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宪章》的多重历史书写及其重构:以约翰王形象为中心

中古英国编年史对《大宪章》和约翰王进行了多重历史书写,这些历史书写奠定了不同时期《大宪章》叙事和评价的基础.19世纪末斯塔布斯依据奥尔本斯编年史,认为约翰是彻底的暴君,强调《大宪章》的宪法性质.20世纪中叶霍尔特对政府档案进行了系统研究,采信《克洛兰编年史》的历史书写,强调约翰政府坚持亨利二世国家建设的政策,进而坚持《大宪章》的封建性质.近来卡朋特对原始手稿、政府档案和编年史进行了综合研究,依据贝蒂讷的无名氏的编年史和《科吉歇尔编年史》的历史书写,强调约翰性格的不足,重新主张《大宪章》的法治价值.总体上,依据法律文件、政府档案以及其他实物史料,研究者综合编年史中不同的历史书写,重构《大宪章》时期的历史事件、政治结构、经济状况和社会心态,并对《大宪章》产生不同的叙事、阐释和评价.     

薛应旂《宪章录》的记事特点

《宪章录》为薛应旂编撰的一部记载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历史的编年体史著。该著有着独特的记事特点,薛应旂尤为注重明代政治和军事的变化,对明代选官制度及边防军政记载颇多,以表现历史发展的治乱盛衰。《宪章录》大量收录涉及当朝时势的诏书及奏疏,通过对比明前后期君臣对待国事的态度及议论内容的变化,揭示明朝国势渐衰之缘由,达到宪章当代的目的。     

国际《水伦理宪章》研制的进展与思考

国外一些机构和学者正在尝试制定一份国际《水伦理宪章》,用来从伦理层面指导全球水使用行为,以实现人类水资源利用和水生态系统管理的可持续发展。这份宪章的制定在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相关机构和学者应该积极投身其中,将我国传统水伦理精华和当代水伦理,特别是河流伦理的研究成果应用到这份宪章的制定中去,为相关伦理原则的完善和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做出自己的贡献。     

哈耶克与《自由宪章》

哈耶克是一位博大精深的学者,著述涉及面广,从纯经济理论到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理学以及思想史。但他的全部著述都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论证自由的内涵和价值。《自由宪章》一书对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大西洋宪章》与罗斯福思想探析简

《大西洋宪章》是二战期间英关两国首脑罗斯福和丘吉尔首次会晤的最重要成果,它的诞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标志着英美两国在政治上结成了同盟,也对后来反法西斯大同盟的建立以及联合国的成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由于英美两国的战略处境不同,致使两国首脑对会晤所抱的预期目标差距甚大,即罗斯福仅想发表一个能阐述战争目的和重建战后世界和平秩序构想的联合宣言,而丘吉尔则期望与罗斯福亲自会面来解决英国当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然而,作为“求援者”来参会的丘吉尔最终不得不屈从于罗斯福,二人会晤后所诞生的《大西洋宪章》也主要体现了罗斯福的思想和意志。     

美国国际法思想的演进与《联合国宪章》

国际政治与国际法不可分家,联合国是两者一个重要的契合点。从一定意义上说,互为表里的联合国组织和《联合国宪章》是美国国际法思想演进的产物。威尔逊总统时期和罗斯福总统时期是美国国际法思想演进至关重要的阶段。威尔逊"十四点计划"的一大核心是建立国际联盟,国际联盟是后来的普遍性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前奏,国际联盟原初所设想的民主平等原则、民族自决原则、集体安全原则是二战之前美国国际法思想的集中体现。推动创建联合国组织,积极制定《联合国宪章》,则是罗斯福国际法思想在实践中最重要的体现,而二战时期美国国际法思想也最集中地体现在罗斯福致力于创建联合国的实践中。《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公平正义思想、国家主权和保护人权思想、国际法治思想都和美国国际法思想息息相关。     

CAFTA框架下《东盟宪章》生效对双边经贸合作影响实证研究

2007年11月东盟各国领导人共同签署的《东盟宪章》使东盟一体化进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这将对中国与东盟各国经贸合作产生重大影响。在CAFTA框架下,《东盟宪章》生效使东盟一体化进程加速并不会减弱东盟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相反,有利于推进双边经贸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农村法治建设亟需法治精神的培育

法治建设需要法治精神的支撑.当前我国农村法治精神的匮乏给农村法治建设带来了诸多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顺利推进农村法治建设亟需法治精神的培育.     

论法治精神与法治思维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与民主政治具有内在联系的一种价值观,法治思维属于政治哲学范畴,它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种高级思维方式。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这是法治精神的实质;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实现社会成员在法律面前的真正平等,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核心内容。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形态的人治和人治思维,曾经有过一定的历史价值,但是,它归根到底是一种官本位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克服了人治思维的局限性,是对它的历史性超越。作为权力运行的基本形式,即政治思维,它的特点是以现实利益为导向,因此,具有思维方式的灵活性;而法治思维则更强调原则。所以,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法治思维与政治思维的有机结合,会收到相辅相成、取长补短的效果。     

《印度之行》中英国女性的精神生态困境解读

本文从精神生态角度出发,采用精神生态的相关理论解读福斯特的小说《印度之行》中英国女性的精神生态困境,揭示小说中所反映的英国女性的精神状态,并从精神层面探究其生态学意义上的污染、贫困和变异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     

民法解释的民法性探析

传统民法解释过分追求如何“解释”却忽视了“民法”二字。民法解释应从民法本身最基本的价值出发,并以此为解释的根本规则。民法基本原则是民法本身本质价值的集中体现,界定民法基本原则的内涵和外延并处理好其内部潜在的效力冲突是确立合理的民法解释规则的必要前提。强调民法解释的民法性,以民法的本体价值指导民法解释,使其它技术性解释方法能在民法的价值范围内充分发挥作用,在准确解释的基础上合理地裁判案件,通过个案的公正坚定人们的法律信仰,展示法律的生命力,加快我们的法治步伐。     

探析法的精神:正义

探讨法的精神,寻求我国立法的内在价值取向,是依法治国的需要。文章通过阐述法的理念、法的价值体系中正义与利益、正义与规则的关系,认为,法的精神就是正义。     

论行政法对民法精神之借鉴

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政府建立"公共服务"的法律理念,并通过"平等协商",达到"利益平衡",更顺乎民意。这一嬗变可以通过行政法对民法精神之借鉴来实现,这样才能实现行政权进入私权领域的目标,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论罗马法的自然法精神与实践理性

罗马法中的自然法精神和实践理性的完美结合 ,是促使罗马法成熟繁荣的重要因素。深入了解罗马法的发展历史 ,把握其内在精神 ,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法治建设提供很多启示。     

法治背景下的公民意识探讨

法治国家的全面进步,法治社会的整体发展,良好、完备的制度建设是必要的基础措施,然而具有法治精神的公民意识却是不可忽略的推助器。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现阶段的公民意识仍处于启蒙阶段,这对法治进程产生了不小的阻力。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公民意识以及其对法治的诸多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按照法治精神的合理内核努力塑造、推动公民意识的提高和成熟。     

论产品质量法中的经济法精神

我国产品质量法有缺失,一定程度上归因于经济法精神的阙如,这可从产品质量法中有关竞争法和宏观调控法内容中得到解析.我们的结论是:产品质量法的完善与实施需要经济法精神的指导,以实现其对市场经济的规制功能,促进企业产品质量的改善和提高.     

论高校法学教育与大学生法治人格的塑造

学生法治人格的塑造,无论对法学教育和法律本身,还是对建设法治国家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传统法学教育注重法律知识传授和法律技能训练,但忽视法治人格塑造;法治发达国家注重学生法治人格塑造的理念和做法,值得学习借鉴。法学教育应重视学生法治人格的塑造,树立立体化、全过程教育理念,整合利用不同学科资源,营造教育文化生态,优化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促使学生内化法律知识,领悟法律精神,升华法律信仰,养成法治人格。     

民法教学与民法精神的培养

民法精神是民事法律规范之根本价值取向和立法宗旨的反映,平等、自由、私权、公序良俗等民法精神在法律精神中居于重要地位,对构建和谐社会、提高社会道德水平、指导民法规范的制定和实施、提高法科学生的民法素养等具有重要意义。培养民法精神应当是民法教学的基本任务,为此必须突出民法精神在民法中的地位,通过讨论式、辩论式和启发式教学,使法科学生正确认识民法精神与民法理论、民法规范以及民事案件之间的逻辑关系,最终确立对民法精神的信仰,并内化为职业品质。     

人文精神在法学教学中的构建

法律乃善良公正之术。人文精神在法律人才的培养中有着特殊意义。以《经济法》教学为例,可从以下四个途径着手:展现教师人格魅力,增强学生人文意识;挖掘法学学科内涵,召唤学生人文精神;革新教学评价机制,激发学生人文精神;开展法学社会实践,塑造学生人文精神。     

现代文化与现代法的精神

法的精神是整个法律形态及其制度体系的内在灵魂和运思神经,而法的精神是建立在相应的文化形态和模式基础之上的。现代文化形态的核心是个人和理性及其结合。文章围绕此核心,系统地分析了现代文化与法的神圣精神、个人利益正当观念、权利观念和怀疑精神等现代法精神诸维度的内在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