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与工具理性转向

王夫之批判宋明理学中“理在事先”说和“理在气先”说,力倡“天下惟器”说,实现了世界观视域中由穷理尽性的价值理性向经世致用的工具理性的转向,体现了清初儒学重实学的特色。他批判“知先行后”说和“知行合一”说,力倡“行先知后”说,实现了知行观视域中由重知轻行的价值理性向重行的工具理性的转向。他批判“存理灭欲”说,力倡“理寓欲中”说,实现了人性观视域中由存理灭欲的价值理性向理欲和合的工具理性的转向。     

浅析现阶段法治政府的建设

本文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现状,提出了目前法治政府的建设要从四个方面来着手:一是加强法律制度的建设,切实做到有法可依;二是加强政府信用的建设,做到有法必依;三是重理我国执法制度,构筑严格执法体系;四是实行司法改革,强化司法独立,真正做到违法必究.     

近期关于社会主义道德价值问题的探索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价值问题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观念的变化。主要表现在:①重经济而轻政治。确立和加强发展经济的价值取向,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有些人却由此忽视了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活,由反对空谈政治而走向排斥政治。②重物质而轻精神。③重利轻义。在实利观念、实效观念、实惠观念和金钱观念的强化过程中,有些人更多地重视现实需要,向轻视理     

绩效管理视角下的公务员职位职责治理框架研究

政府绩效评估及管理是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政府治理方式.绩效管理的对象是“事”和“组织”,但归根结底是对人的管理.公务员是治国理政的主体,对公务员履职行为进行评估与管理,是政府绩效管理“由事到人”的逻辑延伸.对此,应避免政府绩效管理“重事轻人”的倾向,根据我国国情,将政府绩效管理与政府职能转变以及公务员法定职责紧密结合,构建以“公务员职位职责规范”为基础的治理框架.     

宋代理趣赋的审美建构与赋史价值

宋赋由于受到学术思潮、文学生态、文人审美心理结构和辞赋自身嬗变轨辙的综合影响,呈现出尚理重意的时代特质。宋代尚理之赋,根据理、象关涉的程度,可分为弃象言理、堕入理障的论理赋,有象有理、包孕理致的蕴理赋和即象即理、充溢理趣的理趣赋。宋代理趣赋,从内涵而言,或阐发自然之事理,或揭橥人生之哲理,或诠释社会之义理,或参悟道学之性理,丰富多彩;从言说方式而言,或因事及理、感物明理,或假物喻理、借事说理,象与理都融合无间。宋代理趣赋以其深醇的哲理意蕴和高超的艺术造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涉理辞赋的高标,对后世辞赋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赋史尤其是辞赋审美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国际经济法的法“理”和法“力”演化探析

法是"理"和"力"的有机统一体。在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历程中,其法"理"和法"力"都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向多元的过程。在法"理"上,从只是对经济规律的确认,发展到对人类各种价值和美好愿望的确认和保障;在法"力"上,从只是国家强制力,发展到各种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权威力量、非政府组织的权威力量甚至各国民众的力量。各国共同治理全球的理念在国际经济法的法"理"和法"力"中得到了体现。     

“格物致知”之再评价

(一)知是心之能,智则原于物,“格物致知”是从物到心的认识方法 “格物致知”作为一种求知的方法论,在《大学》中把它提到特别重要的地位的是宋代思想家。这是与宋代思想家重“理”相联系的。由于宋人重“理”,而认为“理”必须穷,故“格物”被作为“穷理”的一个必要手段而强调。 然而,由于“格物”与“穷理”联系起来,而“理”又被作这样那样的解释,因此“格物致知”     

朱熹的道德认识论

朱熹认为,理与欲的纠缠是人的生存状况,理与欲的冲突构成道德认识的内容,格物正心、情德相彰、重意践行、循序渐进是道德认识的方法,"天人合一"则是道德认识的目的。     

中国传统实用知识的思想架构及其意义——数、理、术的三重互动关系

中国传统实用知识的思想架构是数、理、术的三重互动关系。数与理的关系,就先后而言是数出于理,就轻重而言是理重于数。为此,需要因数明理,原数顺理。认识是为了实践并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数、理落实到实践中,就是因数行术,以理驭术。数、理、术架构是中国古代文化建构与发展的一条脉络,例如,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与数、理、术架构起来的文化知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数、理、术架构的知识体系的衰落有多方面的原因,其存在有历史的合理性,并与现在和未来有关联。     

乡村振兴中的政府责任重塑：基于“价值-制度-角色”三维框架的分析

强化责任并建立一个责任政府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议题。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处理农业农村问题的总纲领,厘清乡村振兴中的政府责任意义重大。既有的学术研究,缺乏将乡村振兴中的政府责任作为一项独立的研究议题进行专门而系统的研究。本文通过构建“价值－制度－角色”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乡村振兴中的政府权力再嵌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据此提出乡村振兴中政府责任的新结构和新问题,认为依托“价值－制度－角色”三维分析框架,乡村振兴中政府履责在实践中面临价值引导异化、制度权威弱化和基层政府自利人角色困境的三重桎梏,阻碍了乡村振兴中政府责任的充分发挥。在乡村振兴中,政府应该加快价值理念重构、增强制度供给和制度权威重塑,实现自身角色重构和责任回归,以实现乡村振兴的理想形态。     

略论1921年内债整理

192 1年内债整理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国家第一次大规模的理债事件。政府财政困难无法运转 ,是此次理债的根本原因 ;国内外银行界的条件和压力是迫使政府进行内债整理的直接原因。此次整理制定了详细的法律条文 ,但公债整理“以坚信用”的直接目的实际并未实现。     

《管子》“侈靡”思想的三重维度

《管子》所提出的"侈靡"思想潜藏有治国理政的经济、社会、伦理三重维度价值,"侈靡"的真正目的是在全面拉动内需中刺激经济增长,在促进商业发展中增加就业机会,在缩小贫富差距中构建社会和谐,能有效奠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基础。这些对现代社会的发展颇具借鉴意义。     

新规制经济学的规制俘获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政府规制俘获理论(Capture theory of regulation)是现代规制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它可划分为传统规制俘获理论和新规制经济学的规制俘获理论。前者忽视了规制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及其影响,没有用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来分析规制俘获问题;后者则在信息不对称框架下,重新解释了规制俘获发生的原因及机理。这一理论对我国现阶段政府规制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重编《说郛》辑佚研究

《说郛》是元末明初学者陶宗仪杂钞而成的一部大型丛书。该书保存不少今已罕见的文献资料，前人多能识之言之，但从辑供角度系统研究者至今尚无。《说郛》传世有百卷本与一百二十卷本两个系统。百卷本以张宗样校理的涵芬楼本为代表，学术界习称为原本《说郛》。一百二十卷本通行于世者为清顺治四年刊刻的宛委山堂本。李际期重刊序中称此本乃“重定较梓”而成，学术界习称为重编本《说郛》。原本《说郛》辑佚研究笔者另有专文，此不赘述。本文意在探讨重编本的辑佚价值及其在辑佚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研究重编本辑佚价值就不能不提及原本《…     

人大预算绩效监督考评体制的全方位考察

人大对政府财政预算支出的监督是人大制度改革与完善的重要突破口。如今,人大对政府财政支出绩效的考评已不再是为什么要考评的问题,而是如何进行科学考评的运行体制的问题。这是一个价值因素较少而技术因素较多的过程,是一种将政治学理念与现实政治分析相结合的过程,需要在党委、人大和政府各自的职能划分和权力制衡的基础上,探索建立相应的编制权、执行权和审查监督权三者之间的相对分离和相互制衡的有效途径,进而逐步完善对政府财政支出事前进行决策考评、事中进行执行考评以及事后进行结果考评的运行体制,并能将人大对政府的绩效考评结果进行有效的反馈和利用,进而实现更有效的治国理政。     

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政府管理创新

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构建和谐社会须臾离不开政府管理创新。探索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的发展路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与理性的选择。     

释“隐秀”

中国艺术贵神韵意味的哲学基础是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 ,影响到其时名士的立身行事则重神理而遗形骸。余风所及 ,人物识鉴重神气 ,艺术贵神韵意味。《文心雕龙》所谓“隐秀”则是六朝审美艺术文化贵神韵意味的理论总结     

论社会保障法中的政府责任——从价值论的角度出发

在价值论的视野下观察和探讨各种问题,在古代的西方早就有诸多先例,在其他部门法的研究中也时有闪现,只是在社会保障法的研究中尚不多见。本文试图从价值论的角度出发,以社会保障法的保生存、重正义、兼效率价值理念为观察维度,探讨社会保障法价值理念下的政府责任,并就如何避免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中政府责任的缺位、越位提出相应建议。     

基于人力资源管理价值链视角的“用工荒”现象分析

本文基于人力资源管理价值链的视角,分析了政府和企业在农民工这一特殊人力资源类型的价值创造、价值评价和价值分配的三个环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用工荒＂现象的产生。政府层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在价值评创造环节中,缺乏对低端劳动力群体的规划、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对农民工技能培训经费的投入不足;在价值评价环节,缺乏对技能人才的评价机制;在价值分配环节,对农民工利益保障的立法不完善且执法不严。企业层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在价值创造环节,只重使用,不重培养;在价值评价环节,缺乏多种评价手段;在价值分配环节,企业发放给农民工的薪酬福利低,针对以上问题,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

中国经济正面临何去何从的方向性问题: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抓大放小,无为而治,让市场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还是国进民退,让政府主导经济,发挥更多的作用?答案无疑是前者。基于以上判断,中国经济的长期深层次根本问题在于:深层次制度障碍未破除,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滞后,政府、社会与市场的治理边界界定不清晰、不合理。这就导致了三重三轻的不科学发展观: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要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深入推进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性转变:第一,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第二,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