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范晔对东汉“党人”的编纂及评价

范晔在《后汉书》中增设《党锢列传》并以之为核心对东汉的“党人”群体进行了记载。对于“党人”的编纂，范晔在《党锢列传》传首用长序、采谣谚来交代“党锢”的起因与经过，并以之提携全传，又择“三君、八俊”等核心“党人”为传主，以此展现“党锢之祸”的全貌，对于其他“党人”,则以类(德性)相从进行合传。范晔对东汉“党人”的这种编纂方式使其在《后汉书》中形成了以《党锢》为核心的“党人传”记载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党事”始末之主次线索清晰，“党锢”人物之行事编排严密，东汉后期之历史发展面貌丰富。同时，在相关传记中范晔又以大量史论表达了他对东汉“党锢之祸”影响东汉历史走向，以及东汉“党人”出处进退及其精神的看法。范晔对东汉党锢事件及人物的记载，最能体现他的历史编纂水平。     

祢衡故事的文化意蕴

祢衡因以才抗世辟邪、以狂卫道抗权而被害成为悲剧人物形象。祢衡故事经过千年流播而持为具有张力结构的“祢衡话语”,其以“才”、“狂”、“悲”为三个重要节点,在千年传响中蕴涵着历代士人的深切悲感之心和深沉不平之意。“击鼓骂曹”作为祢衡话语的关键词和建构肯綮,被铸成千古独绝的反抗强权的文化符号。     

从"通"到"无"——从东汉儒学到玄学的理论与实践突围

两汉学术与思想以求“贯通”为特点,主体“心”在东汉儒学贯通天人与古今中的诠释地位突显了出来。面对东汉以来的社会变乱,党人集团道德实践的失败和魏初文人化儒生的生存困境,使长期作为思想潜流存在的道家登上了思想前台。玄学思想家开始探索人与道的逻辑关系而提出“无”本体论,以此寻求一个更优越、更本源的思想与社会立场,从而把握个人和天下之命运,思想范畴也由儒家的“通”转向玄学的“无”。     

论李白的“狂”

中国历史上,不被世俗所理解的“狂士”、“狂生”似乎历代都有。比如先秦的张仪、苏秦,西汉的郦食其、东方朔,建安时的祢衡、孔融、刘桢,魏晋时的阮籍、稽康等,都以“狂”著称于世。但这些人都不及李白。李白的“狂”为时人称道,更为后人仰慕。他自     

王阳明“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的趋融

《尚书》中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在后世经学阐释中逐渐开启了“狂”与“圣”之间的分野,宋代以降屡有对“狂”“圣”分野的质疑与重释,明代关于“狂”与“圣”的讨论开始往“心学”之路上走。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框架中阐释“狂”及“狂者胸次”,“圣”及“圣人气象”。王阳明认为,狂者依良知真是真非而行,在行为上“嘐嘐圣人而行不揜”,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将成圣的根据牢牢安置于人的内心,“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将圣人之道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绾合起来,高屋建瓴地提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在他的思想中“狂”与“圣”渐趋弥合,在他的人格上“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渐趋融合。“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趋融的关捩就在于“裁”。以“致良知”裁之,“狂”之资与“圣”之质在阳明的人格上趋于圆融自如。     

汉语“忧虑”概念场主导词的历时替换

在汉语历史上,“忧虑”概念场主导词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先秦“患”、“忧”竞争,“患”占有优势;东汉始,“患”让位于“忧”;魏晋始,西汉后期进入本概念场的“虑”与“忧”展开角逐,直至宋代才取代“忧”成为主导词;元代后期,“虑”又让位于东汉始进入本概念场的“愁”.可以从先秦至西汉、东汉至五代、宋元、明清四个时段考察其间的这种历时更替过程.     

论"三君"

东汉桓灵之际 ,窦武、刘淑和陈蕃被天下士人尊称为“三君”。在三君中 ,“不畏强御”的陈蕃是清流派士大夫官僚的代表 ,是党人集团的政治领袖 ;窦武则以外戚的身份成为政治权力的靠山 ;宗室刘淑则为党人集团精神信仰的依托。以“三君”为领袖的党人集团的形成 ,是延熹二年以后政治格局的基本特点。在皇权已经异化 ,不能代表封建国家的整体利益的情况下 ,以“三君”为代表的党人集团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建构自己的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 ,以维护封建国家的整体利益。如果说党人集团的政治权威在皇权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的话 ,那么他们所建构的道德权威却远远地超过了皇权 ,并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     

应给赵壹一个公正的历史评价

赵壹作为东汉末年抒情小赋的作家在汉代文学史中仅占列于张衡之下的,与蔡邕、祢衡相并的一小节之位,没有人对他垂青,更很少有学者去探究他仅以一篇小赋而闻名的原因,只是在批判现实、抨击社会黑暗的     

论陈子龙诗学体系中的“真”与“雅”

诗学发展到陈子龙所处的时代,无论是文学内部,还是当时的社会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陈子龙祖述六经,力返风雅,上绍七子,宗法汉唐,提出自己“情以独至为真,文以范古为美”的诗学主张。这种主张又往往与忠君爱国、事功济世、雅正崇古、忧时托志的精神交织在一起,引发他创作实践、审美心理的嬗变。     

屈原之死的哲学意蕴

屈原自沉汨水，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已经变成一个具有哲学文化意义的符号。穿过历史的隧道，我们看到了屈原忠君爱国的忧惠意识，以及带有宗教烙印的荆楚巫官文化对他“死亡意识”的自觉影响。尤其是他固守气节与风骨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死亡观，彼此交相辉映，凸显其死亡的哲学意蕴。     

学衡派与吴宓研究70年

学衡派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 ,他们强调世界文化的共通性 ,反对五四新文化一方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在文学方面 ,他们希望对旧的文学形式进行改良而不是彻底的改革。吴宓是学衡派的灵魂人物 ,他的文艺理论代表了学衡派的最高水平     

正郭与弹祢——《抱朴子外篇》汉末名士评议

对于两晋士人交相称誉的郭泰、祢衡两位汉末人物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表述了他的不同看法 :郭泰是既怕仕途凶险又不能忍受潜居苦闷的假隐士 ,祢衡则是言行偏至的狂悖之人。他们在人格上属于同一类型 ,都是以外表眩世而心希荣利的人物 ,魏晋以来任情唯欲的士风皆为郭、祢之辈的流风遗韵。葛洪对汉末名士的评价一方面基于他对东汉历史的独特认识 ,另一方面则是借评骘汉末名士以重铸士人气节 ,表达他的理想人格     

吴宓与《学衡》:整合的文化现代性理路

在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共同推动文化现代性建设的历史进程里,吴宓从自己的固有文化视域出发,以《学衡》这一明确反对新文化运动偏激取向的刊物为依托全面展开了对整合的文化现代性理路的深入思索。这种整合中西传统文化精华建立新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现代性发展思路体现出了比新文化阵营更为健全的文化心态和比一般文化保守主义者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对其展开重新分析和评价将会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和思考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的问题。     

许衡与元初蒙古、色目生员之培养

许衡是元代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政治家,他一生政治上的作为并不是很大,大部分时间是在教书育人中度过的。他对元初蒙古、色目生员严格要求,向他们灌输程朱理学思想,促进了这些生员的“汉化”。许衡培养蒙古、色目生员的出发点在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为元朝造就了大批人才。     

周密笔记的遗民情怀与史料价值

周密宋亡后以笔记野史和遗民气节名,遗民身份与其笔记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联系,遗民情怀渗透在其笔记从内容到文字的各个方面:在内容上表现出怀旧、反思、控诉的主题,写作时强调“得其实”与“直书”,文字中流露出浓郁的盛衰之感和追念之怀。他的笔记蕴有极大的史料价值。     

从张衡的心态变化看汉赋观念转型

张衡的心态完成了从依附性心态向隐逸心态的转变,他的汉赋观也经历了由汉代主流的政教赋观向自觉赋观的转型。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张衡终结散体大赋,开启抒情小赋,实为汉赋转型过程中终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的心态变化对于汉赋转型的影响应该引起充分重视。     

试论建宁王李倓之死的真相

唐肃宗李亨在＂马嵬事变＂发生后,决策分兵前往灵武,建宁王李倓在决策中具有首倡之功,但是建宁王李倓与太子广平王李俶之间从此开始了权力的争夺。在广平王李俶一派的政治压力下,最终唐肃宗赐死了建宁王李倓。李倓的真正死因,并不在于宦官李辅国等人的诬陷,李倓之死的实质,乃是唐朝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之争的结果。     

《大理古佚书钞》中的李宓

李宓是唐朝进攻南诏的天宝战争主将,战败而全军覆没。本文对《三迤随笔》、《叶榆稗史》和《淮城夜语》三部明代笔记小品残篇中关于李宓的记载作了对比研究。     

韩愈与衡湘文化

韩愈诗文将＂衡湘＂合称,＂衡＂多指衡山,＂湘＂指湘水。韩愈途经衡湘一共四次。他的作品涉及到了其中第二次和第三次的经历,尤其是第二次与衡湘文化密切相关,写下了著名的散文《送廖道士序》和诗歌《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南岳衡山是道教的圣地,而韩愈信仰道教。他的散文创作先于诗歌创作成熟并且影响了诗歌创作,最突出的是体现了地域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