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清怨"诗风的源与流

本文从文本形态、社会风尚、诗歌美学等角度分析了曹丕诗歌的“清”“怨”诗风,并对汉魏之际“清”“怨”诗风的形成进行了论述,理顺了“清怨”诗风的渊源和发展。     

怨与愤:司马迁对文学抒情的认识

怨与愤都是指人在同不合理的社会环境发生冲突时产生的情感,司马迁肯定了这种情感对文学创作的意义,提出“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将作家创作的动机归结为“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正是对“发愤”的最好解释。如果说“怨”侧重于抒情在创作上的表现,那么“愤”就是作家创作的动力。“发愤著书”说的提出与司马迁的遭遇及其对“立言”的重视有关。在汉儒们提出“怨而不怒”的抒情标准情况下,此说大为珍贵,在理论上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可以怨的历史传承与嬗变

以怨言诗是中国诗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理论命题。它源于孔子的“诗可以怨”,流衍出“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主张,在中国诗史上形成一条影响深远的理论意脉。本文拟对诗可以怨这个诗学命题的诗学源流和思维方式作出分析,并且立足于当代文论建设,对此命题进行学理反思和局限分析,在局限分析中把处于悬置状态的新的文学观念逼现出来。     

风骨:中国美学的"刚美"意韵

本文对中国古典美学范畴“风骨”的历史源流、审美特质等进行了探讨和总结,指出“风骨”就是要求艺术作品既要在内容上具有强烈而充沛的思想感染力,又要在文辞表现上具有精当挺拔、刚劲、遒健的力量。从而证明了“风骨”具有刚美的品质和特征,体现了中国美学的刚美意韵,它应属于刚美范畴。     

威严宏大神秘深沉——中国商周"古典主义"设计风格界定

设计风格属于美学范畴,“古典”存在于设计的类型分化及价值观念两方面,对于商周设计风格的界定,应从精神模式及形式表现两方面展开,证实其“古典主义”的地位,揭示人类认识事物的共性特征。     

“兴、观、群、怨”说的内涵发展及影响

孔子在《论语·阳货》篇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兴、观、群、怨”的提出对诗歌美学作出重要贡献。在孔子“兴、观、群、怨”的基础上,后人多对其进行阐发,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对“兴、观、群、怨”不断出现新的理解和补充,成为我国古典诗歌中重要的理论批评。     

《红楼梦》的美学风格特征

<正> 什么是《红楼梦》的美学风格?六十年前,俞平伯先生答道:怨而不怒。可是这个答案在三十年前却受到“政治性围攻”。但棍棒产生不了学术创见,也打杀不了学术创见,正如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所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学派可以由自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     

清代“苦戏”风格论

自从有了“怨谱说”,中国的悲剧观念才在明代形成系统。这便是以“动人”为重的审美效应论,以“苦境”所包孕者的形象主体论,还有以悲收束的美学结构论。明代怨谱理论家讨论范围之广泛、审美角度之多维,都使得怨谱说在中国美学史和世界美学史上,理应占一席重要的地位。     

"闲人"、"闲居"与"闲味"——白居易闲适诗语词的文化解读

白居易在仕途中,由无奈到自觉,执意于任“闲官”和当政治“闲人”;在生活中走“中隐”之路,晚年执迷于在城郊“闲居”、“闲游”和“营闲事”;在美学上执著于对“闲味”与“闲乐”的探求,从而为我们展示了其丰富和特殊的人生美学与诗歌美学的历程。“闲人”、“闲居”和“闲味”等语词的解读,有助于对白居易的闲适诗进行深层次诗蕴探索和文化特征分析。     

美夔诗歌美学思想初探

本文对姜夔诗歌美学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对诗词意境提出了新的审美要求,追求“含蓄”、“幽微”的审美风格,和“高妙”的审美理想三者构成了姜夔诗歌美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在南宋诗坛上,姜夔的诗歌美学思想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金圣叹、李渔文论之不同特点新探

金圣叹和李渔虽同属明末清初的文学家,且都精于小说戏曲理论批评,但两人的性格为人、生活态度、人生道路等许多方面也存在不同之处。因此,金圣叹与李渔的文学思想也有明显的不同,呈现各自独有的特点。金圣叹服膺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创作理念,推崇悲剧,肯定《水浒传》与《西厢记》都是以悲剧结尾的杰作。李渔则表明并不认同“发愤著书”,宣扬“唯我填词不卖愁”,极力肯定喜剧创作,甚至认为自己的诗文“皆属笑资”。     

王国维的“观”论 ——兼论“境界”是艺术本体

本文拟就王国维所言之"观",从生成背景、发生条件、与天才观及境界论关系等四个方面进行考察,进一步深化对"观"之认识。王国维所言之"观",既以中国古典诗词为批评材料,脱离不开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又以西方哲学界叔本华等人的审美直观认识论为理论立足点。这两种理论传统存在深刻的文化背景差异。这种差异集中反映在审美观照的发生条件及与天才观、境界论的理论联系之中。并借此说明王国维拈出"境界"二字作为词的艺术本体,即作者以审美直观认识到世界、人生的普遍本质,并作词以表达之,此词即有"境界"。     

无家可归的异乡人--卡夫卡的"归属"问题

卡夫卡,这位20世纪西方文坛的"怪才",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文学流派,他属于整个文学;他不属于某一民族,而属于超越了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的世界性作家.正是因为他自成一体,所以各种"主义"都从他那里获得了启示,各种流派都从他那里找到了根源,许多当代伟大的作家都将他当作借鉴的榜样.     

论块垒

"诗可以怨"、"愤怒出诗人"等说法表明,作家的人生感悟是产生创作冲动、进入创作过程的原点,也是整个文学活动的起点。我们筛选出"块垒"来表示作家的人生感悟的郁积状态。块垒源于日常生活中的感悟,是渗透着深刻理性的情意状态,来自于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方式,并处于向艺术的掌握世界方式转化过程中的产物。块垒在文学创作中,一是作为"受动之始"的情绪记忆,二是驱动创作活动的内在激情,三是作为蓄势待发的心理定势,最后将会变成作家头脑中的生气灌注的意象世界,即文学作品的雏形。块垒是作家酝酿、孕育作品的心理活动,应该成为文学理论体系中的元问题。     

北宋贬谪诗文论略

北宋遭受迁徙、贬谪之苦的诗文家众多。北宋人在贬谪期间所创作的诗文,在文学风格和审美情趣上与前人(特别是唐代)的有所不同,大多表现出高旷平远、淡泊闲吟、乃至戏谑调侃的特征,实现了对传统贬谪诗文以悲为美、且多表现哀怨愁苦的超越。     

边缘性写作的开拓性研究——杨经建《存在与虚无——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论辩》评介

杨经建的著作《存在与虚无——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论辩》,对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这一边缘性写作之缘起流变、艺术表现形态及审美现代性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系统研究,具有非常独特而重要的学术价值。     

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刘勰的“对策写作论”及其对申论写作的启示

“对策写作论”是《文心雕龙.议对》篇的一个重要内容。“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是刘勰对于“对策”写作的形象性描述,是“对策”在写作上的美学要求,它体现了《文心雕龙》始终强调的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理论原则。这一个美学要求,既阐明了“对策”写作与一般议论文写作的区别,也阐明了“对策”写作与文学写作的根本区别,同时也给人们指出了提高“对策”写作能力和水平的根本途径。刘勰的“对策”写作理论,对于当今的申论写作仍有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从对屈原的评价看汉代人的文学批评思想

汉代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反映了汉人的文学批评思想和文学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以人品定文品,肯定屈原及其作品者目之为“忠贞之臣”,而贬之者则说他是“狂狷之士;司马迁透过屈原的作品发现了一个“怨”字,从而提出了“发愤著书”的创作动因论;以儒家诗教原则和儒家经典为标准对屈原作品进行评判,反映出汉代以政教为中心的实用批评思想。     

中国古代应用文审美特征的形成原因

由于古人对应用写作始终缺乏宏观的理论认识,在文章价值追求上“尚用”的观念与“美文”的传统的并存,以及哲学文化传统和古代文章对应用文语言的形成和发展的强大的影响制约力,中国古代应用文因而有其明显的审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