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纳主义的乌托邦

科学史和理论研究表明,归纳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还是一种科学发展观,都是一种乌托邦。科学哲学研究的深入一步步揭开了归纳主义的面纱,从而更切近地接近和还原科学的本真面目。归纳主义的乌托邦幻灭促使科学哲学家认识到科学并非归纳主义所描述的图象,因而从更广阔和全面的视野来考察科学,实现科学哲学自身的再定位。     

批判与否定的精神——从波普尔到费耶阿本德

科学哲学进入20世纪以来,从批判理性主义逐步发展到了历史主义,其代表人物也由波普尔经过库恩、拉卡托斯发展到费耶阿本德。从他们理论演绎的轨迹中,我们不难发现,对前人哲学思想和传统科学理论的批判与否定不仅成为科学哲学前进的动力,而且在真正意义上体现了科学精神的精髓所在。     

培根归纳主义中的非—P概率思想探究

长期以来大部分学者对培根归纳思想的研究主要定格在他的归纳法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对比研究上,而很少涉及培根归纳概率思想的研究。文章旨在:一、澄清培根的归纳法为不确定性推理留下了空间;二、在排除归纳法的逻辑结构上,穆勒的归纳逻辑工具是不恰当的;三、培根归纳法的不确定性推理思想更适合用柯恩的非—P概率工具来刻画。     

论大陆法系诉讼证明责任理论的共通性——以波普尔“证伪主义”理论为视角

证明责任在当事人之间如何分配,是关系诉讼程序公正与效率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在证实主义认识论指导下,大陆法系法学家提出了主张者举证说、消极事实说、法律要件分类说等学说,各种学说之间争论从未停息,没有一种权威而普适的理论用于指导法律实践。实质上,证明并非只有证实一途,证伪同样是证明的一种有效途径。证伪实质就是由提出可证伪事实的一方承担主要的证明责任。上述诉讼证明责任理论与证伪主义理论其实也存在理论上的暗合,因此,证伪理论或可从新的视角对现有诉讼证明责任理论加以统一。     

波普尔的“培根问题”及其解决

“培根问题”亦即“偏见”问题。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尔是继近代英国经验论者F 培根之后第一个对此问题作深入探讨的现代哲学家。他不仅首次将内涵于培根“假相说”中关于偏见与认识的可能性和客观性的关系问题称为“培根问题”,而且提出了与培根的解决方法不同的证伪主义的解决方法。波普尔对培根问题的重新发现及其解决,使“培根问题”得以深化,使西方知识论的研究得以拓展和丰富,但他并未能使这一问题得以真正解决。培根问题的解决任重而道远。     

文之枢纽:从儒家经典到文学经典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视为"文之枢纽".所谓"文之枢纽",即全书的总纲.对于总纲的理解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文心雕龙>整个理论体系的把握.我们认为<原道><征圣><宗经>可以看作是"文心"部分,分别从文体论、审美性和创作论方面体现了刘勰儒家经典文学化的观点;<正纬>和<辨骚>归为"雕龙",体现了文学经典的确立."文心"和"雕龙"它们共同构建了一种文学范式:儒家经典向文学经典的转化.     

文学研究:从本质主义到反本质主义

本质主义从认识论的角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然而由于学科使用范围的混淆,本质主义的研究路向在人文学科领域出现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在高度个性化创造的文学活动中暴露出了很多弊端,成为文学研究健康发展的致命阻碍。深入分析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论争的深层原因,借鉴和尝试反本质主义的一些方法和思路,有益于文学研究从一元的独断论走向多元、平等、对话的多维研究模式,使文学研究走出困境成为可能。     

简论培根对归纳逻辑的贡献

本文论述了培根对归纳逻辑的贡献。首先 ,批判了以往逻辑理论的痼疾 ,为归纳逻辑的系统化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其次 ,提出了一些归纳逻辑的基本原则 ,为归纳逻辑的系统化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最后 ,建立了归纳逻辑新体系 ,使归纳逻辑科学化、系统化     

人文学科:从学术到科学

本文认为,人文学科,就其在西方及中国古典时期的状况而言,基本上均表现为一种旨在造就"有学养的人"(韦伯语)或即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中的"君子"的学术性活动,因此,从本性上讲属于一种"善性之学".然而,随着西方科学革命在17世纪的爆发以及这一革命使科学在西方成为普遍崇拜的对象,人文学科便逐渐变异为一种其目的在于探寻人类精神世界的普遍规律或即所谓"正题法则"(皮亚杰语)的科学活动,并且因此引发出一系列严重后果.本文提出的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以人文学科的名称取代现今十分流行的人文科学的名称.     

从管理主义到服务主义:公共行政理论基础的演变

公共行政的发展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阶段和新公共管理阶段,现在又向新公共服务阶段演进。传统公共行政以古典管理主义为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以新管理主义为理论基础。当代公共行政以新公共服务为主要发展方向,其理论基础是服务主义。     

超越现代社会的危机:从工业主义到实业主义

工业主义和实业主义都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理论,二者存有内在的理论关联和逻辑差异。圣西门的实业主义强调产业的全面发展、物质和精神产品的生产创造、组织架构的生产效率、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然而,对其体系中工业主义思想的单向度强调,既促进了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又导致了诸多危机的频发。重新发掘实业主义理论的优长,揭示实业主义与产业逻辑、金融逻辑、生态逻辑、人的发展逻辑的契合,从单维的工业主义转变为多维的实业主义,这对克服和超越当代中国社会危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全能主义到后全能主义:政治动员模式的变迁

在中国的政治概念当中,全能主义是一种政府依靠中国特色的单位制、主要以政治动员的形式来调配社会资源的过程,它反映了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面貌。后全能主义打破了全能主义所要求的政府垄断的局面,有了容纳多元社会主体的存在及其发挥作用的空间。探索建国以来政治动员模式的变迁情况、并对其作历史沿革的分析,对于当前倡导的社会管理创新和政府职能转变,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意义。     

共和主义:从古典到现代的嬗变

共和主义是人类政治思想史中一个古老的伟大传统。通过对古典共和主义的思想纲领的历史梳理与逻辑归纳可知,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理念在于其“混合均衡政体”思想。与从古典共和主义到现代共和主义嬗变的紧密联系的四大价值取向是从贵族共和到民主共和;从直接民主到代议制民主;从美德共和到制度共和;从混合均衡到分权制衡。这种转变是和基于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密切相关的。     

中国崛起的价值基础:从民族主义到新世界主义

大国的崛起必须要有一定的价值基础。纵观西方大国成长的历史,民族主义始终是西方大国成长的一面旗帜,西方民族主义借助权力、资本的巨大推动力把自己的民族主义推行到东方落后国家,从而形成一种以牺牲他国、他民族利益为前提的殖民主义体系。中国崛起不同于西方国家,但整个进程却是因西方对中国的殖民战争而开启的。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民族主义第一次觉醒,民族复兴、现代化的使命与中国崛起的历程始终相伴。然而,民族主义虽然使中国驱逐了西方列强,但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尤其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独特的"天命史观"和固有的大国情结。因此,中国崛起既不能以狭隘的民族主义为价值基础,也不能以扩张的殖民主义为价值依托,而是以天下主义与世界主义相结合创新的世界主义即新世界主义为价值基础。当今中国崛起进程的价值创新必须坚持传统性、民族性、时代性、世界性相统一的科学创新。这种新世界主义的价值创新才能为中国崛起提供持久不衰的动力。     

西方社会的变迁:从整体主义到个人主义

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两种组织社会的基本原则.西方社会经历了从古代、近代的整体主义到现代、当代的个人主义的变迁的历史进程.当代西方社会面临着个人主义的严重危机及其社会后果,解决危机的最终出路在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和社会的教育水平及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人与自然关系的诠释:从个体主义到整体主义

当代的西方环境伦理学从发展至今形成了两种对立,即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非人类中心主义内部又可划分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个体主义的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渊源可追溯到西方的权利论和义务论。而整体主义的生态伦理学借鉴生态科学的发展,运用生态系统整体论方法研究自然界的价值及人对自然界的义务。两者立论基础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相异。本文对两个派别的代表人物的观点进行了评析,指出个体论与整体论的生态伦理学由于各自的理论缺陷,使其难以担当社会主流伦理价值建构,同时在实践上又面临与所主张的理论相互矛盾的两难境地。     

文学地理学:从决定论到批判的地域主义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文学地域理论,还是西方赫尔德、斯达尔夫人和泰纳的文学社会学,在地域与文学关系的认识上都存在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倾向。现今,文学地理学必须从环境决定论转向文化地理的生产理论,文学的想象与叙事广泛而有效地参与了"地方感"的编码与建构,参与了地理空间的生产。在全球化和后殖民的知识语境中,文学地理学还必须辩证地思考"批判的地域主义"这一重要课题。     

用波普尔科学发展模式的内在逻辑解读波普尔学说

科学知识增长的问题是波普尔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其科学发展的四段论模式,即:问题→猜测→反驳→新的问题。其逻辑同时也体现着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学说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他的学说的走向与归宿。     

对波普尔反本质主义的方法论反思

本文从方法论角度,对波普尔的反本质主义进行了反思。首先介绍了波普尔如何通过对本质主义的批判,进而把马克思等人的思想归为本质主义予以否定。其次,提出如何在理论上正确认识本质主义,分析了本质的词源和历史上探讨本质和本质主义的典型观点。最后,指出现实中如何正确判断本质主义。对柏拉图、马克思等人在重要理论的建立中所用方法进行了分析,提出波普尔的不当之处和如何正确对待社会历史观的新看法。     

政治学：从旧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

文章认为新制度主义主要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与规范制度主义.这四种制度主义由于对制度的界定各不相同,所以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吸取了行为主义的科学性方面,但是不能解释制度方面的重大问题.社会学制度主义与规范制度主义比较接近传统政治学,但是所界定的制度太过于宽泛而丧失了应用价值.新制度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们对于制度与行为之间进行了虚假的二元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