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1941年苏德经济贸易关系

同时,德国方面还进行了广泛的虚伪的宣传活动。他们竭力把事情说得似乎苏德关系从来没有这样稳定,并且还想使这种关系蓬勃发展,1941年1月10日签订的经济协定就是这一宣传活动的组成部分。德国公司的全权代表,如“法本拖拉斯”指出:“俄国人打算在1942年讨论贸易契约,可见,莫斯科有意同德国制定贸易关系的长期计划。”1941年初,“德国通用电气”、“克虏伯”、“曼内斯南”、“西门子—苏科尔特”、“林美达尔—巴尔基哥”,“切依—依坎”、“捷尔门肯”等大公司的经理们经常出访苏联驻柏林大使馆。苏联大使馆的代表也常收到德国各地区上述公司的企业的邀请。恰在这一时期,苏联商务代办处向“曼内斯南”公司订购了批量的和便宜的钢管。     

略论1939年9月——1941年12月的日本对华政策

1938年10月日军攻陷广州、武汉。以此为标志,旷日持久的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粉碎了日军妄想在短期内灭亡中国的野心,日本统治者被迫放弃主要以军事手段解决“中国事变”的企图,开始注重采用政治手段。从1939年9月德军悍然发动二战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国际形势急剧动荡,日本对华政策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并与国际政治风云的变幻紧密相连。本文拟对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作一些简单的剖析。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把这一时期划分为两个阶段,即从1939年9月二战爆发到德军闪击北欧和征服西欧为第一阶段;从德军闪击北欧和征服西欧到太平洋战争的开始为第二阶段。     

《中国妇女》(1939—1941年)中女性婚恋话语研究

1939年创刊、1941年终刊的《中国妇女》,是研究战时解放区妇女问题的重要刊物之一。文章从历史、文学、时代思潮等角度来观照其女性婚恋问题,探究在战争环境中、革命大局下,解放区女性婚恋自主的艰难。     

《中国妇女》（1939—1941年）中女性婚恋话语研究

1939年创刊、1941年终刊的《中国妇女》,是研究战时解放区妇女问题的重要刊物之一。文章从历史、文学、时代思潮等角度来观照其女性婚恋问题,探究在战争环境中、革命大局下,解放区女性婚恋自主的艰难。     

1939-1941年成都“工合”事业述略

1938年3月，在美国记者海伦·斯若·埃德加和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等外国友人的倡议下，经国内各派抗日进步力量的共同努力，同年8月在武汉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为推进与发展后方“工合”事业，“工合”协会于1939年1月在重庆设立了“工合”川康区办事处，1939年2月设立“工合”川康区驻蓉办事处，后又改为成都“工合”事务所。本文以抗战时期成都“工合”为研究对象，浅析成都“工合”兴起的原因，从组社、各社的业务、贷款、技术改进、教育等五方面探讨成都“工合”的发展；从地理位置、组社规模、技术改进等角度分析成都开展“工合”运动的有利条件，进而呈现成都“工合”为抗战所做出的贡献。
     

1941—1944年苏联对华政策述评

1941— 1 944年期间 ,由于欧洲形势的日益紧张 ,特别是苏德战争的爆发 ,为全力对付西线 ,保证远东防线不受侵犯 ,苏联对华政策迅速发生逆转 ,由“援华抗日”变为“疏华联日” ,停止了对华援助 ,并与日本法西斯划分在华势力范围 ,这限制了日本 ,但也给日本加速“南进”提供了条件。这种政策直接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紧张和倒退 ,间接地加速了美蒋联合的步伐 ,在客观上为后来的中国革命带来许多不利的消极影响。     

苏德战争与日苏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苏关系的演变与苏德战争有着紧密的联系.苏德战争爆发之前,由于苏联极需避免两线战争,全力西顾,日本亦有避免转入可能发生的苏德战争以确保南进之暂时考虑,两国通过谈判缔约使关系得到了改善.苏德战争形势的发展打破了日本待机北进的计划,日苏关系虽受到动摇却未陷入破裂.苏德战争的根本转折,导致日本在日苏关系中陷入被动的外交地位,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创造了前提.     

浅谈1941—1947年豫东黄泛区蝗灾

在1941～1947年间,豫东黄泛区频繁发生的蝗灾具有数量多、范围广、危害大等明显特点.肆虐的蝗灾,不仅给豫东泛区的农业生产造成惨重的损失,而且引发了饥荒.为防治蝗灾,当时的河南省政府制定了种种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论1933－1939年的德意关系

本文剖折了从１９３３－１９３９年德意关系由对抗走上结盟的演变过程。认为：以德国出兵莱因非军事区为标志，两国关系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导致这一变化的外在因素是由于英法推行绥靖政策；德意两国战后所处的不利国际地位和扩张野心是促使两国结盟的内在条件。尽管两个崇尚武力征服的国家狼狈为奸，把世界卷入了战争的深渊，但因各自的利益不同，它们之间始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它们结盟的关系，不是有些学者认为的依附关系，而是一种伙伴关系。     

浅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苏德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年了。这次战争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战争,战火蔓延欧、亚、非三大洲,约占世界4/5的人口卷入其中,人类文明经历了一次大浩劫。希特勒是发动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但是,他能走到这一步,也是国际环境为他提供了机会,特别是当时的大国外交政策的失误对希特勒的行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德国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失败后,苏联又和德国接近起来。同西方国家一样,苏联也没能逃脱希特勒德国践踏的厄运,而且是这场战争中牺牲最大的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于各自特殊的情况,苏联同德国在拉巴洛条约的基础上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法西斯政权在德国建立以后,德苏关系逐渐疏远,苏联认为德国正日益成为世界人民最危险的敌人,世界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据此,苏联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1933年12月12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开展争取集体安全的决议,并向民主国家提出倡议。遗憾的是,苏联的倡议没有得到回音。 针对德国的扩张野心,英法等国虽不乏有识之士,要求政府联合苏联共同对抗德国,1938     

1937—1941年中共对美政策述论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前期对美政策的考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外交活动中体现的独立自主、坚定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的精神和原则，以及正确的政策与斗争策略。     

1941—1966年香港与东亚新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形式的改变,是对20世纪早期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竞争压力以及稍后殖民地或从属地区独立与发展要求的回应.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表现出了这种基本转变的一种形态.帝国主义主导下其他社会的嬗变鲜有达到香港同样的发展程度,但这些帝国主义的动力学原理却又并非完全迥异.由于远离两个超级大国,而且制衡着中英关系,香港得以摆脱帝国的控制并且在多项经济指标上超越宗主国.     

1941—1991年的中美关系(一)

(一) 对美国来说中国究竟如何重要?关于中美关系最长久的传说之一是坚信美国和中国有一种特殊关系,即一种在国际事务中不常见的友好关系。但事实上,中国对美国一直仅仅具有次等重要性——只有在美国与其他国家产生危机的情况下中国才显得重要。现在由于苏联的解体以及缺少一个新的真实的敌人,美国才第一次必须出于本身的缘故而与中国交往,并且确定中国在美国     

1941—1991年的中美关系(二)

五如果60年代初越南导致了美中之间紧张关系的逐步升级,那么60年代末越南则对美中和解起了促进作用。尼克松在1967年《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宣称中国不应当再被当作国际社会的弃儿对待。他日益把中国当作遏制苏联的战略伙伴,当作医治美国经济病症的潜在市场,当作伴随国内政治成就而来的一项对外政策成就。最直     

盟国对德经济战(1939-1941)中的苏联因素

二战初期(1939.9-1941.6),盟国对德经济战的主要形式是经济封锁,企图以此达到瓦解德国经济使之不能继续作战的目的.苏联这时却以中立国的名义,向德国输送了大量战略物资.这不仅决定性地打击了盟国的经济封锁计划,也给苏联带来了严重后果.     

国民政府十年（1939——1949）基层民意机关调查

1939年在内忧外患中,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由此确立了新的县政体制,即当时学人所大肆宣扬的新县制。新县制中,国民政府浓装艳抹县及县以下各级民意机关,把基层民意机关称之为“有相当职权”的组织部门。历经十年,国民政府在全国3/5的省份建立了由下而上的基层民意机     

近代中德经济贸易关系初探

在我国对外经济开放深入发展的今天,研究近代中德经贸关系,对于了解和比较我国与世界各国经贸关系发展的特点,以进一步科学地决策、规划,推进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1941—1945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由此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的美国对华政策,是中国抗日战争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继续。研究这一阶段的美国对华政策,是中美关系史和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海固回民1938—1941年三次起义始末

本文是我们七位同学在学校和区团委的资助下,利用课余时间采访调查编写的。我们曾到固原、西吉、兰州、北京等地走访了当年参加过海固起义的部分同志,查阅了有关档案、报刊;我们还参考了马思义、马辰二同志关于海固事变的回忆录,並听了部分宁夏地方史专家、学者和老师的意见,在此谨致谢意。囿于我们的水平和条件,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望老师、同志们批评指正—作者。     

1941—1942年华北抗日根据地困境成因析

百团大战(1940.8.20—12.5)后的1941、1942两年,是华北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在日军的疯狂“扫荡”下,八路军由四十万减少到三十万,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了六分之一,财政拮据,物资奇缺,有些地区的抗日军民只得以野菜、树皮充饥。这一困境出现的原因何在?本文试就此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