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与《周易》

金庸小说不仅有精彩的武功描写 ,而且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金庸小说独特的审美价值与《周易》的影响密不可分 ,这种影响表现在武功描写、人物设计和理想追求三个方面。正是由于金庸将《周易》学说融入到他武侠世界的武功、生活和理想之中 ,融入到对历史和现实、人性和人生、社会与文化、英雄与人格等的思考之中 ,因此 ,他的作品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侠情与武功:金庸武侠小说的创新性集大成——《书剑恩仇录》与《卧虎藏龙》的比较研究

金庸的发硎之作《书剑恩仇录》与王度庐的名著《卧虎藏龙》有密切的相关性。所以,研究金庸小说从民国武侠入手更具学理性。王度庐的侠情皆走向"悲",而金庸的侠情以"喜"为主,更符合类型小说和大众文学的创作规律。而在武功描写上,金庸则以武功的多样化、打斗的具象和过程化、武打场景的结构化三方面大大超越了王度庐,他的创新性集大成使其成为武侠世界的主流。     

从《有缘千里》到《离开同方》——论苏伟贞的眷村小说

眷村小说是台湾文学中重要的文学类型,苏伟贞是创作台湾眷村小说的杰出作家,《有缘千里》和《离开同方》则是苏伟贞眷村小说的代表作。从《有缘千里》对"眷村"进行"写实"的描写到《离开同方》对"眷村"进行象征的虚化,可以看出苏伟贞从她"眷村"经历中生发出的对"眷村"的理解和运用,已经从"实"(现实、写实、具体)发展到"虚"(想象、魔幻、抽象)。从中苏伟贞不但实现了从表现"眷村"到超越"眷村"的转化,而且在艺术上也进行了探索和突破。     

《金瓶梅》与古代世情小说

我国古代的小说理论,往往植根于具体作品的批评之中。明代各具特色的“四大奇书”,就为小说理论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四条不同的道路。其中《金瓶梅》一书,从明末《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评点(以下简称《新刻》),到清代的张竹坡,再到现代的鲁迅,都称之为“世情书”。它不同于《三国》描写古代的帝王将相、兴废争战,也有别于《水浒》刻划超人的英雄豪杰、刀光剑影,更大异于《西游》虚设奇幻的牛鬼蛇神,     

用解构视角重读《笑傲江湖》

借鉴解构主义研究方法,通过对新武侠宗师金庸小说《笑傲江湖》的解构分析,颠覆了以往金庸小说研究中对其小说结构和主题的理解,认为：从结构上而言,以往批评所认为的小说中“江湖”和“庙堂”的二元对立结构并不成立;从主旨上而言,作者自己所阐释的小说主旨和批评界对这部小说主旨的传统认识也未处在小说意义的中心地位;而散布在小说意义边缘的细节,则颠覆了传统观点中几组重要的二元对立概念.     

无赖的灭亡与复活——对“韦小宝性格”的人文解读

在金庸的武侠叙事中,<鹿鼎记>这部奇书具有特别的意义,这部通俗喜剧对中国文化基因中一些正反同体的价值元素的深刻揭示,使之成为一部不可多得的伟大小说.它不仅是金庸的里程碑之作,也显示着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高度.通过与鲁迅笔下的阿Q和莎士比亚塑造的"福斯塔夫性格"等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个人物的文化内涵.     

从“极致”的罪恶到“无比单纯”的救赎——《圣经》叙事与余华的小说创作

余华的小说创作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甚大。纵观余华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的小说创作历程,恰与西方经典《圣经》的叙事模式暗合。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余华的小说创作从对罪恶的极致描写到对无比单纯的精神救赎的追寻之路,并着重分析了余华的新作《兄弟》所体现的新的轮回及发展。     

思想小说与空间结构:《创业史》艺术特征再分析

对《创业史》的评价,我们应该像对《三国演义》的评价一样,不能因为作品的思想局限而否定它的艺术成就;在人物描写方面,《创业史》主要采用心理描写,而不是像赵树理那样在故事的发展中呈现人物的性格,塑造了一个多彩的农民意识世界;在结构形态方面,《创业史》不是通过描写某一个人物的人生轨迹来表现主题的"时间"小说,而是通过描绘同一时空下几组人物思想意识的交锋来表现主题的"空间"小说,展现出了一个开阔的农民生活空间,开拓了"宏大叙事"的一种新的可能。     

金庸小说研究史略

195 5年以后 ,金庸小说在香港陆续发表 ,次第进入台湾和大陆 ,同步辐射东南亚和欧美华人圈 ,经历了从大众阅读到经典命名的过程。金庸小说打破了习惯的文学史叙述结构 ,在当下多元文化的多重立场中怎样认识金庸 ,金庸小说研究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金庸小说中的“成长模式”

金庸将"成长模式"引入其武侠小说,努力将江湖世界描写成现实生活的缩影,刻意描写侠客们在其中的困惑与成长,常常能给读者带来思想的启迪。这就使他的小说在热闹、好看之余,多了些挥之不去的余韵,加大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内涵。     

“五四”余风的终结与“文革”文学模式的初步形成——从《暴风骤雨》《三里湾》等到《艳阳天》

从土改小说到合作化小说,再到《艳阳天》,地主形象由蕴涵作者的同情心变为充满敌对意识,作者对中农的态度由保护、七分肯定变为丑化和敌意化,爱情叙事也由进步青年的浪漫传奇变为政治化的婚姻故事。这一系列变化昭示了"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在农村题材小说中的终结,由此也开启和初步形成了"文革"文学的基本模式。     

五十年代香港的难民小说

1949年后,在美元文化的引导下,难民文学主要成为了反共的"绿背文学"。描写难民经验的反共小说,有赵滋蕃的《半下流社会》、林适存的《鸵岛》、张一帆《春到调景岭》等。更早一点逃到香港难民营的台湾作家邱永汉,却在小说《香港》中表明台湾并非反共小说所憧憬的"自由世界",显现出国民党外来政权与台湾本土派矛盾的另一个维度。独力与反共小说相抗衡的左派难民小说,最有名的是洛风的《某公馆散记》。曹聚仁的小说《酒店》,却表现出一种政治中立的人文主义眼光。最后,本文还会提到英国作家马森的《苏丝黄的世界》(Mason,The world of Suzie Wong),这同样是一部描写20世纪50年代香港难民的小说,这部小说在左右政治叙事之外,增加了东西之间的文化维度,更加突出了小说和历史与叙述之间的复杂关系。     

论汪曾祺小说的音乐性

小说与音乐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看似迥异,实则有着内在的相通性。汪曾祺通过变换的节奏、奏鸣曲式的叙事风格以及复调技巧的应用,在小说与音乐之间实现了"会通"。本文通过对《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文本的解读,探讨汪曾祺小说的音乐性。     

《林中之死》与《祝福》文本召唤结构对比研究

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小说《林中之死》和鲁迅的小说《祝福》在故事情节与人物的命运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我们可以运用“文本召唤结构”对二者进行对比研究。这两部小说在叙事艺术、语言意蕴、对死亡场景的描写等方面均体现出一定的差异。从二者所揭示的思想深度看,《祝福》比《林中之死》深刻。     

侠的现代阐释与武侠小说的终结——金庸小说历史地位评说

侠作为中国文化的独特现象,主要是文学阐释的产物.金庸小说不同于侠的古典阐释,它以现代意识重构了侠的形象和侠的世界.金庸对侠的现代阐释,使武侠小说获得了更丰富的表现力和更深刻的思想内涵,金庸小说也登上了武侠小说的顶峰.另一方面,对侠的现代阐释又摧毁了武侠小说这一古典文体的理性主义基础,造成了武侠小说的终结.这就是金庸小说的独特历史地位和价值.     

意识流与"意识流向"

<墙上的斑点>应如何解读?对主人公意识活动的描写是无"迹"可寻还是有"迹"可寻?它不是小说还是对传统小说的颠覆与解构?文章对这些问题作了探讨,认为意识流小说描写的人物意识活动是具有一定的指向性的;<墙上的斑点>的意识流向是有"迹"可寻的,从主人公整个思绪脉络到其间产生的无数稍纵即逝的思维碎片都有着特定的意识指向;它有其特定的形式和结构,伍尔夫因应表现人物内心错综复杂的意识活动的需要而重建现代小说的形式和结构.     

从“人鬼相恋”到“痴情女子痴心汉”——论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爱情主题的嬗变

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爱情主题从六朝志怪小说的"人鬼相恋",到唐传奇的"始乱终弃",从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的"痴情女子负心汉",再到《聊斋志异》的"痴情女子痴心汉"。基本按照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路线,这是古代作家对理想爱情积极思考、努力追求的必然结果。     

论“春秋笔法”与《史记》人物形象的塑造

"春秋笔法"是孔子修订《春秋》时所体现出的书写原则和思想法度,司马迁把它创造性地运用于《史记》的人物形象塑造,开创了"春秋笔法"的新境界。司马迁从"春秋笔法"的角度处理材料、描写人物、传达道义,不但使《史记》中的人物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同时更达到了艺术的真实性,是历史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史记》中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对后世史传文学和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直抒胸臆 独具只眼——评卢敦基的《金庸小说论》

金庸研究是时下的一门显学。无论在传统的印刷媒体上 ,还是在新兴的网络空间里 ,我们都可以看到许多有关金庸小说的论述 ,其中既有大量出自普通读者的即兴式的随感 ,也不乏学界人士精心结撰的研究著作。如卢敦基先生的《金庸小说论》(浙江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６月第一版 ,浙江省社科规划１９９９年度课题成果 ) ,就是一部融文本分析和综合论述为一体的研究专著。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十五篇 ,对金庸的十五部武侠小说分别作了具体细致的文本分析 ,对每部作品的特点和优缺点都作了精到的概括 ;下编四篇 ,则从宏观角度分别论述了金庸小说的…     

中国古代小说心理描写演进轨迹探

运用多种描写形式直接、深入、细致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作为语言艺术的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上足可傲视其它诸多艺术样式的一大特长.于此.中国古代小说蹒跚地走过了自已独特的历程.本文拟对这一发展演进历程作一鸟瞰考察,以抛砖引玉.一、《庄子》至唐传奇:基本格局与特色的奠定文学作品的心理描写有直接的与间接的两种.前者常是静态的,包括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述、分析,人物内心独白,等等;后者则常是动态的,即利用人物的动作、神态、典型细节及其情境、氛围等外在因素形象地折射出人物的内心境态.应该说,这两种心理描写手法均贯穿中国古代小说的始终.其发端可追溯到与小说有血缘关系的《庄子》."秋水时至,百川灌河……于足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这不就是一种直接的心理描写吗?诚然,这类心理描写很简单,且不以塑造形象为目的,但却为后代的小说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