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发展：清前期治边思想解析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统一多民族封建王朝，其统治者在建立之初，不但努力开疆拓土、平定叛乱，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和平，更是为维护国内尤其是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谐，努力找寻理论指导和思想依据。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的满族，执掌政权后对前朝历代边疆治理思想及措施进行了细化和深化，同时，在继承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突破和发展。逐步形成以“满汉一家、中外一体”边疆观为核心，“不分内外”的大一统思想为指导，“因俗而治”的民本思想与“分而治之”治理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清前期治边思想体系。不但为清政府对边疆地区实施灵活有效的统管政策提供思想指导，也为清朝边疆治理实践夯实理论基础。     

简论戴季陶的治边思想

戴季陶长期重视和关注边疆问题,曾亲身参与一系列的边疆治理活动,对边疆问题提出了不少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他从中国国情和自身经历出发,根据边疆的情况和国民党统治的需要,将孙中山思想加以改造并糅合到自己主张里,从而形成了较具特色的治边思想。其治边思想内涵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内容。同时,其治边主张考虑到中国国情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将中国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及边疆现状与其治边策略相结合,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此外,戴季陶还十分注意总结历史经验,在吸取历代王朝治边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治边主张,使其治边思想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基础之上。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

中国边疆治理始终交织着治理思想、机构与政策三重“一体化”要素。萌显于夏商时期的边治思想,后经帝国统治者及思想家充实完善,及至明末清初终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统治者为将国家认同的边治思想发展为可以富边惠民的制度,自商周时起,就开始设置边治机构,制定边治制度,科学有效施政,从而创造出一个有机的中华“大一统”帝国。然而,从久远的边疆治理历谱来看,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实践直接或间接地依循了国家主导型范式,从而导致了许多的负面后果。边疆治理中,民族国家在充分赋予边疆社群较大主体性的前提下,应基于国家整体利益和边疆民族多元理性需求来设计和施行制度,从而厚重地建塑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才能真正创造出“国”与“边”、“边”与“民”同一的共同体社会。     

松筠和他的《西招纪行诗》

松筠是清代中期著名的边疆大吏、驻藏大臣,他对清王朝的边疆治理做出过较为卓著的贡献。同时,他还有一些咏藏诗传世。本文根据他的长诗《西招纪行诗》分析他的治边思想形成、表现以及其诗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论证其诗在清代咏藏诗苑的地位。     

唐宋两朝至中南半岛交通线的变迁

在中国腹地与中南半岛之间,存在陆路、海路两类交通线。唐宋两代,这些交通线经历了兴衰、更替的变化。唐宋两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策及其治边实践以及西南边疆和中南半岛时代的变迁,是导致交通线变迁的重要原因。中南半岛北部诸国遣使入唐,主要走过云南达成都的陆路,中南部的诸国则多选海路。中南半岛及海外诸国与宋朝交往主要走海路,蒲甘等国因北上的陆路受阻,与宋朝的交往不多。     

明清在东北治边政策之比较

本文对明清两朝在东北实施的治边政策进行比较研究 ,剖析利弊得失。认为明朝在东北沿袭历代“内中国外夷狄”的传统的治边政策 ,妨碍国家“大一统” ,导致东北动荡不定 ,国家陷入危机。清朝突破传统观念 ,以“华夷一家”为指导思想 ,将东北纳入中央行政管辖系统 ,并因地制宜 ,因俗而治 ,真正实现国家政治与民族的“大一统” ,维护边疆的统一与稳定。清朝的治边政策是时代的巨大进步     

论古代边疆演变的内在机制——基于人类学视角的考察

中国边疆的形成演变历经2000余年与诸多的朝代,表现为跌宕起伏的动态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将自己的统治制度、政治理念与文化传统,升华为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化并应用于边疆治理,形成了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治边文化软实力的思想基础,是夷夏有别观与用夏变夷观。中原王朝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周围的政治势力必须服从于己,由此形成中心(华夏文明)与边缘(边疆及其檄外的非华夏文明)相互关系的地缘政治思想。中原王朝通过推行教化在边疆及其以远地区传播华夏文化,并通过朝贡、册封这两种形式,形成通行天下的制度规范,即封贡制度。中国边疆的历史形成,不仅因中原王朝在边疆建立行政区并实施有效管辖,还表现在以内地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边疆地区逐步得到传播与认同,内地人口向边疆地区逐渐迁徙,实现了边疆居民成分的重组与主导民族内涵的改变,使边疆地区与内地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民族复兴进程中的统战治边方略

统一战线是新时代国家治理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在边疆解放、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高度重视发挥统一战线的策略性和战略性功能,逐渐形成了富有历史底蕴和鲜明中国特色的统战治边方略.统战治边方略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要求,运用统一战线运作的制度化平台和组织网络,采用民主协商和合作治理方式,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在促进...     

从云南白盐井儒学看西南边疆国家意识在地化

白盐井地区是古代云南井盐产区，明清时建有多所庙学机构，王朝统治者试图通过发展儒家文化，将国家意识“涓滴”于边疆地方社会。此举效果明显，民众捐资兴办儒学积极性高、当地近圣文化流行；在当地民间传说中，还出现了将内地神灵移植到本地信仰叙事的转化。这种自下而上的崇儒和认同内地文化的现象，反映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国家意识在地化效果显著，边疆少数民族已形成广泛的国家认同的社会心理。这一个案揭示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始终追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文化统一性的积极政治效果，对今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亦有重要启示。     

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意蕴、内涵与路径

推进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边疆稳定、发展以及强盛边疆方面具有多重意蕴;梳理"边疆治理""中国边疆治理体系""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核心概念,是在理论上建立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内在要求;在实践上,未来边疆治理应着力实现"五力并举、富边强...     

从边俸到边缺：清代边疆官员选任中的制度演替

边俸制度创立于明朝中后期,以缩减考满年限的优抚方式,鼓励官员赴任边疆。清初,边俸制度被继承发展,但因疆域及边疆治理模式与理念发生变化,无法从职官角度满足边疆治理需求。因此,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始,清朝分别创设海疆缺、烟瘴缺、苗疆缺、沿边缺,并发展成为以"拣选题补""俸满优升"为基础的边缺制度。之后,随着边疆治理深化及治理一体化的推进,边缺制度的体系化建设不断发展,边俸逐渐融入边缺制度体系中,成为其"俸满优升"制度原则下的升转方式之一。从边俸到边缺的发展过程,是边疆治理深化的重要表现。     

从异域到边疆:民国时期对云南的经营

民国时期加强了对于西南边疆的经营和治理,以其完成民族国家建设的任务。本文通过民国时期对云南经营的探讨,从交通通讯网络、国家认同形塑、民族经济发展三个方面评估民国西南边疆经营策略的成效,并进一步探讨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的经营策略对于建立统一政治行政体系和国家文化认同的促进作用。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意涵、出场实践及建设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人人有责共同建设的价值共同体，也是人人尽责共同治理的行动共同体，还是人人享有共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是一个凝练共享合作价值理念，打造共建共治平台，提升协同治理能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动态可持续过程，在社会治理领域需要统筹协同推进社会安全的本体性建构，社会矛盾的共商化解，社会活力和秩序的韧性治理，“五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兴边富民的边疆治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通过合作之治、规则之治、技术之治、民生之治，在社会凝聚、法治保障、数字赋能、精细服务等方面增进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效调适，在治理与社会的相互嵌入中构建韧性治理共同体。     

西南的儒化与教育发展——以文庙为线索

文庙是儒家文化的物质空间载体、制度载体与精神载体。它不仅仅与当地的教育事业息息相关,也体现了中央王朝通过儒学教化人民的治理术。近年来,文庙学研究逐渐兴起,但现有研究中对西南地区的文庙涉及较少,且多集中于梳理文庙的历史或讨论其文化功能。要将文庙置于具体的区域史与社会史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庙的线索功能。西南地区的文庙串联起了三个重要面向:中央对边疆的治理,儒学在西南的传播以及当地移民(包括科举移民)的变迁与发展。三个面向存在内在联系,两两之间不断互动、相互促进。而这些互动过程都是围绕着集治边、教化、教育为一体的文庙发生的。     

张荫棠治藏的思想资源

晚清时张荫棠在西藏被中央政府委以重任,这一任期虽然短暂,但他对治理西藏提出了一整套方案和设想。张荫棠治藏的思想资源来自四个方面: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国近代变法维新思想、西方现代思想、西藏地方宗教思想。如何协调和平衡这些思想资源,是张荫棠治藏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在晚清边疆危机中,张荫棠主要想运用中国近代变法维新思想和西方现代思想,来改变落后的西藏使之富强,以最终维护国家在西藏地方主权。张荫棠治藏策略中潜藏着内在的思想冲突。     

多元族群与国家建构:清代回疆治理的问题与省思

本文以清代回疆治理为视角,就清代回疆于国家体系中的地位、清代回疆基本治策因俗而治之赓续与变异、因俗而治之下清代回疆的地域文化、回疆伊斯兰文化的政治法律功能等多方面展开多元族群背景下的国家建构问题的研究,指出清代回疆治理不乏成效,亦值得多族群关系与国家建设深鉴。清代对边疆尤其是新疆的治理为传统中国国家治理注入许多新的因素,也为我们当下的边疆治理提供了诸多启示与思考。     

“使重臣治其事”——元至清初云南边政体制嬗变与边疆治理研究

元灭大理国后将云南纳入版图,并实现了云南与内地在省级行政区划上的统一。"使重臣治其事"是元至清初中原王朝治理云南边疆的重要理念,无论是元代藩王与行省宰执的"分权共治",还是明代勋臣与藩王、勋臣与内官、勋臣与巡抚的"共镇"与"共治",抑或是清时督抚体制下的"同城共治",实则是中央在边疆施政的具体举措。各个阶段前后相继而又多有更张,共同推动了中原王朝治理云南边疆的不断深化,使云南边政最终实现内地化。     

明代北方边疆防御中“智防”策略的应用

在我国古代的边疆防御中,存在着显性的城防、人防。无论是城防还是人防,无不凝结着君臣的智慧与谋略,即智防。通过对明朝边疆形势的分析,研究明代北方边疆防御体系的构建,考察明代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北方边疆防御问题的俺答封贡,得出其中一脉相承的是智防策略的应用。智防有效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封建王朝的边疆防御问题,奠定了明清政府治理蒙古的新模式。     

论老子“治道”思想的三个维度

老子"治道"思想是传统治国理政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本文从三个维度予以考察:一是本体论维度的"道治",老子强调按照道的方式去治理,重视"道治"的形上性、根本性、全面性和规律性;二是价值论维度的"善治",批评世俗价值和伦理礼制,主张在治国理政中贯彻"自然无为"的宗旨;三是境界论维度的"至治",描述了"知其文明,守其素朴"的理想社会形态,既有统治者自身权力的规范约束,也有民众的教化引导,从而达到最高的治理境界。老子"治道"思想的三个维度各有侧重又相互贯通,"道治"凸显了治理的基础和根据,"善治"展示了治理的方式和策略,"至治"描画了治理的方向和蓝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     

论近代交通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内地化牵引

西南边疆近代交通起于中法战争之后法属滇越铁路的修建,西南边疆社会的路权意识亦随之觉醒,也使滇越铁路从修筑到之后的运行,就始终伴随着边疆人民的路权声张及对交通权益维护的问题。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的近代交通建设,不仅凸显了国民政府在西南边疆社会凝聚力的增强,也前所未有地提升了西南边疆与内地的紧密关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