述夏铸九鼎,迁于商、周,秦时遭到覆没的传说,暗示出这种制度大约发生于夏代,商、周继而用之,秦以后则崩坏殆尽。在周文化以前的陕西龙山文化遗存中,从不见鼎类陶器,估计周人的用鼎制度最初是受商人的影响而产生,以后又发展起了自身的特点。它在武王灭商以前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至今仍很不清楚。但已有考古材料可以表明,在西周前期就已经有了象《上篇》讲的那种完整形态,并受到周王室和五等爵的两套等级关系的约束;从西周后期开始,原有的制度则走上     

蔡国始封及其始封年代考——兼论武王克商的年代

蔡国是有周一代重要的封国，由于史料阙佚，史学界对其始封问题历来歧见迭出，莫衷一是。通过对武王封蔡传统说法进存辞证，认为蔡国是周公始封而非武王始封，时间在周公摄政期间。在对武王克商具体年代考证的基础上提出蔡国始封的具体时间是在公元前11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