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抒情的漫游之歌——陈太胜的诗歌写作简论

陈太胜是当代一位颇为矜持而自制的抒情诗人.他的诗中有一种寻求精神还乡的强烈羁旅意识.旅行、风景,以及因此的经验(动词)和观看,为其25岁之后的诗歌写作敞开了新鲜而广阔的空间.其语言节制、平静却充满悖论,呈现出了一种"非个人化"的文体特征,并因此展示出了他自在而自为地面对世界与自我持守的人生态度.     

由新诗发展史谈诗的"变"与"常"

佛家认为世间一切无常.用变与常估量世间万物,"变"显而易见,"常"难以指认.要辨析新诗的"变"与"常",不妨将其置于新诗发展史中考量. 诗歌之"常"是诗歌与其他文类相区别的特征,也可视作诗歌写作者的共同倾向,或是在一定时间内具有稳定性的诗歌特性,写作者或接受者普遍遵从的一种写作规则或标准,在此简称诗道."变"则是对常规写作的一种解构,或曰革新性写作.     

论“第三代”诗人的持续性写作

20世纪80年代末期,"第三代"诗歌运动结束之后,基于个人和社会等各种原因,有的诗人选择了放弃诗歌,还有的诗人则选择留守在现场,继续自己的诗歌创作之路。经过了90年代这十年的积累和沉淀,不少诗人在新世纪又返归诗坛,重新创作。他们在新世纪的持续性写作,既可能是对80年代诗歌传统的一种精神延续,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新世纪以来诗歌格局的形成和诗歌生态的变化。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自由吟唱--论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个人化写作"

“个人化写作”是20世纪90年代诗歌特征的极为重要的共识性概括,具有文学史意义。“个人化”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写作价值取向的完全个人认定;对个人经验的绝对服从;对自我诗意言说方式的充分自信。90年代诗歌的“个人化写作”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展开的,不免存在着探索的误区,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与高度的警惕,以引领新诗走上个人化的正途。     

论华兹华斯诗歌中的“启示”

"启示"一词只在华兹华斯的诗歌作品中出现一次,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它一直是评论华兹华斯诗歌与诗学的关键词.纵观华兹华斯的批评史可以看出,大部分的批评者针对华兹华斯"序曲"对"启示"一词的阐释是建立在一种"末世论"的认识基础上的.本文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指出华兹华斯诗歌中的"启示"是文本与历史的汇合,是在一种个人化的情境中实现的"神启".它是个体的而不是普遍的;是在回忆中的理解,而不是预见.更为重要的是,华兹华斯将"启示"中"末世论"的"普适性"和"回忆中的个体性"与他的诗歌标准相类比.华兹华斯诗歌中的"启示"是非暴力.非"末世论"的.     

从柳宗宣的写作看当代诗歌的"根性问题"

"写作之根"既由当下现实所培育,也由漫长的诗歌传统所塑造.柳宗宣称不上是一位传统型诗人,但借助"传统"这一对照性视角,可以发现个人经脸、当下现实生活在他诗歌写作中所产生的积极效应.     

"中生代":当代诗歌写作中的一种"地质"

当代诗歌发展至新世纪初,一批主要是1960年代出生(也包括1950年代末、1970年代初出生)的诗人以其独特的写作渐渐为人所瞩目。当代诗坛也出现了相关的命名问题。从这一类诗人与“第三代”、“70后”诗人迥异的精神背景和写作取向、文本价值等方面思考问题,可以探悉到他们的写作具有不能以历史时间的“代”可以划分的“非代性”,以及无法成为流派、“集体”的成就突出的个人化风格。在此基础上,“中生代”的命名更有其合理性。有意识地运用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地质学名词,表明命名者看重的不是诗人在历史时间中占据什么位置, 而是强调他们的写作状态作为诗歌写作的一种精神和品质。     

"知识分子写作"诗歌流派的精神向度和诗学立场

“知识分子写作”是20世纪中国诗坛的一个诗歌流派,其群体中的诗人有着自己的美学观念和诗歌追求,但从诗歌发展的事实看,他们无可争议地呈现出相似的诗学立场。本文从诗人主体、诗歌与现实、诗歌本体和诗人与读者四个方面阐述“知识分子写作”群体的精神向度和诗学立场。     

底层为何写作

张清华认为,底层写作所应该引发的,是诗人的精神良知与责任感,是对社会正义的关注,对公共领域中道德价值的维护,由此可以给萎靡的"个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写作以一点改变,对社会的道义状况也是一种促进;赵金钟认为,"打工诗歌"直面人生现场和第一体验.是对概念化、公式化写作的撞击,其拙重质朴的意象直接叩响读者的心扉;何轩认为,"打工诗歌"记录着社会转型期间底层民众独特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并且以文学痛感的方式触及了中国社会底层的一系列问题及其背后折射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传达了社会底层与中层、层之间不和谐的关系;张德明认为,"打工诗歌"借助工业话语、乡土话语、动物话语、心灵话语等谱系营构出一个独特的诗意空间,形象地再现了打工者的生活苦痛、现实挣扎与心灵窘境,有着令人信服的历史真实感和撼动 人心、引人深思的艺术感染力;龚奎林认为, 打工诗人在物质痛苦、身心煎熬甚或穷困潦倒的状态下以自己的笔和诗建构起人在旅途的精神家园和独居异域的文化故乡,其抵抗资本异化的救赎意义不言自明.     

"文化流散"与西南少数民族诗歌创作中的家园情感

"文化流散"是一种"跨文化"的生存状态,所有的流散者"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居住于一个多种文化之间的世界,于矛盾的和冲突的传统中创造自我的身份认同".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人大都属于文化流散者;在他们的"流散写作"(diaspric wrting)中,"家园情感"是与文化身份的模糊或丧失紧密相连的情感形式,并通过文本中的"非家幻觉"(unhomely)得到集中表现.文化流散既是一种精神与情感上的创伤,又是一种文化特权、一种不可多得的优势,它所带来的这种独特经历,有助于诗人们在诗歌中从"跨文化"的场域去书写个人的生命体验和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也有利于少数民族诗歌走出传统的樊篱,获得一种全球性的诗歌品质.     

蒲风诗论在其诗歌创作中的演绎

蒲风是中国诗歌会的骨干人物。他不仅撰写了大量的白话新诗,还积极探讨诗歌理论。蒲风诗论在其诗歌创作中有着完美的演绎,既贯穿着"捉住现实"的精神,也不断地创造着诗歌的新形式。他以自己丰厚的诗歌创作实绩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诗坛增添了光彩,也为新诗走向大众化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论中国诗歌精神对主体意识与危机意识的超越

主体意识与危机意识决定当代社会的走向,中国诗歌精神"诗言志"与主体意识保持着相关性,中国诗歌精神"兴观群怨"又与危机意识保持着相关性。主体意识的缺陷并不能完全依靠危机意识来补救,而中国诗歌所追求的诗化生活和天地精神,却能超越主体意识与危机意识轮替主宰的现代生活。中国诗歌是儒释道之外的第四类文化,它的思想价值应该重新被重视。     

诗歌翻译中的意象转换

诗歌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翻译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活动。意象是诗歌的要素之一,但由于不同文化在诗歌表现手法上不尽相同,因此在诗歌翻译过程中意象是否可以转换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通过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探讨,认为“形神兼备”是诗歌翻译的理想境界,但在诗歌的实际翻译过程中进行一定的变通与转换,也同样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形式移植在译诗中的重要性——评江枫译诗《哦,船长,我的船长》

诗歌形式是诗歌文本区别于其他文本最重要的特征,是诗之所以为诗的标志。诗歌翻译能否保持原诗形式?江枫认为形似才能神似,并将其翻译理念付诸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就。从形式移植的角度来分析惠特曼"Oh,Captain! My Captain!"的江枫译文《哦,船长,我的船长》,揭示了形式移植在诗歌翻译中的重要性。     

论汉语诗歌语言的音乐性(上)——新诗音律研究

这篇长文写于1980年夏秋季,即23岁时,当时我在成都大学中文系的学习即将结束。此文后来一直放在那里,未刊。时隔三十多年,今天看来,这篇东西还是有其意义的:旧体诗词的格律被打破以后,汉语诗歌的音乐性传统如何在新诗中重新得到发扬?这远不仅仅是关乎诗歌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关乎汉语的问题,而且是关乎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问题。如果我们今天已经不能"原教旨主义"式地照搬中国古代文化的某些具体形式,那么,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精神如何才能得到弘扬?本文对汉语诗歌的音乐性及其在现代新诗中的体现形式的探索,可以说是为这方面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具体例证。现在把它整理出来,一仍其旧,以存原貌;只是加上了全文的副标题"新诗音律研究"及各节的小标题。     

“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钱钟书历史诗学思想试析

钱钟书先生虽以文学家及文艺批评家著称,但其在史学思想领域也颇有创见。他针对诗、史联系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钱氏这一诗、史联系理论同西方新历史主义"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理论相比照,不难发现钱氏历史诗学思想实质即在坚持"诗、史有别"的前提下融通文学与历史,进而强调文学与历史间的"互涉"。     

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再论南社诗歌的文学史地位

辛亥革命前后诗坛形成革命诗潮,南社诗人的成就,是其重要标志。革命诗潮是诗界革命的新阶段,沿续了＂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三长具备的诗界革命纲领。在冲决旧诗境域、开拓新诗意境方面,表现出更不受传统诗教规范拘缚的精神,近代民主意识、民族精神、反清革命成为时代主题,在语言和格调上也有所变革发展。但国粹主义文化观阻碍了诗体变革的突破。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构成中国诗歌近代化转型的重要阶段,也形成了至今仍影响面很广的第三种诗歌类型＂旧体新诗＂。     

论台湾现代诗的"抒情"

探寻了台湾现代诗的诗学理想．认为台湾独特的时空语境、诗人“知性”精神的自觉，创造了台湾现代诗独特的“抒情”诗学，产生出区别于中国传统抒情诗的新人文抒情形象与抒情策略、方式．     

“流观”华夏神话思维在中国30年代现代派诗歌中的体现

一、模式概说何谓“流观”?就是“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宇宙观念。房龙曾说中国人不懂得焦点透视①,初闻确有贬损之意,但这又是一个十分客观的说法: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是从以大地,上下为中心出发的宇宙观念,不但在神话哲学里,而且在华夏美学里都有一个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美学思维,     

论《孟子》对文本之《诗》王道政教意义的赋予

孟子对孔门诗教意义的生发,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然而人们却往往忽略了诗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孔子至孟子时,《诗》正经历着由与乐舞结合走向分离的过程。把这一背景纳入考量范围就会发现,在《诗》学巨变过程中,孟子在《诗》的政教意义的最终赋予上具有其他诸子难以企及的贡献。孔子之时,诗乐舞尚未分离,《诗》教即是乐教,换而言之,孔子并没有赋予《诗》之文本以独立的政治教化意义;而《诗》三百脱离乐舞之后、其独立教化意义的赋予则多赖孟子之力。而这正是孟子于《诗》教发展的最大贡献,汉人解《诗》无不脱离乐舞而单从《诗》之文本入手,从这一角度上来讲,汉代诗学的经学化进程正是赖此而开;汉代乃至后世的《诗》的经学化阐释路径,也主要是由孟子导夫先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