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离与追逐:中国大陆的新时期纯文学

作为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的文学,在当代中国被严重地意识形态化,一种源于二十年代、进入新中国以后愈演愈烈的激进主义社会思潮,胁迫、驱使也抬举着文学充当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主义社会实践的宣言书和辩护词.文学乃成为一种先验的镜像,给了乌托邦政治以虚幻的信心,鼓舞着后者高蹈在反现实的革命高调中.文学被一向重视舆论作用的革命主体高度重视,其宣传功能被大力强调,它的另一面就审是美本性的不断丧失,终至沦为革命功利主义的仆役.这种革命功利主义文学,在“文革”中达到了巅峰也走入了绝境.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乌托邦文学现象

随着时代社会的演变,到了今天,"乌托邦"本身的内涵已有了更大的拓展与丰富.乌托邦现象不仅在中国文学里有其独特的一席之地,在欧洲文学中也是不胜枚举,而处于东西交流、多元文化语境中世界文学的乌托邦现象更是异彩纷呈.中西文学的乌托邦现象虽存在着共同之处,但其表现特征却是大异其趣的.     

世界文学中的乌托邦现象论析

随着时代社会的演变,到了今天,"乌托邦"本身的内涵已有了更大的拓展与丰富.乌托邦现象不仅在中国文学里有其独特的一席之地,在欧洲文学中也是不胜枚举,而处于东西交流、多元文化语境中世界文学的乌托邦现象更是异彩纷呈.中西文学的乌托邦现象虽存在着共同之处,但其表现特征却是大异其趣的.     

乌托邦:世俗理念与中国传统

乌托邦的意愿不仅在空间上普遍存在,而且在时间上也持续不断.在西方哲学、文学和政治理论中,一直有一个想象最美好社会的丰富传统.鸟托邦是人在现世、在人间建造的理想社会,而不是关于灵魂与天国的幻想.儒家影响下的传统中国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中世纪欧洲的世俗文化模式.中国这种往古的乐园并非由原罪而丧失.也没有宗教的含义.中国虽然在西方传统之外提供了另一种乌托邦观念,但并未形成一个乌托邦文学的传统.乌托邦尽管有文学虚构的形式,更重要的特点却在于其寓意和内容.在政治理论和社会生活实践中,中国文化传统有许多因素具有乌托邦思想的特点.     

走向"审美乌托邦":现代中国的纯文学思潮

"纯文学"意识的确立在现代中国经历了萌芽、发展和调整综合三个阶段,对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批判是其一以贯之的目的,但纯文学思潮在不同阶段仍然显示了对于审美和文学理想的不同理解.经过不断的自我反思,纯文学思潮最终把自己的文学追求定位于"审美乌托邦",既坚持了文学相对于现实功利的独立性,也保证了文学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和精神追求的严肃性.纯文学思潮丰富了现代创作关于文学的理解,也促进了创作的繁荣,但由于理论的缺陷和时代的限制,现代中国的纯文学思潮仍然是一种不完善和未完成的理论.     

文学与乌托邦

本文以乌托邦情结为切入点,分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条发展线路,即由现代文学的虚构乌托邦到当代文学的践行乌托邦,再到上世纪90年代的乌托邦破灭。乌托邦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种虚幻但又需要的情感,而不是一种价值和道德,更不是一种理性。不少文人也在这种乌托邦的虚构和践行中得到了心理补偿和情感慰藉,这是弱国子民在特殊历史境遇中的文学宿命。     

乡土乌托邦的建构与消解——解读文本中的湘西和商州

关于乌托邦的意义阐释，其表层更多意指人们所追求和渴望得到的一种与现实相对立的社会制度，以及在此制度支配之下的未来社会的生存图景，即完美无缺而又无法实现，只存在于乌有之乡的理想国度；而在引申的层面上，它则常常成为“理想”的同义词。由于极其漫长的农耕文明的制约，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想象，往往以乡土社会图景的呈现作为表现方式。然而，在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乡土乌托邦建构中也自然潜存着消解的倾向，典型如在沈从文、贾平凹分别关于湘西、商州的文学建构中，便不请自来地存在关于乡土乌托邦解构的对话。     

“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历史定位与文化心理分析

鸳蝴派小说是一种在民初共和语境下的追求个人感性解放的文学潮流,革命与言情对他们来说并不矛盾,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情爱乌托邦在共和时代具有了新的特色,那就是一种将情爱乌托邦付诸实践的诉求。爱情在鸳蝴派小说中具有一种超越性的精神意味,是作为精神信仰的替代物而出现的。鸳蝴派小说代表着一种审美主义的生存方式,它在文学史上的命运沉浮,与现代性文化的内在差异与张力有关。     

文学与美学功利主义

文学艺术和美学一向在对功利主义的超离和依附之间震荡。所谓“功利主义”即通常所说的“利益趋动”，这里“利益”的涵义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超物质的。在文学作品进入市场成为商品之前，文学的功利主义问题并不直接表现为物质的，而与文学作用于人们与社会的方式关联。这种作用方式即通常所说“文学的功能与作用”。文学与功利主义的关系就表现为怎样利用和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就人类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来看，由于文学对人们的精神方面的作用，作家所以才被看作为“灵魂的工程师”。对于阶级社会，由于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文学功利主义表现为…     

地域文学文化与地域性文学事功

文学功利主义在文学理论范畴一直是被否定的对象,但在文学文化建设,尤其是地域文化建设方面,文学功利主义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特别是在社会事功的建构之中,文学功利性的讲求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文学事功在社会意义上的展开,即形成了一个地域的文化建设的一定格局。一般而言,这种地域文化可以自然形成,但如果一定地域有一定的规划、奖励或其他措施有意形成,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文学事功的讲求在文学创作的理论方面是不值得提倡的,但在社会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意义上则应另眼看待。     

乌托邦文学与反乌托邦文学渊源之比较

乌托邦小说和反乌托邦小说是两种关系紧密的文学体裁,它们描写的都是秩序井然的社会,但乌托邦小说的作者是以热情的口吻,叙述对乌托邦的向往;而反乌托邦小说的作者则以冷漠的态度,表达对乌托邦的怀疑。本文通过对两种文学体裁产生和发展的渊源的比较,揭示了两种文学体裁内在的关系。     

类型与指向:新文学大众化分析

大众作为一种激进的力量在近代以来得到重视。他们是激进革命的主要参加者 ,因此就出现了一种大众化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激进的知识分子们认识到了这种情况 ,于是也掀起了文学大众化运动 ,以期为社会革命服务。在中国先后出现了三种文学大众化 ,即情感大众化、文化大众化和思想大众化     

作为“反方案”的反乌托邦文学

乌托邦文学创作的主题经历了从古典反乌托邦小说的理想瞩望、近代乌托邦文学的未来社会方案设计到20世纪反乌托邦小说对现代性方案的反思和批判三个阶段。反乌托邦小说表达了对当代社会科技与政治领域严重弊害的深切反思和对未来社会恐怖图景的绝望与反叛。这种绝望与反叛并非对现代性价值理想以及"进步"观念的全然否定,而是以一种"反方案"的方式表达着作家们对未来的筹划,是人们热切期盼健全、合理的未来社会的乌托邦情结的另类形象表达。     

中国传统“乌托邦”的文化分析

中国传统“乌托邦”的文化分析王德明自从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一书传人中国后，人们就习惯用“乌托郭一词来泛指理想中的美好社会了，本文当然也不例外。只要有苦难和痛苦，人间就会不断地产生乌托邦。可以说，乌托邦是与人类社会相始终的。它反映着人类对美好社会的...     

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概念的意义生成与辩析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特殊关联,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两个概念在主流文学史的阐释框架内被不断追加与重写,导致概念内涵不断扩容与泛化。从原初内涵看来:"革命文学"指的是左联成立之前未被组织化的革命作家在当时社会情境下对革命的一种自觉、主动的文学反应;"左翼文学"指左联成立至解散这个期间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及其同路人作家反抗国民党政权文化围剿的文学实践。这样的界定既考虑到了革命文学提倡的阶段性、复杂性,又指出了左翼文学的质的规定性,同时将其与延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文革文学等概念区别开来。对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概念的厘定不仅是为了推进左翼文学研究,也试图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概念定位提供一种可行的思路。     

“普通”的微言大义——“文化革命”视域下的瞿秋白“普通话”思想

瞿秋白的"普通话"思想是其"文字革命"思想的核心和目标,浸透着"文化革命"的逻辑。瞿秋白的"普通话"思想建构了追求绝对语言平等权利的语言乌托邦,并把革命作为这一乌托邦的底色,而语言又成了生成革命主体、营造革命认同的战斗堡垒。在"文化革命"视域下辨识其"普通话"思想的微言大义,具有重要的中国现代思想史意义。     

乌托邦情结的消解——中国“后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一种精神向度及其文化品性

乌托邦作为一种人文主义的理想 ,是历代具有使命和责任感的作家的精神追求。本文拟就 80年代中期以来 ,中国文学领域出现的一种反乌托邦创作倾向 ,阐述文学作品在削弱和厌弃了精神性力量之后 ,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文化品性这一观点。其表现为 :深度意义的消失 ,历史意识被抹去 ,主体的跌落等。并指出 ,反乌托邦作品是以消解理想主义谜底的方式重设虚无的寓言。     

在中西古今之间--道家文化与现代审美文学观之中国化身份的取得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功利与审美文学观的对峙,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壁垒森严,功利主义文学创作中未必就缺乏审美所能给予主体的"愉快"或"快感";以追求"主观的合目的性"与"主观普遍性的快感"为满足的审美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审美的功利主义".中国现代审美文学观的形成基础是什么?中国现代审美文学观在哪一个层面上与功利文学观形成对峙?道家文化资源在现代审美文学观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多大作用以及在哪些层面作出了贡献?在"影响的焦虑"下借鉴西方审美文学观的本土性基础在哪里?审美文学观的东传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意误读"?本文对此作了探讨.     

乌托邦情绪的消解－中国“后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一种精神向度及其文化品性

乌托邦作为一种人文主义的思想,是历代具有愈来愈和责任感的作家的精神追求。本文拟就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领域出现的一种反乌托邦创作倾向,阐述文学作品在削弱和厌弃了精神性力量之后,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文化品性这一观点。其表现为“深度意义的消失,历史意识被抹去,主体的跌落等。并指出,反乌托邦作品是以清解理想主义谜底的方式重设虚无的寓言。     

“样板戏”文学的审美效应与乌托邦文化

作为文革文学的特殊形态 ,样板戏承载着“文化革命”的丰富信息 ,它在被动接受中隐现民间艺术的自由取向 ,在改编移置中回避文化革命的主导话语 (与走资派斗争 )。究其原因 ,除了意识形态对民间戏剧的借用和交错之外 ,还与国人普遍存在的乌托邦理想有关。在样板戏演出过程中 ,观众的政治狂热被空前地激发出来 ,与主流政治、编创人员一道融入到样板戏的教育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