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作品中“魂与身”模式故事的文化阐释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关于"魂与身"的故事.细加区分,可以将这些故事概括为两种类型:一是人死后灵魂脱体的故事;二是生魂离开活体的故事.文章对这两类有原型结构模式的故事的发展作出简要概括,并试图从文化学批评中的宗教批评和原型批评两种视角对其形成背景作不同的阐释.     

古代离魂故事的文化阐释

离魂故事在古中国代小说、戏剧中,屡见不鲜,已经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这一现象隐含着丰富深邃的审美文化意蕴.离魂故事植根于古老的灵魂信仰,产生于对桎梏人性人情的封建婚姻礼法的叛逆,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男性的文化心理;而离魂故事所具有的哀婉、缠绵的浪漫色彩,也是其受人喜爱的重要原因.     

《西游记》元神出窍、变化题材为藏汉“离魂”故事之合璧

灵肉分离的故事,始见于魏晋六朝,唐陈玄祐的《离魂记》述倩娘离魂,夜奔王宙的一段奇缘,可谓离魂故事系列的承前启后之作;元明两代传入中原的藏传密宗里,其修持的离魂"夺舍法",灵魂可以自由出窍,随意迁入他物之中。其二者为《西游记》作者勾勒悟空及其他诸神、诸妖元神出窍、变化题材,提供了多角度的创作素材与技巧,使得小说中的元神出窍、变化之术变幻莫测、妙趣横生。     

媚俗与崇高

媚俗与崇高是文艺批评两个重要概念,尽管这两个概念都已经退出了文学批评的主战场,但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历史使命远未完成。一日常意义的"媚俗"显然是一个贬义词,通常用来批评那种有意迎合、巴结庸众/低级趣味的艺术行为。朱光潜曾经把"文学上的低级趣味"概括为十种:对侦探故事的过度偏爱;以刺激欲望为目的的色情描写;离开艺术而欣赏     

秩序、恢复及其存在: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克木人的灵魂观与巫术

"鬼"与"魂"是克木人对超自然存在物中两个最为基本的分类,"鬼"因"魂"而生,却又对"魂"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文章通过对克木人关于"鬼"与"魂"的生成、转化机制及其与之相关的修复仪式等方面的描述与分析,认为克木社会中的"鬼"似乎已成为一个无法借助一般仪式加以消除的存在;基于维护社会秩序之需要,"鬼"须与巫术相配合才能实现对社会的控制。     

神话批评,原型批评:两种原型,两种流派

学界很多人认为荣格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不过是催生了"神话—原型"批评,弗莱作为该批评派发展的集大成者而备受关注,荣格则在文学界受到冷遇。笔者认同神话批评与原型批评分属两个不同流派的观点,荣格不仅仅是影响了弗莱,他的心理学理论在文学批评领域有着广阔的空间。荣格的"原型"及"集体潜意识"概念应用于文学批评,成立了原型批评流派;弗莱受到荣格的启发,创立了神话批评流派。两大流派彼此独立,影响甚小,不可以以此代彼。     

“神话-原型批评”视域中的《列仙传》人物类型解读

以"神话-原型批评"为基本方法,以《金枝》中关于"神王"和"替代者"死亡的理论为依据,解读"汤祷于桑林"和炎帝女儿死亡等神话,可以发现,这类故事实际上表达的是古代帝王和巫师通过死亡-复活并演变为"神"的特定仪式。《列仙传》中,这种死亡-复活仪式也构成了黄帝、彭祖以及各类早期方仙道士成仙故事的原型;早期仙传中的成仙故事其实是古代"神王""巫君"以及"替代者"通过死亡演变为"神"的原型在"特定时期"的一种演变。这个"特定时期",即巫术逐渐走向衰落、宗教作为一种新的信仰形式逐渐走向历史舞台的新时代,亦构成了神仙传记中各类"神仙"从古代神话中的"神"的原型中脱颖而出的历史背景。     

从原型批评方法谈文学鉴赏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原型理论:集体无意识、种族记忆、原始意象等等成为原型批评大厦的基石。他的原型理论从最深层次上揭示了文学的奥秘、文化的奥秘、人类精神的奥秘。"自我牺牲"原型、现代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原型、"青年——成年(老年)"是众多原型种类中的其中三种原型模式。读者在了解了原型批评方法后,对于文学的鉴赏会有更深一层的把握。     

唐传奇《离魂记》在日本禅林中的接受

日本江户时代刊刻的佛教故事集《诸佛感应见好书》中有一则赞颂“观音利益”的故事,在故事情节和叙事手法方面套用了我国的唐传奇《离魂记》。《离魂记》在我国有多种版本流传,而《见好书》的作者以及日本禅僧们有关《离魂记》知识的来源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依赖于禅宗典籍《无门关》在日本的流布,而给日本禅林接受唐传奇《离魂记》助一臂之力的是禅僧的注释书——《无门关抄》。     

论校园文化建设的“魂”与“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校园文化建设之"魂",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是传播"魂"的实现途径。校园文化建设有思想价值,思想教育有文化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统一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推进校园文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要始终坚守校园文化建设之"魂",使用好校园文化之"体",并不断创新,从而实现文化育人的目的。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中间物”——以王晓明、葛红兵、谢有顺为例

新时期以来,人本主义批评观在中国获得长足发展.王晓明、葛红兵、谢有顺分别以"精神"、"身体"、"意义"为核心,提出了他们各自所代表时代最具典型意义的人本主义批评观.然而他们在急切地呼唤人性的同时往往滑向功利,使得批评立场与批评实践之间发生了分裂和悖离.在他们身上深刻地体现了历史"中间物"的特性.本文试图从他们三人的批评观以及批评实践出发,理顺他们之间的精神脉络,探讨他们批评观的异同及成败,进而展示人本主义批评观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     

“吃人”命题的世纪苦旅——从鲁迅《狂人日记》到莫言《酒国》

莫言的《酒国》是在鲁迅传统及《狂人日记》的影响下创作的长篇小说,由于"吃人"主题的再现从而与《狂人日记》取得了某种精神对应。两篇小说中的"吃人"内涵同中有异。第一层面都指向真正的肉体"吃人"。第二层面是指向象征意义上的"吃人",《狂人日记》侧重于文化文明层面的批判,《酒国》侧重于现实政治层面的批判。两者的"吃人"都具有巨大的同化性与普适性,启蒙者形象被彻底解构,表现了改造"吃人"文化的艰难。两者都表达了对未来的焦虑和渴望。第三层面可作普遍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理解。产生于20世纪的《狂人日记》和《酒国》体现的人道立场、启蒙态度、民主观念与批判精神,使之和古代的同类"吃人"题材的作品划上一道分水岭。     

论仙话的反抗精神

中国古代特有的仙话,蕴含着一种宝贵的反抗精神。这种反抗精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凡人坚信“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理念,追求肉体成仙长生不老,这其实是对上天命运的反抗;另一方面是修道者以及仙人显示出做人应有的高贵与尊严,与权贵斗争,争得做人的权利,这是对社会压迫者的反抗。第一种反抗,从早期的仙话到晚期的仙话一直持续着;第二种反抗,则由于政治、文化和思想的变迁,没有能够很好地持续下来。仙话所表现出的反抗精神,是古代中国人极为希缺极为珍贵的品格。     

“人性精神”在《山海经》神话中的折光

《山海经》中塑造的诸神形象特征、神话的内容及特点,展示了人性因受到外界蒙蔽不能正确认识自然、社会而开始逐渐复苏,人性中的理性精神越来越浓厚,虚妄的成分减少,更多的是真实。神话作为远古先民童年时期的记忆,是我们窥探先民生活和远古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文学创作素材的资料库,其中蕴含的文学思想是后人进行文学创作的思想源泉,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论安徒生童话"儿童精神"的流变

安徒生童话深具儿童精神 ,安徒生童话的儿童精神在中国的流变从一个侧面记录着中国儿童文学自身成长的足迹 ,梳理安徒生童话的儿童精神在中国的流变为思考自身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参照。     

论新概念人及其实现方式

“人”发展到现在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身体而缺乏精神；第二阶段身体与精神并重。现在人类则正在向第三阶段即“新概念人”阶段发展，未来的“人”本质上是精神的“人”。人的身体已经不再适应世界的发展，人类现在最需要解决肉体的局限性问题，最需要解决精神的延伸和承传问题。人类应该改变“人”的观念，应该进行“人”的思想革命，发展人，从而建立新人，也建立新的人类社会。建立现代新人应该着手两方面:一是解决身体的再生或长生的问题；二是解决精神的延传问题，要让精神以活体的方式继承。“人”的精神应该是累积性的、持续性的不间断的发展，而不是循环式的，一切都是从头开始。     

瓦尔泽小说《唐纳兄妹》中的主体问题

罗伯特·瓦尔泽的小说《唐纳兄妹》的主人公西蒙不谋求自身职业发展，沉溺于在大自然中散步。通过观察、感知和思考，西蒙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工作对人身体的限制和束缚以及由此而对人精神的控制，因此他一方面通过散步来解放身体和精神，另一方面通过不断换工作来抵抗这种控制，在他身上体现的是“我行走故我在”。身体取代精神成为确定人之主体性的关键。     

“感情的批评”与“理智的硬性” ——李长之文学批评论

作为现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李长之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是一笔丰厚的遗产。他极力张扬批评精神,追求批评的独立品格,其批评理论具有强烈的整体意识,充溢着现代气息。而感情的批评、理智的硬性、比较的批评,是他文学批评的突出特点。这使他的文学批评既具有浓烈的情感,又有着理性的自觉,既有印象鉴赏,又有分析判断,呈现出十分独特的风貌。     

重庆时期何其芳的文学批评精神

何其芳在重庆时期的文学活动对于何其芳本人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理解何其芳文学批评的前提条件.何其芳文学批评精神主要体现在他的批评有一股正气,这股正气来自于他人品的高尚、思想认识的明确,以及他的批评有真感受和真依据.其次,他的批评分寸和尺度把握好.再次,他的批评诚恳、真切、公正、平等.今天的文艺批评界需要学习何其芳的文学批评精神.     

中国文学批评的德本精神及本体意义

中国哲学的德本思想 ,决定了中国文学批评一开始就形成了以解决人生实践为宗旨和目标的价值批评 ,形成了文学批评的人伦理性、价值理性和社会本体论特征。先秦的德治观 ,直接转化为文学批评上道德形而上的内在含义 ,使中国文学批评具有了特殊的原型本体性质 ,也反映了文学接受处于实用阶段时人们的价值期待。德本精神派生出来的“比德说” ,使中国文学批评把文学提升到一种审美、道德一体的层面来观照和评价 ,因此形成了文学批评以德为本而物象比附的审美定势 ,而不会以类似西方文学批评的理性形态出现。这种德本批评 ,始终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学批评 ,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流和主体 ,并内化为中国文学批评的思维模式和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