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分化与村庄社会整合

当前农村社会日益严重的阶层分化与农民经济分化有关,但高度的经济分化并不必然产生阶层分化。发生在熟人社会场域中的农民分化受到村庄社会整合机制的作用,形成了村庄社会的低度分化。村庄社会整合机制体现为：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结构,为村民提供情感认同与价值规范;以集体经济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基础,强化村庄治理的公共性与村民的利益关联;以公共生活为载体的媒介机制,为村民提供价值再生产空间,形塑互助合作的阶层关系;以村规民约为主要形式的制度基础,通过对个体的行为约束维护村庄公共秩序。村庄社会整合的四重机制通过维护村庄公共性弱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与区别,重塑了一个稳定有序且有活力的熟人社会秩序。     

村庄类型与农民公共精神的差异性呈现——胜利村、南坝村和十里村的比较

根据村庄社会关联形式和性质的不同,分别从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和关联度评价、村庄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意愿和价值评价、对待村规民约的态度、对公共事务的意见表达行为及村民日常生活中寻求帮助的方式选择等维度对胜利村、南坝村和十里村三个村庄农民公共精神表征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社会关联程度和性质不同的村庄农民公共精神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社会关联度较高的村庄农民对公共事务的态度、价值认同及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行为都高于社会关联度相对较低的村庄。因此,建议通过加强对农村社会公共文化生活的重构,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与公共理念。     

基督教信仰对村落社会生活的影响——基于一个滇中苗村基督教信仰生活的人类学研究

基督教信仰嵌入滇中苗族村落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与苗族传统道德观念相融合,强化了当地村民向善的心性和内敛的行为规范;提升了村落公共生活的品质,增强了信教村民的归属感、凝聚力和公共道德感;促进了社会交往的变革,形成了一种不带有血缘、地缘关系的新关系网络。滇中苗族村落基督教信仰成为了当地村落社会生活的重要整合力量。     

论民间道教文化对农村社会资本的培育

乡村治理的一个内生化维度是受民间道教文化影响而形成的社会资本。＂老天爷＂、祖先灵位和＂街头官僚＂型神祉共同构成了确认集体价值、塑造村庄信任和约束村民行为的信仰结构;道教文化中的关键人物和村民之间彼此认知的重塑使道教信仰向现实生活延伸;宗教仪式与家庭教育则使社会资本得以维系。基于道教文化所形的社会资本具有潜在性和分散性,并可能加剧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和利益分配的失衡,迷信的可能也使其难以转化为公共管理资源。应通过制度干预重建＂信任所指＂,发挥民间道教文化中有利于个人道德提升的部分,将其纳入公共管理框架。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公共服务何以提升治理效能？——基于四川南部县A村合村并组实践的观察

合村并组不仅是村庄建制的调整,也是现代化中的乡村社会变迁,重塑着村民的生活半径。村民生活边界的开放与再塑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边界调整期的村民对合并村集体的认同感较低,公共事务的合意较难达成,致使村庄秩序分化。重构村庄治理共同体,是合村并组的重点工作。整体性治理的思路对于建设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供给通过发挥协调、整合、信任这三个机制的作用,能够激发村民的主体意识、培育他们的公共精神和提高他们的责任感,进而提升村庄治理效能。因此,应优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以有效回应合村并组带来的治理碎片化难题,实现社会安定和谐的总目标。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研究 ———以河北周村修路事件分析为例

国家外部资源在试图进入村庄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无法顺利地与村庄内部资源结合,完成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存有小农理性的村民在决策过程中对于公共产品供给的关联因素的权衡选择以及目前在农村实行的"一事一议"决策制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实践偏差,是导致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执行困境的主要原因。从外部进入村庄的强制力试图通过对于村落理性的限制而解决现实困境的效果甚微,一种基于村落新的共同体认同和民间权威认同的内生约束力量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村庄决策执行的真正行动力。公共决策的顺利实行有赖于在村落中寻找基于"公"的认同而发挥约束作用的公共产品与理性追求个体私利的村民的联络点,以最终实现公共产品的决策与供给。     

乡村建设行动中的资源输入与村庄公共政治再造

乡村建设行动中大量的资金资源输入为重新塑造村庄公共政治提供了契机。在实践中,大量的资金资源输入,尤其是村庄自主使用公益资金的输入,结合村民议事会、监事会等组织设置和相关议事监事制度的配套,能充分表达村民公共品供给的需求,体现出村庄的主体性,并激活村民自治。同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所建立的村规民约,明确了村民的权利与义务,具有对村民利益连带的强制力,从而也能有效克服公共品供给中法治剩余事务之外的农民不合作困境。以公共品需求表达为核心的分配型协商民主提高了村民参与民主协商的积极性,以利益规制为基础的村规民约实践则有效形塑了权利与义务相均衡的公民意识和乡村公共规则。对村庄公共政治进行再造,能够实现村庄社会的善治。     

现阶段村民自治运作中的权力博弈

村民自治的运作实际是村落场域内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在现阶段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运作中,权力博弈场内的主要局中人是政府、村干部、头面人物、普通村民。由于受村落场域多元性的影响,各类村庄权力主体在不同村庄的公共权力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有所差异,因此形成了干部支配型、精英主导型、群众自治型等多种村庄权力结构。村民自治运作中的权力博弈势必导致各类权力主体在村庄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改变,并引起村庄权力结构的变迁。     

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研究

文章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研究了不同发展水平的村庄其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和供给模式,探索了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与村民自治之间的联系,并从社区外和社区内两个层面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     

农村公共建设“村民自建”的运行机制研究

“村民自建”是农村公共建设的一项有效机制.通过对安徽省南陵县“三会四自一平台”的调查研究发现,在组建村民议事会、项目理事会及项目监事会的基础上,实行村民“自选、自建、自管、自用”,建立多元化资源整合平台,有利于激发乡村社会的内生活力与行动力.在这一“村民自建”的农村公共建设机制中,协作、激励与公共参与是其内在的核心运行机理.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要进一步优化农村公共建设“村民自建”机制,重建村庄共同体,推进乡村有效治理.     

藏族村庄内部和谐本质之探析——以四川省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某村为例

从村庄内部来说,共同的血缘、地缘关系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相结合,构成了村庄互相依靠的生存空间;因年龄和性别组成的民间组织,集生产、娱乐、交流为一体,满足了村庄不同亚群体的各种需求,使整个村庄社会关系处于动态有序状态;从差序格局衍生出来的人情关系网,使整个村庄生活于"以欠人情为始,还人情为终"的责任、义务、情感圈中,村民之间的相互依赖与互助阻止了社会冲突的发生;服膺于神灵的权威消解了世俗生活的担心与恐惧,给村民们创造了安全的精神生活.以上从物质到精神生活的各个环节的平衡互动运转,是这个藏族村庄内部和谐的本质原因.     

农民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动机分析——基于对闽西M村的个案研究

农民参与公共物品是基于不同的动机,其中包括主观性动机、客观性动机、功利性动机、价值理性动机、物质性动机、非物质性动机、个体层面动机、村庄层面以及宗族层面的动机.在熟人社会中,农民参与公共物品不纯粹是为了经济理性和客观利益;生活在熟人社会网络中的他们既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闽西M村村民在生产生活以及文化性活动中达成合作的事实表明,公共物品的供给有利于建构村庄的秩序.     

桂北民间伟人崇拜：现状、特点及其信仰价值——兼论伟人崇拜对和谐村镇创建的影响

通过对桂北民间4个村庄150名村民的调查访谈,探讨了村民崇拜伟人的初始动机和自我意识,分析了伟人崇拜作为一种民间信仰的性质和自觉的伟人情结、公正和谐的道德与人格操守等特点以及对和谐村镇建设的影响,提出了发挥作为民间信仰的伟人崇拜的动力、凝聚、文化、教化四大功能的对策和建议。     

村庄经济类型与村民公共参与——两个村庄的案例分析

村庄经济类型是影响村民公共参与的重要变量.文章结合两个不同经济类型村庄的实践,从公共参与的动机和目的、行为和态度、参与主体的构成等方面,对现阶段中国农村的村民公共参与进行了比较分析,揭示了不同经济类型村庄村民公共参与的差异和特色.     

社会资本与公共物品供给中的精英动员——基于对闽西M村的实地研究

许多学者认为,村落共同体解体的背景下,农民难以在公共事务上进行合作。然而并非所有村落都处于解体状态,并非所有村落的农民都无法在公共事务上进行合作。通过对闽西一个客家村落的实证调查,并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分析乡村精英如何动员村民参与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村民参与的动因。可以发现,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与乡村精英的积极介入有关,乡村精英能否动员村民与村庄的社会资本存量密切相关。     

青海黄南藏族村落祭神仪式分析

通过研究仪式进而理解宗教是人类学研究宗教的重要路径。地方守护神信仰是藏族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本文作者通过对青海黄南藏族村落守护神祭祀仪式的田野考察,并深入仪式背后,将仪式与村落人们具体的生活关联起来,对仪式展演及其结构、仪式中的人神关系、人神交流方式以及仪式对村民生活所具有的功能与意义进行文化阐释。     

凝聚与认同:民间信仰在村落共同体意识建构中的功能——基于对临沂大裕村送火神民俗仪式的考察

民间信仰作为村落民众共同的情感寄托,是村民之间情感交流的重要凭借,也是约束乡村村民生活的有力规范,缘起于个体,逐渐蔓延扩展,最后发展为村落民众的共识,并形成了一套不断完善的仪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绵延传承下来.民间信仰源于乡土社会,又维系着乡土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送火神"仪式作为一种民间信仰方式,有着繁琐的程序、悠久的历史,承载着丰富的民间文化,对维系村落关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信仰及其仪式对村落的发展和村落文化的传承以及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     

艺术介入乡村公共空间的经济表现——以甘肃石节子村美术馆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公共空间的范围越来越多越来越广,其功能和特点越来越需要被界定和提升,公共艺术作品便是填充与体现特定区域审美水准的标杆之一,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风向标识。本文以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石节子村为例,阐释雕塑这种公共艺术作品给乡村带来的经济表现。直接的经济表现为增加了石节子村村民的收入,提升了村庄的知名度;间接的经济表现在使村庄的公共基础设施得到了改善,村民的自信意识得到增强,生活品质得到提高。     

农村“代际剥削”的路径与机制

在城镇化的背景下,第二代农民工通过婚姻市场要价这一"倒逼"的基本路径,从父辈手中索取资源进行结婚、买房,实现小家庭在城镇的立足,并依托父辈的隔代抚养和其他后续资助完成人口和生产的再生产。对于第二代农民工的父辈来说,"续后"的家庭信仰使得他们仍然恪守责任伦理,村庄经济分化所衍生的社会性面子竞争则形塑了村民"虚胖"的生活逻辑,以保证其家庭和子代的延续与生活的体面和尊严,避免沦为社会的底层。     

两种公共产品的供给与中国农村的发展

法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宏观法经济学的研究主题.自1987年实施的村民自治法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重要法律体现.民主具有防御剥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中国的村民自治法实施之后,农民负担上升,农村发展缓慢,并且在富裕、贫穷的村庄能够同时观察到村民自治法实施良好和不佳两种局面.如何合理解释上述现象?从将公共产品区分为政治类公共产品和经济类公共产品出发,以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提出在有限财富、生产分散等约束下,作为政治类公共产品的村民自治并不支持经济类公共产品的供给,也无法有效对抗汲取;新农村建设等政策虽消除了汲取但依然没有建立起稳定的经济类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区分两种公共产品及其作用的理论也能够合理解释富裕、贫穷的村庄同时出现村民自治法实施良好和不佳两种局面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