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宪政思想论略

宪政思想是康有为指导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提出了“设议院”、“兴民权”、“立宪法”、仿效日本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等较系统的宪政主张。研究康有为的宪政思想,不仅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困境和艰难历程有更深刻的体认,也将有助于我们总结维新立宪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推动当今中国的宪政建设。在此,本文拟就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宪政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康有为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以及其宪政思想的西学渊源等作一粗浅的梳理。     

康有为维新思想动因新探

1898年的戊戌变法,由于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反对,历时103天,终于失败了。作为维新变法主要鼓吹者康有为,其维新变法思想动因如何,论者往往语焉不详,未予深究。本文试从康有为所处的历史条件及其阶级、经济地位探讨他的维新变法思想动因,提出看法,以供讨论。     

近代广西教育经费来源初探

当今我们正处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并广泛应用于生产领域这样一个高科技时代,教育在促进社会发展、提高经济效益方面的作用日益明显,地位越来越重要,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于教育.”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要发展教育事业,教育经费投人是重要前提之一.在近代,广西的教育事业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原因之一就是教育经费得到落实.为此,笔者就近代广西教育经费的来源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同行.近代广西新式教育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两次来桂讲学.康有为第二次来桂还办起了广仁学堂,由臬司蔡希邠拨款购置图书,桂林书院山长周璜主办,康门弟子分任各科教员.人们通常把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宋桂讲学和广仁学堂的创办看作是广西新学的先声.《辛丑条约》签定后.亡国危机日趋严重,许多封疆大臣和有识之士强烈呼吁裁减科举中额和彻底废除科举制度,以兴学堂.建立有利于培养新式人才的教育体制.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使我国教育制度化并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实施,从而促成了系统的正规的近代教育体制.“癸卯学制”颁布后,广西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根据中央政府教育经费制度的要求,采取各种方式筹措教育经费,以     

康有为援《易》入政与儒学的现代转型

易学思想对康有为建构的维新变法思想具有统摄作用,其政治主张与学术活动都与此密切相关。综观康有为一生,研习易学、阐发易理并将易学之“变易”精神贯穿始终是其矢志不移的追求。康有为援《易》入政以服务现实政治的需要、重释易学以重塑孔子权威并建构其维新变法理论是其易学新解的特色,是对传统易学思想的创新与发展,为易学未来发展提供了又一种可能方向,客观上促进了儒学的现代转型。     

万木森森散万花——万木草堂初探

“九流混混谁真派,万木森森一草堂。但有群伦尊北海,更无三顾起南阳。”这是梁鼎芬赠执教于万木草堂时康有为的一首诗,他对康有为及万木草堂作这样的描绘和赞誉,联系以后康氏发动维新变法时许多骨干都是他的万木弟子来看,梁鼎芬的观察力不能不说是有独到之处。万木草堂是康有为培养维新干部的学校。     

广西期刊出版发展的历史沿革、现状及展望

人类正向新世纪的大门迈进。在这世纪之交，对广西期刊的历史沿革、现状作一句勾勒，并对广西期刊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和预测，这对增强我们在新时期条件下发展和繁荣广西期刊出版事业的信心和决心，确定今后广西期刊出版的奋斗目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一（一）广西期刊的萌芽、草创时期。广西期刊出版的出现似应追溯到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辛亥革命之前，维新变法的代表人物康有为两次到广西桂林讲学和办报刊，积极宣传变法维新思想，给地处祖国边陲、闭塞落后的广西带来了思想文化方面的新气息。１８９７年康有为在桂林办…     

《孔子改制考》刊行百年

１９９８年是戊戌变法１００周年。为纪念康有为等维新变法革命志士,为推动社会新生而作出的丰功伟绩,本文就康有为本人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对１８９７年刊行的康有为为变法维新奠定理论基础和制造社会舆论的《孔子改制考》一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和评价,并对康有为在此书中对孔子“托古改制”的论证进行了分析阐述,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张元济和戊戌维新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首先召见的维新志士是康有为和张元济。晚近对康有为的论著很多,而对张元济的评述却少。本文准备就维新运动时期张元济的思想和活动,进行初步探索。一张元济,1892年(光绪十八年)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改刑部主事,充总理各国事务衙     

麦孟华的爱国活动

一麦孟华(1874-1915)字孺博,号蜕庵,笔名曼殊、先忧子、伤心人等,广东顺德人。1891年入广州万木草堂,拜康有为为师,为草堂十大弟子之一,与草堂另一著名弟子潘之博并称草堂“二博”,又与梁启超长期共事,时有“梁、麦”之称。他一生追随康有为从事维新变法思想的宣传和保皇救国、君主立宪活动,凡公车上书、百日维新、庚子勤王、立宪运动、开放党禁等重要历史事件,都有他的参与,并在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他曾参与创办和经营《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等报纸,是维新变法时期的一位重要宣传活…     

康有为思想的内在矛盾及其文化指向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既是维新变法、学习西方的先驱,又是反对革命、拥君复辟的主将,晚年的康有为,早已被时人视为保守落伍,但他秘而不宣的《大同书》却表达了一个富于批判性的激进的社会理想。这些矛盾纠结,无疑增加了人们对他的思想作出统贯性说明的难度。本文拟从康有为思想与中国现代思潮三大主流的关系入手,去分析康有为思想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康有为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宋恕维新思路新探

宋恕是 1 9世纪 90年代苏、浙、沪维新人士圈子里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提出了“三始一始”的社会改革思想和在上、中、下三策中只能执行居中之策的变法主张。与康有为相比 ,他的维新思想理论根底更深厚 ,也更为温和渐进。但是当时国人的躁动情绪 ,注定了温和的社会改革方案很难被接受     

维新与翼教的冲突和融合——康有为、苏舆对《春秋繁露》的不同解读

当儒学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之后,历史上每次变法与改革,都必须先在儒学学理上找到根据.康有为等人发动的维新变法,就是以儒家的春秋公羊学为理论根据的,他以<春秋繁露>为依托,编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书,系统论述他的政治改革思想.然而同在晚清公羊学发展的学脉之中,苏舆却对康有为的理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他编辑<翼教丛编>,撰著<春秋繁露义证>,正是晚清学术界"维新"与"翼教"两派之间思想斗争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两派之间既有冲突的一面,也有融合的一面,这是由晚清学术与政治复杂的互动关系所决定的.     

试论甲午战后的洋务变法思潮

试论甲午战后的洋务变法思潮梁义群，宫玉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甲午战败，丧师辱国，战前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的洋务运动成为朝野上下的批评对象，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变法思潮遂然勃兴。同时，以张之洞、陶模、胡、盛宣怀等后期洋务派代表人物，也痛定思痛...     

康有为的日本观

康有为的日本观臧世俊康有为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他青年时代就关注日本的明治维新，认真搜集日文书籍。甲午战争之后，他更加注重对日本的研究，并毅然提出“以强敌为师”，推动了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变法失败后，他又亡命东流，得以亲眼目睹日本的状况。本文拟就康...     

戊戌变法中的几个问题

翁同和不是维新派作为光绪的老师,历任清政府户部侍郎,都察院御史,刑、工、户等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要职的翁同和,由于光绪下诏变法,西太后为了孤立和打击光绪,变法后四天就迫令光绪将翁同和“开缺回籍”。当戊戌变法失败后,又将翁同和加重“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翁同和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陷入类似的悲剧,这就使人们误认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     

维新派目录学的文化内蕴

维新派目录学是伴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而兴起的，但维新变法的失败并未使它走向式微，恰恰相反，戊戌变法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之一，便是维新派目录学迅速成为中国近代目录学史上一个深入人心且声势浩大的流派，深刻影响着世纪之交的整整一代中国人。从1895年起，为宣传变法图强的思想及全面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的主张，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健将开始了对新学书、西学书的编目、评介、推荐工作。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报刊——《中外纪闻》于1895年8月在北京创刊，梁启超主持笔政，每期必撰文鼓吹维新，介绍西学。次年8厅，黄遵宪、汪康…     

论严复的“三民思想”

100年前发生的戊戌维新运动,不仅是一场政治革新运动,也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作为维新派的政治领袖,对运动的发生、发展和高涨起到了卓越的政治领导作用,而严复则以一个维新思想家的姿态,在理论上为维新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对其后的中国思想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因而与康有为并列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①在维新运动过程中,严复发表大量政论,指斥封建制度,呼吁变法图强,挽救危亡;创办《国闻报》,编辑《国闻汇编》,宣传维新思想;特别是译著《天演论》,在1898年维新运动高涨…     

论晚清资产阶级文化的嬗变

晚清资产阶级文化的嬗变,其实质便是革命代替改良。戊戌时期,维新派围绕制度层面的文化更新,提出了一系列主张;“ 戊戌六君子”事变后,革命与改良日趋分野,革命成为新的文化主题。在救亡图存、追求国家富强的共同声音背后,各派在具体道路选择上形态各异。康有为、梁启超把维新变法、君主立宪作为既定的目标,孙中山则把自由、平等、博爱写上共和的旗帜。从康有为到孙中山,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文化从改良到革命的嬗替历程。     

近代日本民族的变法和中国维新派改革之比较

当今处在改革大潮中的中国人,不能不想到这样的问题:在近代,为什么同在亚洲,日本的改革取得显著成效,而中国的改革却收效甚微?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曾说:欧洲搞资本主义三百年而治;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中国变法三年即可自立,十年可以富强,二十年可以雪耻.结果却是,变法一百零三天,慈禧太后一翻脸,便把谭嗣同等六君子纳入血泊,康有为、梁启超只因逃往国外才得以保全性命.为什么中国的维新变法是这种惨痛结局呢?将中日情况加以对比,不难了解问题症结所在.     

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清末民初宪政实践的考量

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宪政发轫与实践的重要转型期。维新变法揭开了清末民初宪政实践的序幕,辛亥革命则是清末民初宪政转型的一次重要实践。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清末民初宪政实践的发展依时间的推移由缓变激,渐次演进。考察清末民初的这两次宪政实践活动,分析总结其经验教训,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理解和体认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