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博弈论与非正式制度分析

进化博弈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新方法,它较好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及经典博弈论中理性假定和多重均衡的困难,正逐渐被应用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本文在阐释进化博弈论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它对非正式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作了粗浅的分析。     

论社会学制度研究的逻辑起点

作为经济学和政治学制度研究的逻辑起点“经济人”与“政治人”假定都有其不足之处，这就导致了经济学和政治学制度研究在某些方面的无效性。本文在扬弃“经济人”和“政治人”假定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学制度研究的逻辑起点——“制度人”假定，并以此为基点，试图解决传统社会学制度研究中社会制度的制约性与个人行为的自主性之间的“二元对立”困境，为制度社会学在当代的建构提供新的思路。     

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分析

本文从“有限理性”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定入手,对制度变迁及其类型进行周折的基础上,侧重分析了地方政府在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中的不同作用,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博弈论视角下的制度变迁研究方法

从博弈论的视角,制度变迁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非博弈论的研究方法和博弈论的研究方法。非博弈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新古典"理性—最大化—均衡"分析框架、演进主义(早期)的分析框架、权力分析框架和宏观动态的分析框架;博弈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传统博弈论和进化博弈论。由于博弈论的研究方法与制度分析有着天然的共性,因此该方法应是制度变迁的主流方法,其中传统博弈论更适合对诸如规范、契约和治理结构之类的正式制度安排的分析,而进化博弈论则对传统、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分析有着天然的优越性。     

理性经济人假定的制度规范性分析

从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假定出发,必然的逻辑结论是：无论生产是否社会化、产品的消费是否有可分性、排他性,建立在彻底的私有产权制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是最理想的社会经济制度。因此,理性经济人是一个具有明确制度规范意义的分析假定。但这不是一个合理的理论抽象,它难以说明人的需求的形成及其发展,以及它和社会历史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成为一个虽精致却又严重封闭的体系。     

论罗马法律制度的观念基础

罗马法律制度的连续性不仅由其理性本质所决定,而且深受罗马人传统观念的影响。罗马人的传统观念主要包括服从观念、平等观念、自由精神、民主观念、妥协理念等几方面,这些观念经过原始起源和理性培育的过程,形成一个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和复合性的整体。我们在罗马法律制度构建及其发展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罗马人传统观念的脉络,罗马人的传统观念与其理性法律制度就象“上帝精神”与“基督教”一样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因此,法律制度的构建理应关注观念之间的理性沟通。     

儒家“理性人”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边界的拓展

理性与人性存在密切的联系。儒家人性论的“性善论”决定了儒家的“理性”注重价值判断,是一种价值理性;基督教的“性恶论”决定了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理性”注重功利计算,是一种工具理性,具有自身的局限性。经济学的合约理论是建立在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基础之上的,但合约本身并不足以保证签约各方某项权利或义务的成立。为了保证合约中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执行,需要当事人之间进行沟通;同时,合约理论还必须假定一个道德原则的有效性,儒家“理性人”为经济学“理性人”假设提供了这个道德原则,也就是忠信原则,这就是儒家“理性人”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边界的拓展。     

欧·亨利小说叙事的“错位”艺术

欧·亨利的小说叙事呈现情感与理性、真实与假定、喜剧与悲剧的三重错位，这种错位使小说与现实拉开距离形成艺术张力，从表面上看它是一种错位，而在审美维度上小说达到了智、情、意的统一，这正是“欧·亨利手法”的艺术奥妙之所在。     

"经济人"、制度和制度伦理探微

尽管根据“经济人”理论假定 ,“经济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益主体 ,但在现实经济社会中 ,它必须受制于制度、在伦理道德领域必须受制于制度伦理的约束。制度是准则、规则的集合 ,制度伦理则是制度的道德性与道德的制度化相协调的一系列规范和规则的制度安排。道德建设的基本路径依赖是制度伦理建设     

非正式制度环境下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博弈分析——以晚清“甲申易枢”前后的“铁路修筑之争”为研究对象

本文尝试以博弈论所构建的理论体系为依据,将晚清“铁路修筑之争”纳入到非正式制度安排下的博弈情境中展开分析。作者认为,理性的博弈参与方都会倾向于利用本集团的优势来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就使得中国早期工业化问题上的博弈结果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     

内陆地区劳动力逆工资趋向流动的博弈分析

内陆地区劳动力逆工资趋向流动与“民工荒”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为了厘清该问题出现的内在机理,运用序贯博弈和嵌套博弈的相关理论,采用近20年来相关最低工资标准和平均工资水平的统计数据,结合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历史阶段性和制度性背景,经过两个阶段的博弈推导,认为现阶段和未来劳动力流动方向的纳什均衡首先取决于政府选择“改善”民生的政策成本与其收益的权衡,其次取决于劳动力对除工资之外其他因素的评价,后者是子博弈完美均衡的直接决定因素。     

博弈逻辑应用研究

博弈逻辑是博弈论和逻辑学相交叉的一个崭新领域,研究理性的主体互动行动中的推理过程,即研究博弈中的推理问题。目前对博弈逻辑的理论和应用研究都处于起步阶段。博弈逻辑在许多领域应用广泛,并已深入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从系统论的角度研究博弈逻辑的应用,以及＂有限理性＂条件下的博弈逻辑应用研究将是新的发展趋势。     

体悟哲学追求普遍理性的韵味———基于古希腊哲学家关于世界本原的论述简

在古希腊哲学中,最初具有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思想的哲学是阿那克西曼德提出的“无限者”学说,而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则奠定了哲学追求普遍理性的最初根基。另外,柏拉图的“理念论”、毕达哥拉斯的“数”,以及古希腊“原子论”学派的实体实在论也都具有哲学所追寻的普遍理性的韵味。     

基于博弈论的宏观经济政策动态非一致性研究

通过论述理性预期和动态非一致性理论在宏观经济博弈分析中的发展,分析了政府与公众的动态博弈过程及宏观经济政策在二者博弈后的结果,最后对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提出增强决策透明度,加强制度保障,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等有利于形成良好、准确的公众预期以及减少政策的动态非一致性的建议。     

谈朴趾源的文学理论内涵与创作实践

朴趾源作为朝鲜后期的文学大家,其文学思想历来备受研究者的重视。他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为＂真＂的本质论与＂法古创新＂的活法论,这两大内容是针对当时因＂模拟剽窃＂文风而造成创作＂毫无生机＂的问题,以及力图走出＂复古＂与＂创新＂两大理论相互诋訾的困境所提出的。然而,由于不遇的人生际遇等原因,使其走上＂以文为戏＂的创作道路,并最终使其文学理念与创作实践并不相符。尽管如此,朴趾源对文学的＂真情＂与＂自主＂的提倡,对朝鲜文坛摆脱＂复古＂的诟病产生了积极影响。     

后分析美学中的文化社会学转向——以“艺术界”和“艺术体制”理论为例

艺术定义问题是当代西方美学的焦点问题之一。滥觞于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分析美学围绕着艺术的界定和分类展开了论争。以魏茨为首的一批分析美学家认为艺术不可定义,而其后的后分析美学家则驳斥了这种不可定义论,其中丹托的“艺术界”理论和迪基的“艺术体制”理论（又称“惯例论”）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丹托指出了艺术品的共性是一种关系属性;迪基受丹托的启发,提出了“艺术体制”理论,将“体制”这一社会学要素引入“艺术界”理论中——关注艺术品资格在社会现实语境下是如何获得的问题。因此,丹托尤其是迪基的体制论标志着美学进一步脱离艺术品本体论的轨迹,向文化社会学转向。这一转向已成为当代关学不可回避的重要事件。     

博弈与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演变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是研究理性人之间互动的行为。一夫一妻制的形成即是社会成员间博弈的结果。然而博弈不会随一夫一妻制的建立而终止,当代的一夫一妻制不同于以往,它变得更有弹性。社会成员间的博弈还会继续,一夫一妻制的变化也还会继续。     

证券市场中噪声交易的“鹰鸽博弈”理论分析

噪声交易对投资尤其是证券投资具有重要的意义，论述了噪声交易的市场表现和基本特征，分析了“鹰鸽博弈”理论在噪声交易中的作用及其模型的建立，并论述了模型建立的结果及启示。     

协调：一种应对公共政策执行阻滞现象的理念——基于公共政策执行中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分析

现有研究所提出的消解公共政策执行阻滞现象的对策多为事后性对策，且偏于刚性方式。以博弈论为理论依据，通过建构传统策略下中央与地方的策略互动、“协调”作为中央策略下的策略互动、协调引入博弈最始端下的策略互动三个博弈模型，比较得出将协调引入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将有助于公共政策执行阻滞现象的减少和消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协调为理念构建的对策。     

试论晋商信用的历史制度分析模式

文章在对历史制度分析的产生、形成及其理论创新进行详细阐述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其博弈均衡的制度观、博弈论与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论特征,试图构建出一种适合晋商信用制度及其变迁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式,归纳晋商信用制度的演进轨迹,以期通过此方法的引入,推动晋商信用制度研究乃至整个晋商学取得新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