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吕大临与“性与天道”问题

"性与天道"问题是宋代理学奠基者们所致力探讨的核心问题。在"性与天道"的探讨中,张载与吕大临以性善之性亦即仁义之性为中介将天道、天理与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联系起来,他们既视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为天道、天理的体现,以维护儒家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的必然性、普遍性、合理性;同时亦视儒家的价值原则和人伦规范出于人自身本具之仁义之性,从而使儒家伦理学不失为一种康德所说的自律伦理学。     

“性与天道”问题与宋明理学分系

"性与天道"问题是中国本体论哲学的基本思想资源,在孔孟以后却被儒家所丢弃。魏晋玄学家以对性与天道的新解走出了沉闷的汉代天人之辨。唐宋以后儒家的复兴实际上是"复性",理学家由复性开始了对性与天道的自觉体认。他们既接续了性与天道的源头,又因对复性的不同把握而开发出不同的本体范畴,推演出不同的理论体系。胡宏总结"五子"的"性"论和儒家传统的"尽性"要求,以"成性"解"尽性",并最终建立起区别于气学、道学(小理学)及后来的心学的性学理论系统,中国哲学发展由此有了整体的"理学"。     

从性与天道的关系看宋明儒学与先秦儒学之差异

先秦儒家认为性与天道之间存在张力,承认人和天的绝对界限,否认人可以通达无限和圆满。而宋明儒家则认为"天道性命相贯通",人可以通达无限和圆满。在这一点上,二者具有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的产生与佛学的影响分不开。宋明儒学的"通而为一"的思想表面上高扬了人的价值,但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在现实中也造成了"以理杀人"以及自我放纵的流弊。     

对《论语》“今之学者为人”的诠释与宋代儒学的内倾

从先秦到汉唐时期,众多学者都对"今之学者为人"一语进行了解释,且大多偏向从负面理解"为人",但具体解释又并不一致。到宋代,对"为人"的理解方面的歧异进一步加大。有的学者认为"为人"没有贬义,有的学者则把"为人"完全作贬义使用。南宋中期,朱熹进一步强化了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区分,将为人之学作为为己之学的对立面加以彻底否定。对"为人"诠释的这种变化,是宋代儒学内倾的反映。当时,众多儒家学者将理论思考的重心从社会政治实践领域转向内在的心性修养,因而,强调内在心性修养的"为己"之学受到格外的重视与强调,而"为人"作为"为己"的对立面,则逐渐被赋予了完全的负面色彩。     

“为世宗儒”：何基理学与文学思想论

何基是朱熹的再传弟子,是婺州金华朱学的开创者.他的"理"论、心性论、知行观、文学观等,虽然来源于朱熹,但是,何基的整个思想显得比朱熹简洁纯粹.特别重要的是,何基的重点是在践履上,即他的思想都是与他的实际道德生活实践相通的.何基以践履树立起榜样,这在儒学发展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道”的别样话语存在——论卫礼贤对《论语》“道”的语义解读和迻译

鉴于“道”所包含的“仁道”和“天道”意蕴在德语语境中的缺省和上世纪初德语读者对中国文化预知的缺乏,卫礼贤在翻译《论语》时,用诠释性的替换翻译,寻求“道”的“所指”与德语词汇符号“所指”的交汇,从而使无中国文化前见的德语读者根据自己的文化习惯理解“道”的意蕴.和而不同,译释并举,使“道”在德语语境中重现时,通过诠释性翻译,使这一符号的“所指”与“能指”在德语的语境中产生转移,同时保留了译文的异质文化的显著特征.卫礼贤对《论语》中“道”的迻译,体现了在创造与忠实、归化与异化间达到平衡的努力,也使“道”在德语语境中获得了一种独立的话语含义.     

荀子“天”论思想探析

荀子把"天"界定为自然意义上的存在,这种界定除了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天人相分外,还意味着天道相分.天道相分使天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巫祝色彩和道德价值意蕴,把人从掺杂了各种人为赋给价值的天中解放出来并成为价值的主体.然而道并没有从荀子思想中消失,而是转化为礼,对人性和社会发挥着道德调节作用.荀子的这种天论思想直接决定了其思想路径,决定着其性论和礼论思想的产生,并且预设了人之于自然、人性自身和社会的价值投射.     

《易传》、《礼记》的“天”与庄子的“天”之异同

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实质是"天道"与"人道"一致,即将宇宙的存在原理、运行规则与人的存在、道德规范视为一致。道家的天观与儒家不同。儒家的天人关系论是由天道推衍人事,借托天道作为人间秩序的依据;道家通过自然或天了解人,并且认为人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形成了中国哲学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中庸》之“诚”范畴考辨

孟子以善为性中本有之义讲“诚”,开创了论“诚”的源头。《荀子》从多方面规定“诚”的意义,发挥了“诚”是天道的思想;拓展了“诚”则能化的主题;以“诚”作为天地生万物的根据;首先以规律性理解“诚”和天道,以积极的人生观肯定人能参赞天地之化育,这些观念都为《中庸》所吸收。《吕氏春秋》对“诚”的解析发展了精诚感应的思想,也与《中庸》有亲缘关系。《中庸》看起来似乎有一个统一的主题,这一主题也与《荀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生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程明道“性”论研究

在北宋诸儒中,程颢"性"的学说极富有特色,它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朱子,而且本身就是湖湘学统的源头所在,形成宋明道学中颇具特色的一大传统.程颢在论性时,虽然借用告子"生之谓性"的说法,但实质上是将<中庸>之本然的"天命之性"涵摄"生之谓性"并赋予了它全新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程颢提出"性即气、气即性"这一命题,指出本然之性代表着一种性气未曾分离的更为原初的关系,进而他认为这种本然之性超越善恶,作为价值判断之善恶乃从本然之性中派生出来,非性之本身,从而为其工夫理论确立了本体的基础.     

《论语》和《庄子》中的颜回与子贡

在《论语》里,颜回与子贡都接触到了“性与天道”的问题,但为学之方和人生境界不同,颜回“尊德性”而子贡“道问学”。《庄子》全书抑子贡而扬颜回,对“性与天道”进行了深度阐释。在穷达生死的问题上,庄子肯定了孔颜乐处,但引入气化论而远离了儒家正命论。在人性和历史问题上,庄子反思了人类的异化,他重建人性的理想与儒家相似,但其人性预设及反性复情、无为而治的政治观与儒家的扩充四端说及伦理教化观又有明显不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践履式”教学模式的研究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明确指出,在新的形势下,各高等学校要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因此,如何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进行教学改革与实践,以适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双重要求,是摆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面前亟需探讨的重要课题,本文将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践履式＂的教学模式进行研究。     

池田宗教哲学思想的“慈悲”践履于现代社会的意义论析

当代世界是一个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社会,既有基于个人的爱好而产生的价值基准;也有基于社会体制产生的价值基准,还有根据“对生命的敬畏”而产生的价值基准;池田主张以“生命作为价值取向的基准”.池田以生命为价值的根本基准,他认为“人的生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这本身就是尊严.”在人类诸多的差异性中,生命是唯一的人类的共性,生命具有不可让渡的性质,“至高无上的价值”.而生命的范畴绝不仅指人的生命或生物的生命,它也包括宇宙生命.人类生命尊严的本体地位源自人是宇宙生命的一部分的客观事实.所以,创造价值亦是维护生命的尊严,从而实现人的生命同宇宙生命或“终极之存在”的融合.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创造价值之过程就是以慈悲精神为指导的“利他”实践.     

变动与天道:弥尔顿《失乐园》的巴罗克世界

弥尔顿研究界关注到《失乐园》在文体风格方面与巴罗克建筑、绘画等视觉艺术之间的诸多相近性,但对弥尔顿所宣称的史诗目的与史诗本身所隐含的巴罗克特征之间的内在关联却较少深入探究。《失乐园》采用复杂动态的拉丁化语言表现手法和悖论修辞手段,并通过构建神圣与邪恶之间的鲜明对比,以及宏大华丽的舞台场景,生成了一个以变动为主要表征的巴罗克世界。巴罗克世界不仅有力地凸显了理性、真实、善、公义等美德所具有的神圣性和永恒性,将史诗目的具体化,而且成为探索人、神关系的有效媒介。?更多还原     

《论语》诠释与儒学演进——以“攻乎异端”章的诠释史为例

《论语·为政》“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因首论“异端”而为传统儒者所重视。尤其是宋代以来,伴随着儒学的理论拓展和历史演进,“异端”相应地被众多学者赋予了他技、小道、诸子百家、佛老、异己者、两端等内涵,其疆界逐渐扩展,直至以“异端”指称与儒家正道相左的一切思想学术形态。透过历代学者的诠释,我们可以看到儒学演进的脉络与轨迹。同时,从历代儒者的诠释中还可以看到,此章所蕴含的儒学发展观念也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有的学者激烈地排斥“异端”,有的学者温和地对待“异端”,否定对“异端”的批判,甚至肯定“异端”存在的价值。在他们的诠释、阐发中蕴含了对儒学发展方式的不同思考。     

论文学的生殖性与承继性变异——以《哈姆雷特》与《若森与吉尔德之死》为例

文章以文学典律及其影响为出发,从哲学或然率的角度,解析和诠释了英国籍捷克当代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德的现代悲喜剧杰作<若森与吉尔德之死>,探讨了该剧与英国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的生殖性与承继性变异的关系,并从死亡姿态、死亡方式及其三段论等方面深入剖析了<若森与吉尔德之死>的方方面面,认为汤姆·斯托帕德的现代悲喜剧杰作<若森与吉尔德之死>是对莎士比亚古典悲剧<哈姆雷特>这一卓越想象艺术之作的戏剧性转换与荒诞性反思,并留下了从存在主义哲学范畴内进一步探讨戏剧死亡主题的历史持续性.     

《论语》之“论”音义考

《论语》书名的解释,长期以来众说不一。考辨发现:从语言和文学的角度看,"论语"之意宜理解为"至理之语"或"大道之语";就语音发展和文化的角度而言,"论"应该读平声。     

《论语》“温故而知新”章诠释与儒家师道的建构

师道是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论语》“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章是历代儒者阐发、建构师道的重要文本依托。自汉至清的经学家,透过字句诠解、文献互证、义理建构等方式对“温故而知新”章的内涵作出了诸多解读,从教学义、尊德义、治事义三种视角探讨师道,使“温故而知新”衍生为学问方法、成德工夫、政治殷鉴三种不同形态。相应地,“师”被诠解为学问之师、德性之师、治事之师。历代歧解虽建立于不同的学理预设之上,然皆旨在说明儒者何以为师,并因之以建构理想中的师道。     

《论语》及儒学的现代价值

《论语》的“仁政”思想是儒学的思想核心;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是《论语》的精髓,也是儒学的基本理论;《论语》中所展示的教育学说和方法是人类教育理论中最先彩的一页。     

论周敦颐之心性本体论对儒学宋代转型的意义

针对学术界对周敦颐评价的几个问题,审视周敦颐之前的儒家心性论是否有本体论的根基,对其哲学思想的主旨并与儒家的理论特点进行对比,进而分析周敦颐心性本体论思想的意义和作用。由此认为,周敦颐哲学虽继承了先秦儒家“性与天道”的思想,改变了被汉儒扭曲为政治至上的天人感应论,恢复了原始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内在道德联系。但他对儒学的贡献是技术性的,而非根本性的;是学术性的扬弃,不是政治性的转折。