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贝叶斯SDM模型的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收敛性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区域间贫富差距也日渐加大,在此背景下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是否收敛进行检验并探究其影响原因十分必要。基于一个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根据中国31个省市的1987—2013年数据,利用SDM模型和贝叶斯MCMC统计分析方法,研究城镇居民收入的收敛性问题,结果发现: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且在1987—2008年为发散、在2008—2013年以及1987—2013年为存在β收敛的变化趋势;物质资本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β收敛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人力资本对其具有反向促进作用,增加物质资本投入有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二者的不匹配可能是导致中国收入增长差距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和较快的增长。本文依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适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模型,专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探寻我国经济增长的特点,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出一些建议。一、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从理论上讲,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应包括以下各项: 1、物质资本物质资本指经济系统运行中实际投入的资本数     

中国经济增长的均衡路径分析

一、引言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还是新近兴起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都认为每个经济都各自有一个均衡增长路径 ,并且都将收敛于其自身的这一稳态路径 ;一个经济离其均衡增长路径越远 ,收敛的速度就越快。经济增长的这一条件收敛性质 ,近年来已引起了不少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的兴趣和关注 ,曼昆 (Ｎ .ＧｒｅｇｏｒｙＭａｎｋｉｗ)、罗默 (ＤａｖｉｄＲｏｍｅｒ)和韦尔 (ＤａｖｉｄＮ .Ｗｅｉｌ) ( 1 992 )曾用世界 98个国家和地区的截面数据对此条件收敛性质进行了实证研究 ,巴罗 (ＲｏｂｅｒｔＪ.Ｂａｒｒｏ)和萨拉伊马丁(ＸａｖｉｅｒＳａ…     

我国新古典增长模型的选择与分析——基于核算方法与技术中性假定下要素产出弹性约束的实证分析

一些学者质疑新古典增长理论用于分析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可行性,倾向于使用AK理论。而AK理论并不能解释劳动力投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占的稳定份额。本文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技术进步中性假定,用计量模型验证了我国1980-2004年间的经济增长不存在规模收益,且要素的产出弹性与核算结果相一致,说明应用新古典主义模型是可行的。     

农民工对经济增长贡献及成果分享的定量测量

摘　　要:农民工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大、成果分享小,这是社会上比较一致的看法。但贡献究竟有多大,成果的分享究竟有多小。不同的方法可能得到不同的结论。本文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基础上,创建了一个理论模型。该模型引进了一个变量。作为索洛余值的分解。内生化新古典模型中的技术进步因素,通过此模型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从而对农民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统计定量测量。得到了比较客观的结论。     

索罗模型下的产业结构分析框架 ——对我国及部分省区产业结构的实证分析

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存在一个稳态黄金储蓄率,在这一储蓄率下,社会消费(生活水平)达到最大化.黄金储蓄率的实现与否,可以作为产业结构分析的理论依据.用这样的分析框架对我国总体及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分析显示,全国的产业结构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例总体不足,资本报酬占其总产值的比例在全国地区间差异较大;北京由于2008奥运已使生产资料生产产业布局过高.     

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本效应——对中国高速增长区域的统计分析

近几十年来 ,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舒尔茨 (Ｓｃｈｕｌｔｓ,Ｔ .Ｗ .)在 1 960年就指出 ,“国民产出的增加一直比土地、人时和再生性物质资本的增加幅度大 ,人力资本投资很可能是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1] 。 2 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以来 ,国际上掀起了一股新增长理论研究的浪潮 ,使经济增长理论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发展。新增长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卢卡斯 (ＲｏｂｅｒｔＬｕｃａｓ ,1 988)和罗默 (ＰａｕｌＲｏｍｅｒ,1 990 )都把人力资本纳入经济增长模型[2 ] [3 ] ,强调人力资本在经济…     

“供给侧改革”视阈下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分析

文章以“供给侧改革”为切入点,选取2000-2015年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基本模型,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通过面板单位根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得到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并根据各要素的增长率和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出我国推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因素是资本投入,其次是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经济增长路径中稳定状态推移的政策模拟 ——基于拉姆齐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拉姆齐模型的动态分析框架，借助于对其中若干重要参数的分析，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稳定状态及其推移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利用研究结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进行了模拟。初步结论为：①中国经济增长路径中存在稳定状态且随其参变量的变化而移动；②此稳定状态可以通过政策优化参数而向后推移；③可调控参数分别为消费跨期替代弹性、人均消费增长率、资本份额、技术进步速率、社会平均折旧率、人口自然增长率。     

经济增长与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研究

一、引言在长期经济增长理论中 ,以索洛 旺斯为代表的外生增长理论认为 ,由于资本边际产品递减的作用 ,经济不会产生持续增长 ,经济会沿着鞍点路径达到稳态 ,稳态的经济增长只取决于外生不变的技术进步 ,财政政策在稳态对经济增长不起作用 ,只具有水平效应 ,政府只能在动态转移过程中起作用[1 ] [2 ] 。八十年代以罗默 (P .Romer,1986 ,1987,1990 )、卢卡斯 (Lucas ,1985 )、巴罗 (RobertJ .Bar ro ,1990 ,1992 )等为代表[3] ,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生产函数进行了修正 ,把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等变量内生化 ,从而使生产函数至少是…     

中国农村亲贫困增长测度及其分解

摘　　要:亲贫困增长主要是指能够使贫困群体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得到更多好处的经济增长。在讨论经济增长、不平等与贫困规模变动相关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种基于收入分布的亲贫困增长测度方法并用Shapley值法对之进行因素分解,并采用CHNS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能够自动缓解贫困,需要进一步采取瞄准式扶贫措施来解决的结论 。     

边疆地区农村贫困程度的测度与模拟分析——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

利用2000-2009年新疆农村收入分组数据,首先计算历年新疆农村FGT贫困指数,分析新疆农村贫困程度的变化情况;其次对新疆农村FGT贫困指数进行分解,探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线变动对新疆农村贫困程度的影响;最后模拟分析各个贫困指标对贫困线变动的敏感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新千年开始后新疆农村贫困程度变化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点,大体经历了大幅下降、平缓变动、小幅上扬三个阶段;FGT贫困指数分解后发现,各期影响因素作用不一,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最为明显,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或者恶化产生了不一样的减贫作用,贫困线上调最明显的效应是新疆农村贫困面扩大;模拟贫困线上调后发现各贫困指标对贫困线较小幅度的变动具有较高的敏感性。新疆农村的贫困问题比较复杂,最近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尤其是最贫困人口的境况需要获得更多的关注,基于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增长的益贫性评价——基于PEGR方法和微观数据的实证

基于2000-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微观数据,应用益贫式增长测度方法中唯一满足单调性公理的减贫等值增长率（PEGR）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益贫性进行系统评价。实证结果显示：中国经济表现出持续的减贫式增长特征,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大于收入分配改善的减贫效应;中国经济增长近期表现出相对益贫性,但仍不具有绝对益贫性。鉴此,结合中国实际,政府益贫式增长政策的关注重点应是改善收入分配的现状。     

教育改善贫困效应的地区异质性研究

教育对于增加收入、改善贫困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在目前多维贫困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情况下,本文在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两种贫困识别标准下,分析了教育改善贫困的效应在地区之间的异质性,考察了该效应是否受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根据分层LOGIT模型的估计,本文认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发挥教育改善收入贫困效应的重要舞台,对于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则不明显。本文得到的一个重要扶贫政策建议是要发挥教育改善贫困的效应,必须注重精准扶贫与发展地区经济相结合;但仅仅发展经济,不一定能保证教育对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减轻多维贫困需要更加重视公共产品供给和民生保证。     

中国居民收入分布专题实证研究——居民收入分布变迁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解

基于核密度估计方法,给出居民收入分布变迁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解的相对收入分布方法。使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的微观居民收入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居民收入分布及其变迁的特征、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居民收入分布变迁的速度与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相对应;经济增长因素是引起居民收入分布变迁的主要因素,在提高总体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加剧了居民收入分布的极化程度;收入分配因素对居民收入分布变迁的作用相对较弱,但有一定的减贫或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作用。     

收入与增长权衡:分权下地方政府努力方向研究

基于1999-2013年全国30省际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了财政分权深化下地方政府的努力方向。结果表明:在财政分权初期,地方政府因获得更多的资源支配权,其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出来,并极大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但随着财政分权进一步深化,其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逐渐减弱,而对地方财税增加的推进作用依然存在,地方政府的努力方向由此产生扭曲,稳定并提高地方财税增速成为其首要目标。建立合理的地方政府考核制度,完善财政分权制度,对于稳定地方经济增长速度,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     

中国居民家庭的主观贫困感受研究

主观贫困包含着大量客观贫困无法体现的信息,是客观贫困测度的一种有效补充。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半参数广义可加模型的主观贫困效应的测度方法,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的微观调研数据,对影响我国居民主观贫困感受的决定因素以及主、客观贫困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按照CSS数据中居民对自身经济地位的自我评价,将居民划定为主观贫困和非主观贫困两种状态;其次,为了更加灵活的捕捉连续变量的影响,利用所提方法对影响主观贫困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并对主、客观贫困测度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居民主观上的贫困感受不仅受到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家庭规模、人口结构、教育水平、资产积累、医疗支出、家庭遭遇困境事件、居住位置等因素均会显著改变主观贫困发生的概率。因而居民主观贫困的脱离不仅依赖于经济条件的改善,教育、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从政策上提高贫困人口应对困境的能力都对提升居民安全感和获得感具有重要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影响和效果

摘　　要: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引起了生产要素的大流动、大组合,对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不仅没有导致农业生产的萎缩,而且推动了传统农业改造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因此得到持续提高,农村贫困得到极大缓解,城乡二元结构向有利于城乡统筹的方向转化。另外,农村劳动力流动还支持了城市发展和宏观经济持续增长。因此,中国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为农民迁移进城创造条件,这是建设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城乡统筹的根本途径。     

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研究

 基于CHNS的八轮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本文使用贫困发生率和平方缺口指数对农村贫困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把贫困变动分解为长期贫困效应、脱贫效应和返贫效应。实证结论表明,虽然长期贫困发生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但是近期长期贫困的平方缺口指数表现出一定程度上升;脱贫效应是减少贫困的主要因素,返贫效应则是加剧贫困的诱因。此外,匿名性与非匿名性的增长率显示,匿名性低估了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增长率,从而高估了实际贫困。     

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多维贫困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推动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居民经济行为的影响巨大,因而也可能具有减贫作用。本文首次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通过克服内生性的工具变量估计,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然而,与预期不同,本文的初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了贫困发生的概率,也加深了多维贫困的程度,且影响逐年增大。不过,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能存在结构性问题:数字金融发展给能够接触到互联网的居民带来便利以及机会,挤占了未能接触到互联网的居民原先所可能获得的资源,这种数字鸿沟使得位于贫困线附近和贫困线以下的居民由于数字金融的发展而愈加贫困。观察背后机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主要导致了面临数字劣势的贫困居民失业概率的提升。因此,在推进数字金融发展的同时,应着力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可得性,尤其对于农村的贫困人口而言,积极应对数字经济对就业市场的挑战,引导其成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