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返还互惠协议评析

作为解决文物返还国际争议的一种合作型策略,文物返还互惠协议在明确文物来源国对争议文物享有所有权的同时,要求其作出承诺,将同种类别和价值的其他文物租借给移交该文物的博物馆等收藏机构并号召双方在更广阔的领域开展文物交流。互惠返还协议兼顾了文物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利益需求,为文物返还争议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理想方案。     

英国文物返还事务处理机构工作评析:标准及其实践

为应对二战以来各国针对英国提起的文物返还请求,英国设立了专门的文物返还事务处理机构“掠夺建议委员会”。在综合考虑法律、道德、买受人是否善意、公共利益等标准的基础上,掠夺建议委员会将作出提出返还请求、同情性补偿、驳回请求人请求等三种建议。委员会提出建议时的考量因素,对于我国此后向英国主张类似权利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文物返还国际争议解决的合作与交流原则

文物返还国际争议体现了不同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倾向于将文物留存在国内,而另一方则极力主张文物的自由流转。解决文物返还国际争议,应遵循国际合作原则,寻求建立一种以共享和交流为主要方式的互惠性的安排机制,从而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需求。     

考古类文物返还的法律难题及解决之策

中国在对非法盗掘流失海外的考古类文物进行合理追索时,常常面临文物来源国与市场国之间法律层面上的障碍与困局。以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遗址被盗金箔饰片案为例,根据中国与法国的国内法规范,分析案件争议标的物所有权移交过程中的问题,关注原物所有者、善意取得者、时效规则、国家利益与公共政策等利益的平衡。依据国际软法规定,梳理出有利于中方文物所有权永久回归的规则。摒弃以往可行性较小的诉讼解决途径,由中国国家文物局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与法国吉美博物馆进行双边协商与谈判,并以物之所有权永久回归的方式推动考古类文物的返还。     

全球十大被掠文物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日前登出《十大被掠夺的文物》一文。1.圆明园兽首圆明园著名的十二生肖兽首铜像,于1900年侵华八国联军抢劫圆明园时被劫走。2009年2月26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发表声明,坚持反对佳士得拍卖兽首铜像。     

国际法视角下的对外流文物返还问题的若干思考——以埃尔金大理石雕刻为例

外流文物返还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文物原属国除了要坚持“有权利索还历史上非法流失文物”的严正立场外,还应该积极联合其他主要的文物流失国共同行动,充分运用外交与法律手段,利用道德与国际舆论力量,政府部门与民间政治互相配合,大力发展本国经济、文化等事业,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追回非法流失国外的文物。     

文物捐赠的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的文物蕴藏丰富,但其中很多流落民间.文物捐赠不仅有利于对民间收藏文物的保护,而且能够使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不断充实其馆藏、优化藏品结构.然而,由于捐赠对象的特殊性,文物捐赠有别于一般的捐赠,如果仅仅按照《合同法》有关赠与的规定进行处理,不仅有违文物保护的目的,也不能有效调动民众捐赠文物的积极性.因此,应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切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文物捐赠制度,进一步简化捐赠程序.对捐赠人,要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优惠,充分调动捐赠的积极性;而对受赠人,则要建立全方位监督机制,切实维护捐赠人的合法权益,从而引导文物捐赠朝着有利于文物保护的目标健康发展.     

论合同无效后返还的请求权基础

就合同无效后返还的请求权基础而言,司法实践中多直接适用《民法典》第157条第1句,而学界多认为根据不同的返还内容,分别确定为返还原物请求权或者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合同无效后的返还起因于当事人对于无效合同之履行,当事人的返还请求权基础不应取决于返还客体。《民法典》第157条第1句之规定完全可以视为独立的合同无效后的返还请求权。合同无效后,已提供给付一方享有返还请求权。返还内容是当事人为履行合同约定而提供的给付,是否应当排除返还请求权以及具体的返还客体均可以根据合同内容与履行程度加以确定。合同无效后的返还请求权作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还需要处理与返还原物请求权以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在适用和竞合方面的关系。     

文化财产返还国际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构建

文化财产返还国际争议起因不同、种类多样,且往往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甚至人类共同利益,因此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文化财产返还国际争议焦点是文化财产原始所有人与善意购买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应根据争议的起因及具体类型选择恰当的纠纷解决机制。只有诉诸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才能有效化解文化财产返还国际争议。     

姑息养奸与同仇敌忾 ——二战时期苏日关系的发展和变化

1931-1945年,横跨整个二战时期的苏日关系是复杂多变的.随着战略态势的变化,双方的外交主动权发生同步转移,致使双方关系发生相应变化,即由二战初始阶段日本对苏"求和"政策的"待价而沽"、经过日苏双方的"和平相处"、转入二战后期战略态势发生根本转折后苏联对日本"明送秋波"的断然拒绝.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世界发展模式的转换

以中国为主要参战国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伟大的正义战争,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20世纪世界历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和平与发展的战后时代。二战摧毁了法西斯战争势力,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促进了殖民体系的崩溃、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与改革,为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开辟了道路,使人类社会出现了以平等与依存求发展的新模式,取代了以征服与掠夺求发展的旧模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战后人类社会经济的空前进步与繁荣。     

论巴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西加入到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源源不断地供应盟军战略物资,派兵作战,积极配合盟军的军事行动,从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贡献出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铺平了道路。     

普鲁士精神、法西斯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普鲁士精神混合了爱国主义、军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等思想,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根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欧洲经济凋敝、人民失业、社会动乱,西欧人民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感到失望,但又害怕俄国社会主义的传播,因此寻求一种新的思想。于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法西斯主义有机可乘,迅速传播,成为欧洲的一种有影响的社会思潮。欧洲各主要国家都成立了法西斯政党,法西斯主义一时十分猖獗。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充满危机、人民处于彷徨和绝望之中,求助于历史文化传统,包括神化、迷信普鲁士精神。希特勒把普鲁士精神发展为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大行其道。而欧洲人民并没有认识到德国法西斯主义行将对世界和平造成的危害,对希特勒纳粹党领导的德国采取了绥靖政策。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崛起,使德国被压抑已久的、潜在的德国军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能量被释放出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直接原因。     

从《中立法》到《租借法》——二战时期美国军火贸易政策探析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中立法和40年代的租借法是美国的战时外交政策,同时也是关国的战时军火贸易政策.在中立法和租借法的政策框架下,美国的战时军火贸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国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军火生产和军火贸易的头号大国.     

从战争经济学看二战历史转折点

我国的历史研究中,习惯上将前苏联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当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但从影响战局的最重要的因素-政治经济实力对比看,珍珠港事件更应当作为二战历史的转折点来看待.     

论教育对二战后日本经济崛起的促进作用

二战后,日本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但不到30年,就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大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教育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优秀人才.     

罗斯福总统与美国二战期间对香港政策的演变

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罗斯福总统出于战争和战后全球战略的考虑 ,提出“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 ,以促使中国全力进行战争和战后协助维护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和地位。为此 ,罗斯福总统逐步形成支持战后香港主权归还中国的政策 ,并为实现这一政策在战争的各阶段在多层次与中国和英国进行多次外交努力。对此 ,中国的蒋介石政府曾寄予巨大希望。由于英国坚持维护自己的殖民主义利益 ,加上罗斯福总统战争结束前夕的逝世 ,尤其是由于美苏对抗的国际格局的出现 ,美国政府自己改变了这一政策 ,致使战争结束时英国重新占据香港     

欧洲安全与二战后德国问题的长期化

二战后,美苏主导的雅尔塔体系代替了凡尔赛体系,欧洲安全局势发生巨大变化.虽然美苏等国占领和分裂德国消除了长期以来德国对欧洲乃至世界的安全威胁,但是,争夺德国的矛盾使美苏等国走向了危险的军事集团对峙,而两大阵营的全面冷战又使得德国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通过将两德分别拉入各自阵营,美苏完成了对欧洲势力范围的划分,新的力量均势的建立有利于欧洲安全局势的稳定,但成为欧洲安全平衡中心却使德国的分裂长期化.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看人类交往

战争是最高的暴力交往形式,也是人类交往和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人类社会空前规模的交往,世界各地的反法西斯力量组成了世界性的战时同盟,不同类型、社会制度和意识 形态的国家为打败法西斯紧密合作;战时的科技发展和人才争夺是人类文化交往的一种现象,战争催生的第 三次科技革命在短时间内使世界面貌和人类社会发生革命性变革;二战的客观后果之一是,世界越来越成为 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人类交往迈入全球化时代。战争的残酷性也警示后人,避免战争、走和平与发展之路才 是人类交往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