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苏醒后的彷徨和奋起——彭平一《冲破思想的牢笼: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一书读后

彭平一的<冲破思想的牢笼--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一书对近代中国100余年启蒙思潮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根据其发展走向作了五个阶段的划分.该书始终把民主和科学的传播置于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主流位置,并揭示了中国近代启蒙和救亡互为表里,并辅并行的特点,反映了作者将对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遗憾转化为对现实的忧惠的抚今追昔初衷和良苦用心.     

李鸿章及淮系集团与近代纺织工业发展的关系

李鸿章及其淮系集团在近代机器纺织工业创办中,做了大量创始性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从三上《织布局折》到上海机器纺织局的草创和发展、焚毁和规复的过程,无不体现李鸿章对发展机器纺织的高瞻远瞩。李鸿章关于建设机器纺织工业而富国利民的思想,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纺织业技术由传统手工业向现代机器化大生产转型,并奠定了中国近代纺织工业发展必需的人才和资本基础,促进了近现代纺织基地建设,并由此影响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     

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文官制度的国家。工业革命的推进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文官制度;旧的官吏制度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和自由平等思想为建立英国近代文官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持;中国的科举制对其文官制度的建立起了借鉴作用。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促进了英国的发展,是对世界政治文明的又一重要贡献。     

赫尔巴特五段教授法在中国：引进、实践及反思

20世纪初,赫尔巴特五段教授法通过多种途径引进中国,因其理论的实用化及可操作性而适应清末新教育改革的需求,在教育界开展实践活动,到民国初年达到高潮。该教学方法及其理论促进了近代中国教学法的研究及实验,并有助于近代科学教学理论与制度的建立。     

中国教育近代化中的“人的全面发展”：从三育到五育的嬗变

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程中，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及杨贤江等有识之士通过学习、借鉴西方教育思想，改造、更新传统教育，提出的“三育”、“四育”、“五育”及“新五育”教育宗旨体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逐步深入的认识，深刻地反映了近代教育价值取向及精神层面的嬗变，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也能够为当今的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西方市政学对中国近代市政发展的影响

中国市政是城市大发展的产物,西学东渐促进了中国近代市政理论的形成。针对如何加强中国现代化城市管理这一问题,试从西方国家市政学理论对中国近代市政发展的影响,分析中国近代市政发展历史,以期对中国现代市政发展有所借鉴并推动中国市政理论研究的深入,不断适应中国现代化城市管理的需要。     

容闳与近代“西学东渐”

容闳是中国近代“西学东渐”，即将西方近代文明输入中国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早年留学美国，没有同时代中国人身上过重的传统包袱，所以能毫无顾忌地向中国引进西方文明。他提议并帮助洋务派建成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新式军事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建议并竭力促成了中国派出近代第一批公费留美学生，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生和发展。     

民主、自由与科学发展——以民国“国立中央研究院”为例

西方近代科学发展历史证明,民主和自由是科学发展的精神土壤。我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最高科学研究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也是本着学术自由和民主管理的基本原则,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谱写了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论晚清西学书目与近代科技传播

晚清时期,大量西方书籍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由此产生一批西学书目。这些书目著录大量近代自然科学书籍,并进行科学的学科分类,对于传播近代科技知识、促使近代中国人树立科学观念、促进近代中国科技教育与近代科学学科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促进了中国目录学的近代化。     

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业务的嬗变发展

本文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业务的嬗变过程 ,并把这个过程具体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 ( 190 5- 1919年 ) ,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业务的起始阶段 ;第二阶段( 1919- 1937年 ) ,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业务的初步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 ( 1937- 194 9年 ) ,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的继续发展阶段 ;第四阶段 ( 194 9- 1966年 ) ,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的飞速发展阶段 ;1976年以来 ,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发展的第五个阶段。同时 ,对上述五个阶段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发展的特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近代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安排与变迁

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开始了经济近代化的过程。近代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促进了技术进步和工商业的发展。但由于近代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安排与变迁不是自发地在传统社会内部完成的,因此,对近代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     

论中国近代艺术教育理念之嬗变

梁启超发起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为中国近代艺术教育理念的生成做了启蒙的开创性工作;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为近代艺术教育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蔡元培对美育的学制性倡导促进了近代艺术教育的普及;而以李叔同为代表的学堂艺术教育实践则充分融合了上述三者的艺术教育理念,深刻地影响着近代艺术教育思想的发展趋势.他们艺术教育思想的生成与嬗变也体现了中国近代艺术教育由功利性向"全人格觉悟,,的超功利性方向发展的规律,是中国艺术教育从古代走向现代的重要界碑.近代艺术教育理念的嬗变也为当代中国艺术教育的发展提供诸多借鉴.     

中国第三部门发展的政策建议

国际社会第三部门的兴起与发展,以及中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转型,迫切需要第三部门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基于对中国第三部门发展现状的分析,本文从五个方面提出了第三部门在中国发展的政策建议,指出促进第三部门的发展是社会各方的共同责任.     

民国时期私立职业学校述论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私立职业学校发轫于清末新政之后,至民国时期得以迅速发展,并成为近代职业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办学者教育理念的开放性、教学内容与方式的多元化和实用性以及生存基础的脆弱性等基本特点.民国时期私立职业学校对于促进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以及教育与社会经济的结合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从生产大国到消费大国的传导机制——兼论美国经验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大国,但还不是消费大国。理论研究表明,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传导机制有五个:第一,生产扩大导致居民收入上升从而促进消费;第二,生产扩大通过降低消费品价格促进消费;第三,生产扩大导致市场主体预期乐观从而形成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第四,生产扩大促进信贷发展进而促进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第五,生产扩大增加居民闲暇时间从而增加消费。美国经验表明,增加收入、降低消费品价格、提高消费者预期、增加新产品供给和增加居民闲暇时间是促进消费的主要因素,维持高消费率的主要因素是财富效应、消费者预期乐观和消费信贷的发展。需要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消费品价格、稳定居民预期以及完善金融服务,积极促进中国从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变。     

明代以降六百年间中国的人口流动──评《中国移民史》明清近代分卷

中国移民史）明清近代分卷（第五、第六两卷）围绕战乱、人口损失、移民浪潮这样的线索展开,重点求证本时期移民的数量和规模,描绘出了从明代到近代约六百年间移民分布的总图,可谓完成了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但分卷更值得称道的是在学术规范上为读者树立了一个范例：学术是一个批判、继承与积累的过程。背离规范的'研究'并无意义。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教育

戊戍变法运动的深远影响之一,是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其中以出版业和教育事业最突出。出版业以商务印书馆为首户,代表了这一时期出版业的发展方向,其贡献也最显著。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又和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本文仅就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关系,阐述商务印书馆在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中的历史作用。189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创办于上海江西路德昌里。1902年,商务印书馆始设编译所,蔡元培任所长。1903年,张元济接任编译所所长,确立以编辑新式学校教科书为主要业务,迎接中国近代教育的新潮流,从而使商务印书馆由单纯的印刷业发展为以出版业为主的出版印刷业,并迅速地发展成为首屈一指的中国近代大出版企业。     

郭嵩焘出使与中英关系略论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走出国门的驻外使臣。他出使英国成为亘古以来中外关系之大转变,是中国外交近代化的一个新起点。他提出了和平与平等的外交关系原则,并据此积极办理中英交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英关系的改善。使英期间,郭嵩焘对中英文化交流亦尽了他最大努力。因此,郭嵩焘出使在中国近代外交史和中英关系史上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论中国近代美术期刊与中外艺术设计交流

中国近代美术期刊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是介绍和传播现代艺术设计思想的重要阵地,在中外艺术设计交流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中国近代美术期刊一方面引进国外的艺术设计,另一方面也把中国的艺术设计向国外传播,在交流的过程中既促进了中国近代艺术设计的发展,也提高了中国艺术设计的国际地位。此外,鉴于其本身设计的形式感和画面感代表了现代设计的方向,于无形中促进了中国现代报刊的美学现代化,其自身的发展也成为中国现代设计发展的一个缩影。     

论晚清义赈的历史定位

晚清义赈对近代中国灾荒救济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强烈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救荒体制;使民间广泛地参与到灾荒救济中来;有力地促进了中外合作救灾新局面的形成,并最终促使中国近代赈灾体制得以初步确立。此外,它还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和参与社会公益救助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