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轻武”与“尚武”看中日两国传统文化的差异

近代以前,中日两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性格不同,中国的统治者是文人,以“文”人仕立朝,以儒学作为封建统治的道德基础;日本的统治者是武士,以“武”扬名人仕,以武士道作为封建统治的道德基础。因此,“轻武”与“尚武”成为中日两国在传统文化上的一个重要差异。     

日本的武士文学——兼与中国武侠文学比较

武士题材的日本文学贯穿着日本武士掌握实权的各个历史时期,也包括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的平安时期,同时也包括废除武士身份制度之后的近代。文章从比较的角度分析了中日历史上“士”的概念的不同,并在此基础上对日本的武士文学与中国的武侠文学进行了比较。     

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论

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的发展是沿着两条线索:一是在理论层次上,出现了朱子学、阳明学、古学派等流派;二是在实践层次上,儒学被武士、町人等一般的社会阶层所接受。后者是理解江户时代日本儒学发展的关键。江户时代,儒学在发展的同时,面临着与国学和洋学的冲突和矛盾,德川幕府在学习、吸收儒学的过程中,获得了经验性的启发,利用儒学巩固自己的统治,再利用洋学中新的科学技术,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统治力量,使儒学和洋学在冲突中发展。     

两种"劝学",两条道路

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素有劝学传统,其要义为导人向善。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也著有《劝学篇》,但其意与儒学传统之劝学大相径庭,其要旨在宣扬权利,倡导自由、平等。比较福泽谕吉和与之同时代的张之洞之《劝学篇》,可以看出:正是对权利这一现代理性的核心价值的不同取向,决定了中日两国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不同历史路向。     

中国游侠与日本武士之文化差异

中国游侠与日本武士在精神气质和行事方式上有某些共同之处,但由于其社会地位,以及所属社会阶级、阶层不同,二者差异明显.文章通过阐述二者存在的历史背景,分析其本质的文化差异.     

日本近代儒学研究的新生代代表作——评《日本近代儒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对日本儒学研究,如果按照中国学界日本儒学研究者的学术辈分来划分,称朱谦之、刘及辰等是第一代日本思想研究者,王守华、王家骅、卞崇道等是第二代的话,作为年轻实力派的刘岳兵则属于第三代了。他的新著《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6月版,以下简称《儒学》),采取个案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阐述了儒学在1868年至1945年日本近代社会存在的形态及思想结构特征。《儒学》选取的五位思想家,除了中江兆民外,其他四位基本是鲜为人知的,至少在中国学界少有人知。该书所依据的原始材料也是在中国学界难以看到的,具有…     

日本儒学本土化历程及特色

从日本社会对儒学的认知和实践看,日本儒学可以划分为对中国儒学的全面接受和儒学本土化过程的两大阶段.随着汉字、汉文化的东进,儒学以大化改新为标志在日本得到全面认同和接受,在日本列岛上扎根并成为日本民族重要的精神财富;经过千余年的传播与发展,儒学不断地与本土文化融合,以朱子学的出现为标志,成功地完成了日本儒学本土化的过程,成为日本民族独特的文化,孕育了日本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     

儒学的生存困境与发展可能

一、儒学发展所面临的困境1、时代的发展使传统儒学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儒学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游魂”。儒学的产生与发展有赖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有赖于传统社会的制度与观念。可以说,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反过来讲,它的思想也主要在封建社会中起规范作用。但近代以来,尤其是西方文明进入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剧变,中国社会思想观念引发了深刻变化,原本在中国社会“人伦日用”中体现出来的儒家文化逐渐失去寄身之所。人身的极大自由使传统思想中的家族思想、家庭关系有了质的变化,对物质生…     

儒学“独尊”之原因新探

关于儒学为什么在先秦诸子之学中脱颖而出成为雄霸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多年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言说的空间依然较大。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没有引起论者的注意 :一是儒学是古代士人阶层社会角色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话语表征 ,因而最能代表士人阶层的意愿与利益 ;二是儒家一直扮演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中间人”或“调节者”的角色 ,故儒学最符合文化霸权形成的一般规律。     

东方各国的儒学现代化

<正> 一、儒学的时代课题和现代命运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对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儒学文化圈①国家共同的文化意识。但儒学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断面临着时代课题,正如蔡仁厚所说:“儒家‘时中’之义,正要随时变应;故儒家之学,亦永远有时代之问题必须面对,是即所谓‘时代性’之考量,或‘现代化’、之因应。”②各时代的儒学大师们不断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调整着儒学的内容,所以在中国,就有所谓儒学三期发展问题,国际社会中也有当代新儒学与中国大陆及港台的第三期儒学相呼应,由此而引发了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学的现代化,正说明现代人与儒学之间的动态的关系。     

晚清时期中日知识分子的西方观比较研究——以冯桂芬与左久间象山为例

冯桂芬和左久间象山所处时代相同,都是在儒家的文化熏陶中长大,都经历了各自的开国巨变,都为各自的国家命运和发展前途提出自己的主张。在对西方的认识过程中,两人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但由于中日两国文化背景和社会氛围的不同,在对西方的认识程度上又有许多不同之处,而这些不同点,恰恰构成了后来两国知识分子西方观的不同走向———中国知识分子坚持与发展"中体西用",参与洋务运动;日本知识分子则推崇"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参与倒幕维新运动。     

甲午战争对中日两国现代化及其道路的影响：1895～1949年

社会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的客观现象和历史潮流。在社会现代化的视野下,中日两国均属“晚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起点时,两国曾面临着同样的社会历史状况。但是,考察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中叶的历史,中日两国却走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其分界点就是1894年甲午战争。由于一衣带水的地理位置,在此后的现代化过程中,两国相互影响十分深刻。     

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上)

日本江户时代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作为"町人之哲学"、"道德性实践之实学",阐述"商人之道",提倡"正直"、"俭约"的经济伦理,对日本商品经济和社会职业伦理的发展具有独特的理论贡献,被视为类似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促发资本主义产生的"新教伦理".与此大抵同时,中国清初南方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和北方的"颜李学派"都提倡"实学",前者提出"工商皆本"、"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之说,后者讲求"习行经济"之学,主张"本宜重,末亦不可轻".然而,基于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差异,中日经济思想对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开展两者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弥补迄今世界经济思想史大抵无东亚等缺憾.     

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下)

日本江户时代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作为"町人之哲学"、"道德性实践之实学",阐述"商人之道",提倡"正直"、"俭约"的经济伦理,对日本商品经济和社会职业伦理的发展具有独特的理论贡献,被视为类似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促发资本主义产生的"新教伦理".与此大抵同时,中国清初南方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和北方的"颜李学派"都提倡"实学",前者提出"工商皆本"、"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之说,后者讲求"习行经济"之学,主张"本宜重,末亦不可轻".然而,基于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差异,中日经济思想对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开展两者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弥补迄今世界经济思想史大抵无东亚等缺憾.     

儒学与东北亚文化的深层思考

东北亚文化的最大公约数还是儒学文化。儒学在日本、韩国和朝鲜的历史上都曾在文化领域占居过主导地位,对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当今正像一位富有远见的韩国学者所讲的需要有更高的政治能力和文化方面的成熟程度,改变东北亚地区国与国之间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对峙,坚持"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建构一个共生共荣的共同体。     

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对日本之影响——侧重于江户前中期狭义的文化考察

德川幕府统制的江户时代的前中期,相当于明朝的最后40年至清朝的道光年间。由于日本国内统一的实现,幕府将军对文化事业的重视,藩国大名、藩儒和一般町民对汉学兴趣的渐增,从而将江户时代中国文化的影响推至空前高度。除了在儒学、史学、文学和本草学等具体领域的影响外,其深层作用则表现为给予日本武士地位至上的传统以儒家等级思想的内涵,从而促动了文武互补的日本近世文化的构建。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反思——以东亚模式为视角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一直是儒学研究中未解的难题。儒学似乎为近现代中国承载了过多的重负。其实 ,儒学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 ,之所以未能成为延续传统的活力源泉 ,其原因不能只从自身来找 ,还应着眼于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 ,与中国社会制度结构之间的历史交互作用过程。从社会大系统结构看 ,中国儒学有三个特点 :一是地域的原发性 (及与此相关的文化传承性 ) ,二是“大一统”的文化特性 ,三是文化整合性。中国近代 ,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有效领导 ,儒学也没能围绕现代化目标进行积极有选择的转换。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现代化步入正轨 ,儒学也再度恢复生机。总结历史经验 ,我们仍应对儒学保持认真反思的态度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魂灵形象比较研究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分别被称为中国和El本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两部作品中都有“魂灵”形象的出现,试图从《红楼梦》和《源氏物语》中发掘“魂灵”形象并加以比较。据此,总结出佛教对中日两国“魂灵”形象的塑造有着重影响。佛教在中国受到儒家思想的干预,在日本则带有浓重的神道教色彩,这是两部作品中“魂灵”形象出现差异的主原因。     

孔教运动的由来及其评价

孔教运动可上溯到维新时期。维新时期康有为、谭嗣同等所倡导的孔教运动是其整个社会改造工程即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基础性工程。它力图借助西方基督教的形式,完成儒学的宗教化过程,实现儒学向新形态的过渡,以期达到文化救亡(保教)的目的。民国时期康有为、陈焕章等所倡导的孔教运动是维新时期孔教运动的继续,但由于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造成儒家传统的断裂,此时的孔教运动已由文化救亡转向文化主位性的捍卫。孔教运动的领导人先欲借助光绪帝,后想依靠袁世凯、黎元洪等实现孔教国教化之梦,由此而染上了政治机会主义的污名,但孔教运动尊孔而不复古,它是儒学现代出路的一种尝试与努力。     

儒家思想的主体性特征及当代意义

儒家的内在超越指儒家能够通过道德使得人生具有超越性,强调道德能够提供价值信仰,它源于并集中反映了儒家思想的主体性特征。但是,儒家思想的主体性特征必须放到启蒙以来现代性背景下讨论才有意义。儒家的主体性既可对接现代性,建立现代社会政治制度,也可克服西方启蒙以来的出现价值虚无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等现象,还具有西方近代以来的“公民宗教”功能,这些都是儒家主体性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