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视角下的乡村治理——来自河北省G县十个乡村的调查分析

在经济体制加速转型和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农村的地位急剧衰弱,农村蕴积着贫富差距、治安恶化、养老风险、公共空间缺失、人际关系淡薄等带来的高风险.农村基层政权的软弱化、异化,农民信任危机的加重,公共民间组织的缺失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农村成为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潜在根源.只有创新农村治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众、社会组织等在风险社会语境下的协商能力,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完善风险应时体系建设,方能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乡村治理

制度所体现出来的正式法律规则对乡村治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社会资本则通过社会网络、共同规范、信念等因素对乡村治理产生重要影响。它们为村民个人、家庭乃至整个村落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累加的社会资源,因而既是农村集体行动的基础,也是乡村治理强有力的社会资源。这势必要求我们培育乡村社会资本以更好地发挥正式制度的绩效。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乡村治理

社会资本是一个指向社会关系的结构范畴,其镶嵌与自主关系的不同维度、层次的组合产生不同含量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跨越国家和市民社会,而国家与市民社会又存在于其中的第三领域。把它作为一种解释范式运用到乡村治理研究中,根据农村自身社会资本镶嵌与自主关系的实际状况,发展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农村组织网络,是创建和维护农村社会资本,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     

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与治理

现代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人为因素作用的结果。人类的过度实践及非理性的发展方式,市场经济、现代化和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政治异化和低能,社会治理失效及全球化等是最重要的风险源。要有效治理风险,增强人类生存的安全性,必须改变传统的实践观和发展方式,再造政治和提升政治能力,保证科技、经济、社会的有限发展与合理发展,优化社会治理,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风险治理责任机制和风险的复合治理结构。     

社会风险的结构及治理途径

弄清社会风险的结构及其特征,是探索社会风险有效治理途径的前提和基础。在一般意义上,风险是由风险源、主体和损失性后果三个要素构成,风险的产生是基于这三个要素之间建立的某种因果联系。社会风险是指社会损失的不确定性,它包括所有自然的、人为的风险源。我们可以从风险的三个构成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上寻找社会风险治理的有效路径和策略。     

社会保障新风险及公共服务治理回应:基于新社会风险的视角

新社会风险视角下,后工业化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与传统社会保障风险不同的新型风险。当前,典型的社会保障新风险包括:社会保障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失衡、养老结构变化与老年保障不足的矛盾、失业与就业结构改变对就业服务的新需求、医改成效不彰与医疗服务需求旺盛的矛盾。以公共服务为切入点和突破口,通过改变社会保障供给理念与方式,发展养老服务,完善就业服务,健全医疗卫生服务,可以实现社会保障新风险的有效治理。     

科学技术的风险后果与治理——一项风险社会理论视角的分析

科学技术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问题。科技风险的两重性说明科技风险是可以被有效治理的。科技风险虽然根源于科技理性内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断裂,但却存在于科技理性与社会理性断裂的社会境域中。对此,应构建科技风险的内部控制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以促进科技理性内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以及科技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     

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

当前中国的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冲突和困境,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蓬勃发展的社会资本理论为乡村治理研究提供了一种分析途径,本文从经济、政治以外的非制度性因素分析我国乡村治理问题,从而认识社会资本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功效.     

论社会风险的秩序化治理与秩序化风险的合作网络治理

现代社会,尤其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中,风险总是无处不在.秩序化是传统风险治理的根本,国家是有组织的秩序化风险管理中心.由于秩序化内在的不完整性,其过程本身也会产生风险.此外,风险社会的来临也给传统的单中心统治国家风险治理模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惟有推动秩序化从传统的单中心统治走向现代的多中心治理,建构以政府为中心的第一部门、以企业为中心的第二部门及以非赢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为中心的第三部门之间的新型双向沟通的合作网络治理模式,才可以充分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共同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     

农民应对农村社会风险的问题治理——基于可行能力的分析视角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化,农村基层的风险正在迅速形成。从可行能力的分析视角来看待我国的农村社会风险,可以发现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民的可行能力匮乏,即改变自己状况和应对农村社会风险的能力相对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农民健康生存能力匮乏、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匮乏和农民社会参与能力匮乏三个方面。在导致农民发展能力不足的原因中,有个人先天禀赋的影响,但更多的是政策因素。这种政策因素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城乡二元分割的公共服务供给。为此,要实现对中国农村社会风险的良性治理,核心在于通过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来加强农民的可行能力建设。     

风险社会语境下的海洋环境突发事件协同治理

当今社会,与一般的海洋环境污染的预防和治理不同,海洋环境突发事件的应对日益成为风险社会下危机管理领域的重要课题.不可否认,我国海洋环境突发事件的协同治理体系存在一系列困境,综合协调机构和应急指挥平台建设的缺失与滞后,综合性环境保护法律的缺陷与不足,社会参与意识淡薄、参与程度不高,应急信息沟通和信息发布机制的不完善和不健全等.基于风险理论的视角,我们应用协同学的相关原理,尝试性地提出构建海洋环境突发事件协同治理的新模式:完善协同治理的法规制度、优化协同治理的应急管理机构、健全协同治理的公众参与制度、搭建协同治理的信息平台、借鉴协同治理的国际经验.     

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的农村社会矛盾防控

风险社会理论为分析我国农村社会矛盾提供了新的视角。农村社会矛盾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我国可能步入风险社会的影响因素。经济体制变革、政治体制改革、利益结构调整、思想观念变化、社会结构变动、发展方式转变共同构成农村社会矛盾力场,在促进农村社会健康发展的同时,也成为农村社会矛盾的驱动力,产生乃至激化农村社会矛盾。必须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村政治生活、增强风险意识、优化阶层结构、创新农村制度和转变农村发展方式等途径,增强矛盾抑制力,防控农村社会矛盾风险化,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风险社会的公共安全治理

当代中国由于巨大的社会变迁正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各种潜在的风险和灾难对人们造成的伤害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安全,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凸显,社会对公共安全的需求快速增长。风险社会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就是把公共安全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向公民提供;政府可以是供给的主体或最终的责任主体,也可以把不同的环节分配给非政府的私人或组织去生产,形成由政府主导的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相互合作生产——供给公共安全物品的公共安全复合治理结构。     

科技伦理与社会风险治理

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社会风险产生的价值根源.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使人类正面临着各种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积极应对这些社会风险,将其控制在个人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其转化为社会危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     

风险防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新的重大任务

社会治理致力于构建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现代社会,本质在于对社会风险的防范与化解。我国业已形成的社会治理体系为创造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提供了制度保障,但一些领域一些地方被动应对矛盾的问题较为普遍,主动防范风险略显不足,未来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从矛盾应对向风险防范转变。更大力度注重风险防范,是主动适应社会风险发展趋势、弘扬重民生重教化等优良治理传统、破解我国社会治理现实困境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兼顾社会治理多重目标、提升社会治理整体绩效。强化社会治理的风险预防导向,要以社区治理、矛盾预防为重点,着力让治理理念更加普及,让政府兜牢治理底线,让人民成为治理主角,让治理的服务基础更加坚实,让财政的引导作用更好发挥,让教化传统得到更好传承,让数字赋能的效能充分释放。     

风险社会与全球治理

经济和技术的不断发展所带来的副作用使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一个“风险社会”,而当今全球化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形塑出一个全球性的“风险社会”。这对于工业化和现代化以来的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基础上的风险管理制度提出了挑战,而“全球治理”由于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权力运行向度的多元性和治理范围的广泛性,为人们提供了一条管理全球化时代的风险的有效路径。     

风险社会中的社会治理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系统组织理论的视角

在风险社会的多变环境和多重挑战下,不确定性因素和系统性风险对社会稳定发展的影响幅度也在不断累加,形成了社会治理体系演进的新挑战。以政府为主导的一元化垂直控制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政情和民意交错层叠状态下的社会治理需求。为了达到多元的公共利益的治理目标,并在这一过程中避免解决各类问题时都优先使用行政手段的过度治理倾向,需要借助系统组织的理论视角,以复杂系统中的信息对称为抓手,推动政府、社会、企业和公民建立治理共同体。本文通过分析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立足于系统治理的逻辑,提出了强调价值和意义体系、落脚于过程而非结构的动态治理模式,并从制度结构、治理能力、基层服务和社会心理四个方面探索了社会治理优化路径,为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