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4～6世纪高昌奉行的年号

本文认为,4～6世纪高昌奉行的若干年号存有歧议。故对前凉奉行的年号、前秦后秦之间的年号、哈喇和卓TKM96号基出土的“龙兴□年宋泮妻翟氏衣物疏”其年号是龙兴还是龙昇、关于缘禾与建平年号诸问题,依据考古资料,结合历史文献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柳永事迹补证

在北宋词坛上,柳永是一位具有革新意义的重要作家,他使词这种文学样式,从晚唐五代贵族文人词的狭小圈子走了出来,走向了市井民间,对宋词的发展和臻于鼎盛有着不容忽视的推进作用。对干这样一位成绩斐然而又影响深远的作家,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尽管经过专家学者们数十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探索,我们对其生平事迹仍未能获得一个清晰的了解,有的地方尚很模糊,有的地方则还是空白。这实在是一件使人十分抱憾的事     

论北朝前期的文馆制度与文学发展

北朝北齐以前文馆制度不完善,文馆史上可称北朝前期,由五胡十六国及北魏组成。由于长期处在战乱,北朝前期效仿魏晋官制,设秘书、著作,以官署为文馆,不像南朝,官制外还依托宫殿设立文馆。出于服务军国大事的目的,这一时段的北朝文馆文学以应用文和官修史书为载体,是一种政治化、学术化的文学作品,有重实用、贵经史、尚文章的特征,于纯粹的抒情诗文不甚重视,作者大都以经史为根基,以史学为文学,以诏令奏议和碑颂为高文,以文学审美和虚拟想象为末事。过去对于这些特点是从地域和文化观念分野理解的,本文则从文馆与文学的关系来解释,其研究结论是对此前说法的一个补充。     

《小尔雅》补证

通过文献记载的考察可证明,《小尔雅》的内容是可靠的,成书年代应西汉时期,作者可能是楚人。     

毛氏父子吴音补证

穷尽考察吴人毛晃父子<增修互注礼部韵略>,钩稽出隐藏于其中的宋代吴音语料,通过历史文献的考证与现代方言的比较研究,揭示宋代吴音的9条语音特征,提供了迄今为止最早一个有准确纪年的吴音样本.     

夜郎族属问题补证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语言学、神话学、民俗学的角度分析了竹王传说与夜郎称谓的关系,进一步证明了夜郎是古代起人的观点,并理出了夜郎与濮人、僚人的关系,即夜郎国境内亦有濮人;濮越共处,到夜郎国为西汉灭亡时,夜郎政称僚人,濮人融合到僚人中。     

李清照原籍章丘补证

关于李清照之里籍,历来众说纷纭.现在,一般都倾向于“章丘说”.此说之依据主要为1980年在章丘市明水镇廉坡村发现的《廉先生序》碑与《章丘县志》等有关文献记载.根据这些资料,廉碑序文为清照之父李格非所撰,李格非是绣江人,即今章丘市明水镇人.关于“章丘说”的疑问,焦点集中在廉复墓碑上.     

司马迁生年补证

<正>关于司马迁的生年问题,归纳起来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是王国维(即王静安)为代表的看法,认为司马迁应是生于公元前145年即汉景帝中元五年,一是李长之为代表的看法,认为司马迁应是生于公元前135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 在认定司马迁生年的问题上,一般人认为根据只有《太史公自序》中的两条注释:一条是唐代司马贞的《索隐》,从中可以推出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另一条是唐代张守节的《正义》,据说又能从中推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 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就是根据对《正义》的理解,给司马迁的生年作了结论的,而李长之的《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则是通过对《索隐》和《正义》两者进行比较辨析之后,拿出十条持之有故、顺理成章的证据,最后才得出结论的,因此,是比较科学可信的。     

魏晋南北朝方言词辑证八例

文章选取辑佚所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方言词条数则,根据实际,分别从文字、音韵、训诂和校勘学等角度进行关注,参验相关文化知识,将语词义置于词汇史层面进行稽考推溯,援引典籍实际例证,进行注解。此外,文章还对该时期方言词辑佚工作的一些注意事项和操作方法进行了探讨。     

杨树达《论语疏证》补证一则

杨树达<论语疏证>之宗旨为疏通孔子学说,该书首取<论语>本书之文前后互证,次取群经诸子及四史为证,无证者则阙之.且一章数句,句各有证.(<论语疏证凡例>)然<论语·子路>、<论语·宪问>有孔子与其弟子樊迟和南宫适关于耕稼的谈话记录,就其耕稼之句,可证,<论语疏证>却阙如,今详补之.     

徐福故里黄县说补证

笔者曾在《徐福故里赣榆说质疑》(载本刊1989年第二期)和《徐福故里黄县说新证》(载本刊1989年第四期)两文中,阐明了对秦方土徐福故里的见解,即:根据古籍记载,主张徐福为山东黄县(今龙口市)徐乡人。并以黄县及其附近的古地名、古代黄县及其附近人民的生产生活方     

“科炭”补证

吴善中同志《追叙“科炭”功释疑》一文(见《扬州师院学报》1986年第2期),对邢凤麟同志《追叙“科炭”功质疑》的若干论点提出异议,论证拜上帝会“科炭”救人和太平天国叙“科炭”功都是历史事实。我同意吴善中同志的观点。这里再就《释疑》文中没有提及的一些史料,对“科炭”     

《金瓶梅》成书补证

《水浒》第二十三到第二十六回和《金瓶梅》第一回到第九回,外加第八十七回的内容大体相当.这是易见的事实,简单明了,不会引起争论.从来的文学史论著都认为《金瓶梅》的作者以《水浒》上述几回为依据,写出我国个人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本文作者《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一文,指出《金     

郑武公灭桧年代补证

周幽王九年(前773年),郑桓公遂东寄帑贿于虢、郐;大致在周幽王十年(前772年)时,桓公袭郐而取其地。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后,桓公之子武公继续伐郐夺邑;周平王二年(前 769 年),郐国灭亡,武公遂从郑(在今陕西省华县市)东迁于郐国故地———新郑(在今河南省新郑市西北)。可见,袭郐而取其邑者为桓公,灭郐而迁郑者为武公。     

“当”字补证

《扬州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曾刊拙文《〈史记·项羽木纪〉中的两个“当”字》,现再补两证: 一《管子·小问》记齐桓公与管仲密谋伐莒,而为齐之役人东郭邮察知一事,亦见于《吕氏春秋》、《说苑》等书。役人或作东郭牙、东郭垂等等,但事迹相同,记述文字相似。役人是从两人谋划时的神色、口的形状、手指向莒国的态势,并结合“小国诸侯之不服者唯莒”的实际而判断出来的。役人回答两人诘问时,关于手势的陈述,各书所记如次: “兴手而指,势当莒也。”(《小问》) “君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吕     

乘象国地望补证

《史记·大宛列传》说：“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能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根据这一记载,有关专家对乘象国或滇越这一地名进行了研究,认为乘象国或滇越应是当今云南省德宏州及其附近的大片地带,其结论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第...     

李白三入长安补证

关于李白三入长安之说,李从军考之在先,安旗别考继后,共举诗二十余首。笔者认为,《李太白集》中还有一些名篇,同属此期的作品。如《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晁衡是日本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他于唐玄宗开元五年至长安,学习期满后曾任司经局校书,左拾遗、左补阙等职。瞿蜕圜、朱金城二先生引缪凤林《留学中国之日本诗人》和     

许慎为东汉召陵郋里人补证

一九八四年,河南师大学报和中国训诂学通讯,分别发表了我的两篇拙作:《许慎史料拾遗》和《许慎故里及其基祠》,提出了“许慎应为汉召陵(自阝)里人”的论断。现再根据调查研究的新收获,对前文作一补证。由许慎《说文解字·叙》“曾曾小子,祖自炎神;缙云相黄,共承高辛;太岳佐夏,吕叔作藩;俾侯于许,世祚遗灵;自彼徂召,宅此汝濒”身世的自述,知其为炎帝神农氏     

《孔雀东南飞》产生时代补证

《孔雀东南飞》的时代,自二十年代梁启超提出“起于六朝,前此却无有”的看法以后,六十年来几经多方探讨,现在学者们基本上定为建安时期。但直接的证据除《玉台新咏》收录此诗时的小序而外,没有更早的了。这里补充一条证据。《史记·荆轲传》:“家丈人召使前击筑,一坐称善。”司马贞《索隐》:“韦昭云:‘古者名男子为丈夫,尊妇妪为丈人。故《汉书·宣元六王传》所云丈人,谓淮阳宪王外王母,即张博母也。故《古诗》曰:三日断五疋,丈人故言迟。’此言“三日断五疋,丈人故言迟”即出《孔雀东南飞》。韦昭为三国吴孙皓时人,他称之为“古诗”,说明《孔雀东南飞》三国以前就有了。韦昭所见比《玉台新咏》早三百年。     

《金瓶梅词话》词语补证

对于《金瓶梅词话》中的词语,前人已做了大量考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部分词语的内在理据及解释论证仍不准确、不充分。文章就前人释而不确、不备者,运用同时期其他山东方言文献资料、现代方言材料和书中内证,对书中"吊"等三个释义不确的词语,进行了辨证考源;对书中"隔二骗三"等三个释义不确切的词语,进行了补证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