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媒介与政治——论20世纪40年代《思想与时代》月刊社关于建都之争

20世纪40年代,<思想与时代>月刊社关于建都问题的讨论,主要在历史学家钱穆、贺昌群和人文地理学家张其昀、沙学浚等人之间展开,他们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未来中国的发展走向,而谋全国均衡发展则是学人的共识.这场论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学理性质的讨论,但由于<思想与时代>及其同人的特殊地位以及战后的政治环境,又赋予论争以学术之外的含义.其问亦彰显学术与政治之间一定程度的互渗与互动.     

解构与重构：邓小平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双重变奏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文革”结束后,厘清毛泽东晚年意识形态遗产,解构“文革”意识形态、重构新型意识形态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摆脱社会危机、开创崭新局面的关键抉择。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创新精神在解构与重构的双重变奏中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替代性转换,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价值取向、精神引领和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种形态及其历史命运(英文)

马克思哲学分析和解决的“总问题”,是资本占有劳动与无产阶级的解放。马克思哲学在探索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大众形态、学术形态和政治形态三种有机统一的基本形态。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以后的发展史中,却呈现出不同的演变和命运。马克思哲学的三种基本形态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可概括为：大众形态得以倡导,但尚未完全实现;学术形态强劲,但疏离政治和大众的倾向较为明显;政治形态突出,但需进一步得到学理支持和大众认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廓清马克思哲学的完整结构,而且要营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以推动其大众形态、学术形态与政治形态的良性互动。     

哲学视野中的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不能单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必须注重人的非理性方面的研究,将学理与现实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要看到经济学理论的价值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从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方面综合研究经济和经济学问题.     

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当前,面对我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和新挑战,要有效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必须着重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主导性与社会思想多样性,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理想化和世俗化,意识形态发展中的继承、借鉴与创新,意识形态建设与宣传中的辩护与批判、泛化与淡化,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与思想认识问题等几个方面的重大关系。     

政治设计: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新视点--读《政治设计研究--对一种历史政治现象之解读》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昭示人们 :努力改善政治生活是人类必须不懈追求的基本目标。政治设计就是人类为解决政治社会中所面临的难题或优化社会建构而做出的政治努力。由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秦德君博士 33.9万字的学术论著《政治设计研究———对一种历史政治现象之解读》 ,对政治设计这一社会历史现象做了相当深入、系统的研究 ,是迄今所见到的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 ,填补了这一学术领域的空白 ,开创了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新视点。其学术意义在于 :1.从政治学角度解读政治设计 ,梳理和归纳出政治设计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类型 ,…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的历史进程、重大成就和基本经验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准防控意识形态风险和挑战，就意识形态领域许多重大问题作出针对性部署，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在话语权威、话语基础、话语叙事、话语阵地、话语标识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推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主要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五位一体”的整体建设，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坚持创新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推进意识形态话语创新；坚持话语批判与话语建构的有机统一，引领意识形态话语走向。     

论多利莫尔文化批评的"文本间性"特征

乔纳森·多利莫尔是当代英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思想史家和社会学家,作为英国"文化唯物论"的重要开创者和积极实践者,多利莫尔在当代西方人文学术领域和左派政治领域占有重要地位.他强调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权力、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多重复杂关系,从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这也鲜明地体现了其文学批评的"文本间性"特征,并对我们当前的文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启发意义.     

域名与商标权利冲突问题研究

域名从互联网研究和学术领域逐渐走向商业化领域,域名与商标在标识性、排他性等方面具有一些共同点,与此同时,两者的冲突也与日俱增,域名到底是不是一种权利,是什么性质的权利,这都是我们在解决域名与商标冲突过程当中应当明了的问题。     

从现代化到全球化--史学研究背景话语的转化

20世纪 5 0年代以来 ,西方现代化研究的兴起、鼎盛及其转向全球化 ,在研究范式与学理建构上很有学术创新意义。 5 0年代 ,现代化研究的方法论主要是结构功能主义的 ,研究取向以欧美为参照系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问题。 80年代 ,现代化研究被现代性研究所取代 ,研究取向由发展转向发达即西方社会自身。 90年代以来 ,以全球化为载体 ,把西方世界作为普世模式要求发展中国家向其看齐的全球化研究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主流话语 ,全球化研究遂成西方现代化研究的后续整合形态     

时代需要给人以希望的哲学——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国际社会日益受到重视,在中国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中外学者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中,从“生态危机、生态文明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建设性与过程哲学的理论研究”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不同学科的契合”三个方面展开了细致的讨论,不仅深化了中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也推进了中外学者在这一领域的学术交流,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已成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发展的重要资源。     

Family Characteristics and Traumatic Consequences Associated with the Duration and Frequency of Sexual Assault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rauma associated with the duration and frequency of sexual assault on child survivors in the state of Sabah, Malaysia. Eighty children who reported sexual assault through a one stop crisis centre in an urban hospital were studied. The main research instrument used was adapted from the trauma symptoms checklist for childre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ymptoms of trauma of victims according to the frequency of sexual assault, but not according to its duration. Social workers need both to understand and to take note of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variables of family characteristics, frequency of sexual assault and trauma effects on the victims in their intervention work with child sexual assault survivors who report having been abuse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are discussed in the context of providing crisis intervention by social workers in Malaysia for child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合法性的时空转换:以南方市福街草根民间商会为例

合法性理论涉及民间社会合法律性和政府权威合法性两方面。在“依法治国”的法治时代,地方政府愿意并能认同“非法”状态的福街草根民间商会的原因值得探讨。一方面正义原则是福街草根民间商会的合法基础,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业已认识到自身权威的合法性危机并试图走出危机。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暂时悬置相关法规,在互动中互补自身的合法性不足,使“非法”与合法语境在法治框架中有效自如地进行时空转换,地方政府权威与民间社会权利在重建社会秩序中因此能够相得益彰、和谐共处。     

Management of HIV/AIDS in the Australian federal system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se the effect of the federal structure on public health policy in a crisis situation. Federalism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s of the Australian political system shaping AIDS policy because it has created problems with the coordination of policies and has limited the Commonwealth's capacity to introduce a coherent national monitoring, education, protection, testing and legal framework. My main point is that in the situation of crisis, there is a tendency to rely on the political will of the centre. The political will of the federal health department, subsumed by conflicts and difficulties, has not lasted long enough to construct a new, more uniform structure (a uniform surveillance, legal and health acts framework).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while political intervention and political will cannot be overestimated as means of overcoming organizational rigidities in an emergency situation, the need for a framework conducive to rapid and coordinated responses is obvious. The lesson from the AIDS epidemic points to the need for more uniform public health legislation, for more uniform system of recording data on HIV and for more uniform civil liberties legislation.     

国家与祖国:涂尔干论政治社会的两个面向

1905年国家与教会分离法案确定了国家的世俗性质,保障个人的良知自由。不过,法案也内含潜在的危机：良知自由与世俗国家之间的紧张。一方面,共和体制为良知自由转化为个人政治权利提供了合法途径,进而挑战国家权威。另一方面,个人与共和国之间的感情越来越疏远。涂尔干判断,危机根植于法国的政治传统,特别是“1789年原则”。不同于契约论和教权主义,涂尔干提出国家与祖国是政治社会的两个面向,个人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对应的两种伦理,符合有机团结与机械团结的特征。人格崇拜是国家和个人所共享的,国家是社会的大脑,拥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祖国是现存的最大的实体,爱国主义是集体意识,人们不能为了理念上的无形的祖国,而与同胞为敌。     

村民自治与国家政权建设

2 0世纪初以来 ,国家政权建设就是我国现代化的一项主要内容。在前半个世纪 ,由于不能消除赢利型经纪体制 ,各种国家政权试图进入乡村社会的努力都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新政权成立以后 ,国家通过人民公社体制将国家政权直接深入到乡村社会之中 ,实现了政治的一体化 ,虽然摧毁了旧的经纪体制 ,但也毁坏了乡村社会传统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村民自治则是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重建的一种方式 ,通过它国家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整合。     

战后美国南部"文化危机"问题

美国有史以来,其南部一直是一个亚文化区域,走过了一条与其他地区十分不同的发展道路,有着自身独特的保守主义文化传统。二战以后,南部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迁,其经济模式、政治运作乃至种族关系等方面都逐渐与美国主流社会趋同,于是,"多元文化主义"中的南部"文化危机"问题成为美国学术界论争的对象。事实上,南部文化并没有随着南部政治和经济的巨大变革而出现危机。实质上它是论争各方在文化的概念上存在分歧、中产阶级理论的误用和美国当下保守主义思潮的巨大影响所致。美国南部文化特征依然鲜明。     

试论城市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

跨学科研究是城市社会学学科建构的重要途径。由于城市社会的多系统性,学科划分的局限性和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取向,城市社会学自诞生起,经历了芝加哥学派的生态学研究,新城市社会学的政治经济学思考,以及当下多学科综合的微观研究。城市社会学依据跨学科研究特定的方法和路径,知识存量不断丰富,交叉学科得到发展,学科结构日趋完善。展望城市社会学未来的发展,将有更多的学科被整合进来,城市社会学的学科框架会更加丰富和复杂。     

友谊的可能性——一种自我认同与社会团结的机制

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自我认同与社会团结的传统支持机制已经失去了固有魅力,其危机已然成为现代性境况下紧迫的本体性安全问题。对友谊的现象学构造和社会学结构进行探究可知：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友谊之“真正的”自爱基础、意义价值的自我生产与衡量体系、主体存在性地位的自我认识与确证的主体间性构造,是社会行动者达至“与自我一致”从而实现“自我认同”的实在性条件;另一方面,友谊关系主体之间的共享恳谈、他我意向性态度、行动自律与道德自觉,则是社会行动者达至“与他者一致”从而实现“社会团结”的有效机制。然而,由于工具理性的强化、资本逻辑的宰制以及人类自身行为方式的异化,使得人们对友谊的建构几乎完全沦落为私领域的个人事务。笔者认为,现代性的友谊要重新恢复其作为自我认同与社会团结之重要机制的角色,既有必要启动人类心灵解放的第二次远航;还有必要对促进友谊之社会性伦理品格的提升加大政治性的集体投入。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的现状

哲学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走向的探讨中形成了基本共识 :即融会“中西马” ,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综合创新。因此 ,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尤其是与中国儒学关系的现状就显得更为重要。如果说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曾经就某些具体内容或方面产生过碰撞、比较、对峙、融通的话 ,进入 2 0世纪 90年代后半叶 ,这种对话从背景、前提、方法到预设的结果都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其中 ,研究背景的变化就是功能论的被悬置与学理论的确立 ,即从意识形态的争论过渡到了学术的争论。研究思路与方法则显示出两大特点 :前提假设与话语膨胀。应当说 ,这些问题都关涉到马克思主义本身和儒学本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